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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浩:汤一介先生与后现代哲学思潮

更新时间:2021-08-28 15:31:14
作者: 杨浩  
而此个体之外的其他一切作为客体的一种截然对立二分。某个个体成为宇宙的中心,人类中的其他人也就都是为此个人提供服务的,以达成此个体的个人私欲。“人自我身心”的矛盾则是将自我所谓的精神作为主体,而身体则是为此精神所服务的奴仆。这三类矛盾是“主客”截然对立二分的由内及外的必然的推演。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数学中的1与0,逻辑中的真与假,《易经》中的阴与阳,哲学中的有与无等等。可以说二分的思维模式比三分、四分等其他模式具有更强的普遍性。究其原因,可能和人自身的身体结构等也有一定关系,人有两只手、两只脚、两只眼睛、两只耳朵等,更重要的是人的大脑大致可以分为左右半脑。如此的生理结构与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也密切相关,“是”字作为语言的普遍句型,连接的就是主语与宾语。而语言当中普遍存在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低、上与下、前与后等等二分判断。有些看似没有对立面的也都可以找到对立面,比如,理性与非理性,语言与默然等。然而将二分截然对立起来,片面地发展一个方面,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汤先生赞赏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克服“主客”截然二分的思维模式,也就从西方的“过程哲学”、“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中找到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同盟军与知音。汤先生指出:

  

   因此,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卷7,167页。)

  

   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旨在解构“主客”的截然二分,在哲学上强调相对性、多元性、非中心、反本质、多视角等,体现的更多的是“只破不立”的精神。而新兴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过程哲学”作为的其理论先驱,作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出现的,但其建设性的特征更能给人带来积极的态度与热切的希望。汤先生对之的关注远远超过解构性后现代主义。

  

   二、怀特海与过程哲学(有机哲学)

   汤先生曾经回忆接触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历程:

  

   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已经传入中国,但我听到怀德海的名字却是1986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会上。然而由于我的英语听力很差,对该主讲者所讲的内容一点也没听懂。“后现代主义”大约也是在80年代中期,我在游访欧美时才稍稍接触到,但那时的“后现代主义”主要目标是针对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解释。我稍多地关注怀德海和“后现代主义”是到21世纪了,这是因为出现了“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且有幸在2005年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约翰•科布有一次面谈,此后又认识了留美中国学者王治河和樊美筠。(卷8,210页。)

  

   这段回忆,值得注意的有几点:其一,汤先生听到怀特海的名字以及后现代主义虽然在八十年代,但是真正关注到二者,则是因为在新世纪接触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其二,汤先生对怀特海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无疑与他自己思考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密切相关。其三,汤先生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有直接的接触,不仅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 Jr.,1925-)有直接的对话,而且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王治河、樊美筠夫妇有直接的接触,并为二人所著的《第二次启蒙》作序。

  

   怀特海在其晚年的《科学与近代世界》、《过程与实在》、《思维方式》等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他自称的“有机哲学”或“过程哲学”。《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对近代科学背后的“科学唯物论”的宇宙观进行了批判,企图在欧洲的科学史中寻找自己新宇宙观的先驱思想。[7]他批评了哲学史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二分模式,明确地将其有机论的自然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分模式的科学唯物论的反面上。他指出科学唯物论的出发点是独立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实体:物质与精神,而他所赞赏的有机论的出发点“则是事物处在互相关联的共域中的体现过程。”[8]“事件才是实在事物的单位。”[9]有机论与机械论的自然观有很大不同。机械论将自然理解成无目的、无价值、无生命的物质系统,而有机论则要把握活生生的自然,自然的诸存在既是相互包容的,又是差别多样的,他们各自实现着各自的价值与目的。[10]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得到系统地阐述和发挥。有机哲学拒斥那种只有外在关系的“实体”一样的物质概念,怀特海认为这样的实体是空洞的,缺乏主体的直接性(subjective immediacy)。怀特海主张一种新的主体论,主体本身是在经验的发生中形成的。[11]有机哲学提出了相依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主张“所有活动性存在(actual entity)都在其他活动性存在内部”,怀特海指出:“在这种普遍的观点上,机体哲学似乎更接近于某些印度思想或中国思想的支脉,而不是更接近西亚或欧洲人的思想。前一种思想视过程为根本原理,而后一种思想则视事实为根本原理。”[12]因此,在有机哲学中,每个活动性存在与宇宙的所有存在具有确定的关系。[13]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它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过程,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正在于它的过程性,过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过程,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14]在《思维方式》的第三编“自然界与生命”中更是阐述出从“无生命的自然界”向“有生命的自然界”的自然观转变的必然性。[15]

  

   怀特海这种“有机整体观念”为汤先生所赞许,汤先生指出:

  

   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二元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他提倡的有机整体观念,正好为他提供了批判现代二元论(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础。(卷7,218页。)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为其理论先驱。由于怀特海哲学非常广博与丰富,所以对怀特海哲学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西方,除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创始人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David R. Griffin,1939-)外,大多数过程思想家和后现代思想家一直将怀特海视为典型的现代哲学家。[16]格里芬认为怀特海的哲学旨在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哲学义涵与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对二元论的拒斥融合起来,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而科布认为怀特海哲学的认识论拒斥感觉认知的至上性,本体论将物质实体代替为拥有固有价值与内在联系的事件,也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哲学特征。[17]

  

   汤先生对怀特海的理解是借助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解读的。汤先生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介绍的引文依据的是《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5日上登载的一篇基于一次国际会议内容介绍怀特海的文章——《怀特海:和谐回应东方》。这次会议是于2002年6月17日至20日在京举行的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和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价值哲学与过程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外方主席就是小约翰·科布与格里芬。《超越解构》一书中,有关怀特海一节为科布所撰写。在科布看来,怀特海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二分和片断歪曲了实在,万物实际上都是相互关联的。[18]科布指出“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和自然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与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一样是连续不断的。”[19]

  

   汤先生特别看重从怀特海思想中引申出的“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命题,将之与自己特别主张的“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类比。汤先生明确指出:

  

   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这样的命题,这个命题和“天人合一”思想都深刻地揭示了人和自然的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人必须像爱自己的生命那样爱护自然界。这个理念应该说同样有着重要的“普遍价值”的意义。(卷6,124页。)

  

   怀特海本人对中国的文化怀有一种仰慕之情。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他写道:“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20]小约翰·科布将有机哲学的相依性原理比作佛教的缘起或空性的概念。[21]田中裕则联想到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22]汤先生也指出怀特海的思想与《易经》的思想具有相似性,汤先生还指出:“根据怀德海的哲学,他们就提出一套宇宙观,叫做‘整体有机的宇宙观’,这和《易经》的思想有相同的地方。”(卷7,404页。)学术界即有专门学者对怀特海与《易经》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23]

  

   三、过程神学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对其思潮的追溯,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第一时期,是其哲学源头,霍桑(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及芝加哥学派是第二时期的发展,科布与格里芬则是第三时期的发展。霍桑发起的过程神学运动,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世界有别于正统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等神学派别的重要派别。[24]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讨论了上帝在形式世界(永恒客体)与时间性的生成世界之间的媒介作用,上帝是非时间性的活动性存在,而在《过程与实在》中上帝的这种特性被称为上帝的原始本性。[25]有限的时间性世界中的活动性发生与无限的具有永恒本性的上帝,都是活动性存在。[26]过程神学继承过程哲学认为全部现实都是过程的观点,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五种上帝的义涵。他们反对作为宇宙道德主义者(Cosmic Moralist)的上帝,反对作为不变的(Unchanging)、冷漠的(Passionless)绝对(Absolute)的上帝,反对作为控制力量(Controlling Power)的上帝,反对作为现状之维护者(Sanctioner of the Status Quo)的上帝,反对作为男性的上帝。[27]

  

   汤先生对霍桑的关注,虽了解到他作为基督教神学家、过程神学家的身份,更主要强调他要在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找到某种对话基础的观点:

  

   于是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就提出在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点,能否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些对话的基础。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artshorne)教授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卷7,11页。)

  

应该说,汤先生对霍桑的接触是近距离的。在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有一个专门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名为“现代社会中国哲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Worl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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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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