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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戈浩 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

更新时间:2021-08-28 11:09:12
作者: 章戈浩   张磊  

   摘要:媒介的"物质性"是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体世界、剖析文化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却长期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本文聚焦于当前正在发生的"物质性转向",梳理各种相关的理论源流和思想派别,在中国语境下对媒介物质性范畴做出界定,并讨论它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走向。本文认为,媒介物质性,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物性也由此重新显现。

   关键词:物质性; 媒介; 媒介研究; 文化分析; 传播学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170多年前的断言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真实, 从APP到云计算, 从虚拟现实到人工智能, 比特取代原子的数字化生存仿佛日渐实现, 周遭的一切加速化为虚无。然而无论是有形的基础设施, 还是无形的通信协议;无论是可见的接口界面, 还是隐形的平台算法, 都在提醒着我们, 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既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形构, 却不同过往地为种种并无实体却一样具备物质性质的事物所重构。物质性成为我们思考当下数字生活、考察媒体世界、剖析文化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却长期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

   自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 关于媒介的物质性研究开始激活一种新的学术想象力。物质性、身体感、后人类等概念成为热点词汇,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维兰·傅拉瑟、布鲁诺·拉图尔、唐娜·哈洛维、韩炳哲等涉足文化与技术哲学的学者名字被反复引用, 一系列围绕“物”而展开的经验研究也获得广泛关注。一场“物质性转向”正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的领域发生。

   那么, 媒介的物质性究竟激发了什么样的学术想象力?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否有边界?这一场转向将给数字时代带来什么, 是一个牢靠的理论基石, 还是一束神谕般的光亮?

  

   一、 “本来无一物”: 正在发生的物质性转向

  

   在文化研究领域, 2010年前后开始较为系统地谈到“物质性转向” (materialism turn) 或者“物质转向” (material turn) , 主要关注从历史维度考察传播、媒介与文化的基础设施 (Bennete & Joyce, 2010) 。

   2015年, Mukerji (2015) 以物质转向为题, 进行了理论梳理。同年, 《威斯敏斯特传播与文化学刊》组织了一期物质性专题, 将物质性概念引入当代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研究之中。编者John Hondros说:“在之前关于互联网这种科技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弥漫着一种二分法, 即互联网是一个非物质的‘赛博空间’、一个虚拟世界, 从而与物质世界割裂开来。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本专题邀请读者换一种视角来看互联网, 从‘物质转向’中获取灵感, 拒绝二分法, 回归一元论, 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观念整合起来。” (Hondros, 2015)

   的确, 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主流叙述中, 虽然技术与工具从未被放逐于视野之外, 但它与文化和符号形成了一组鲜明的二元对立, 由此形成了“媒介-物”与“人”的二元对立。从李普曼引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开始, 传播研究似乎就将实体和它的影子割裂开来, 长期把话语以及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作为分析对象, 并把传播效果放在核心。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曾经将媒介及其技术系统放在聚光灯下, 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述, 强调的还是人的主体位置。反过来说, 有没有可能“人是媒介的延伸”?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 二元对立也随着结构主义渗透到研究的基本面, 一切围绕文本的编码与解码展开。这一长期的走势, 也使得Graham Murdock批评说“物质性成为传播研究的盲点” (Murdock, 2018) 。

   实际上, 人与物在文化创造中的关系, 不是密不可分的吗?苏轼的《琴诗》说:“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就鲜明地指出了人与物的对立统一。①二元对立本身并不是谬误, 但过于侧重影子以及影子之中人的感受, 无疑使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本体论思考始终未能突破窠臼。数字时代来临, 作为物的媒介极大充裕, 然而“虚拟”的特性更加吸引目光, “赛博空间”成为柏拉图洞穴的具象化, 却又不被当作具象来对待。当我们沉浸在数字化迷思或大众化恐惧中时, 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脱离了现象学层面的存在, 从而使真正的关系被遮蔽。马丁·海德格尔谈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既指出了从符号、文本到科学史的建构功能, 又提醒我们, 自然的物性与人类的创造性须臾不可分离, 两者统一于时间性、历史性以及大地之上。我们是否可以发问:在数字时代一切赛博化、虚拟化、液态化的状态里, 人、符号、文化的经线与物、媒介、技术的纬线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意识到这一点, 物质性概念就成为穿透传播与媒介研究意识形态遮蔽的一道光亮。首先, 我们将突然意识到, 传播中的“物”是如此丰裕。以至于, 我们都很难统一概念。在英文中, 谈论物, 不同的学者可能使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术语, 时有重叠, 甚或对立, 还有时在多个概念或同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范围内游移。有人使用“material” (Ingold, 2012) , 有人使用“thing” (Miller, 1997) , 有人使用“object” (Harman, 2002) , 还有人使用stuff、matter、artifact等等, 不一而足。如果再加上各种前缀, 这个列表会更长。在中文里, 我们既可以使用“物”, 也可以使用“东西”“玩意儿”等更加口语化的词汇, 选择不同的词汇意味着视角的不同。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拆解法:“物—物质—物质性—物质性的”。例如, 智能手机是一个“物”, 构成它的金属、玻璃、塑料、陶瓷甚至硅、铝、锗、金、铜则是“物质”, 它有别于人或文化的物质属性是“物质性”, 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与实践过程因而成为“物质性的”, 包括手机应用等数码物、占据物质微粒而存在的电子文本和图片、持有或滑动手机的姿态等等, 无不浸染了物质性。因此, 我们倾向于用“物质性” (materiality) 这一抽象而外延广泛的概念来统领相关的讨论。

   此外, 我们也能意识到, 原来关于媒介物质性的既有文献同样丰裕。建立在各种理论的讨论之上, 我们可以试着对物质性的外延和内涵做一界定。

  

   二、 “物以群分”: 媒介物质性研究的理论源流

  

   来自不同学术传统、不同理论源流的学者, 对媒介物质性有不同解读。

   按Mukerji (2015) 的梳理, 物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有以下三种源流。最主要的传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包括年鉴学派、列斐伏尔, 包括英国的文化研究, 也包括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消费研究, 例如鲍德里亚的论述。不过, 他的归纳忽略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另外一个传统是福柯的思想。Mukerji认为福柯的全景监狱思想其实也是从物的视角出发的研究。同样, 他也忽略了受到福柯影响的德国媒介理论, 如基特勒等人的论述。Mukerji比较强调的一个传统, 来自于STS (科学与技术研究) 的研究路径。他认为, 一个关于认知论的最典型代表就是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这最早开启了物质性研究。受此视角的影响, 后人类主义开始兴起, 它研究物的能动性, 其中拉图尔的研究影响力最大。

   还有一个重要源流来自所谓“新物质主义”。1996年, 墨西哥裔美国哲学家Manuel DeLanda为这个词做了哲学定义, 他使用的术语是Neo Materialism (DeLanda, 2006) , 后来被Rosi Braidotti改为New Materialism。这一理论基于对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解读, 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后德勒兹主义。2010年, Diana Coole和Samantha Frost主编了《新物质主义:本体论、动力和政治》 (Coole & Frost, 2010) 一书。Delanda的新物质主义拒绝把过去视为一种简单的人类历史, 而是把自然的历史、任何活着的生物和物的历史纳入考察范围。Braidotti则提出了“身体”的面向, 她号召“思考穿透身体, 而非逃离身体”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and not in a flight away from it) , 从而挑战既有的边界和限制。对新物质主义的批评认为它并无新意, 早在1995年就有物质符号学、跨物质性这些名词, 新物质主义和它们有很多共通之处。总之, 冠以新物质主义之名的研究共享着三个特征, 一是在认识论上寻求理论阐释的可能性;二是在本体论上侧重物的本质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无论这种影响是潜在的还是显在的;三是从方法论上注重把各种物纳入学术分析的范畴。

   如果说后德勒兹主义衍生出了新物质主义, 那么还有一个哲学源流则受海德格尔启发, 那就是作为新海德格尔主义的“物向本体论”。1999年, Graham Harman提出了“以物为导向的哲学” (Object orientated philosophy) (Harman, 2002) , 后来由Levi Bryant改为“物向本体论” (Object oriented ontology) (Bryant et al., 2011) , 简称为“OOO”。OOO采用的概念是“物体/客体” (Object) , 延续了海德格尔的思想, 从而更强调“本质”色彩, 与之相比, 新物质主义来源于德勒兹和后结构主义, 所以更加反对本质化。两者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对人和人以外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上, 物向本体论强调人和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新物质主义则认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存在。

   总之, 推动着“物质性转向”的学术动力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以物为中心、以物为基础的哲学研究, 涵盖了从新海德格尔主义到后德勒兹主义的思想光谱, 凝结着知识社会学和STS的思想结晶, 其中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影响最广。第二个方面是以物为中心的心理分析, 它注重“物/客体”与人的关系, 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美学的视角, 侧重于感官和文化制品的物质特性, 与艺术、设计、文学有广泛联系。第四个方面是“具身”视角, 聚焦于人的身体, 包括性别化的身体、作为现象的身体、作为存在的身体。第五个方面是最“坚实”的层面, 它源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既有的物品和物质性进行研究。

林林总总的哲学思潮为媒介物质性提供了理论养料。在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疆域上, 德语文化理论家做出了直接发言。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Friedrich Kittler) 是一个节点性的人物, 他逆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 在麦克卢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以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重新建构文化技术与文化系统在历史中的意义。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一书中, 他开宗明义地说:“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 (Kittler, 1999, p.123) 作为声学系统的留声机、作为光学系统的电影和作为书写系统的打字机, 统一并改造了信息的存储、计算和传输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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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anzhi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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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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