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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平: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

更新时间:2021-08-27 12:17:23
作者: 吴世平  
选择主动向这位故旧靠近,借以谋求官职,实属合理。然而,该选择使他很快与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产生交集。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给事中石长信《铁路亟宜明定干枝办法》一折,打开了铁路干线国有化的闸门。35随之,盛宣怀主持拟定收回商办铁路的具体办法,郑孝胥亦参与其中。维新人士徐佛苏曾言及此事:“(清廷)尤欲收回全国省有商有之各铁路为国有,以统一交通,为中央集权之本位,并以素有交通经验之老官僚盛宣怀氏简为邮传部尚书。盛氏采郑孝胥之建议,拟收回粤汉铁路为国有。”36在时人的回忆中,郑孝胥俨然被视为铁路干线国有的参与者。然则值得关注之处在于,时论多以郑孝胥为草拟干路国有上谕者,如《神州日报》称:“闻最初宣布干路国有之上谕。即郑之手笔,当时无一人知者”,“盛宣怀之借款收路诸政策,皆系郑孝胥一人为之主谋,当时极其秘密,论者皆归狱于盛,而无一人知为郑者”。《天铎报》披露:“朝廷宣布实行其最初干路收回国有谕旨,闻即出郑氏之手。”37

   事实上,郑孝胥虽介入此事,但参与程度非常有限,据郑孝胥的日记,自5月1日至5月16日,他并未与盛宣怀谋面,在此期间,仅为盛的亲信李维格草拟过张洽铁路奏稿。38迄乎5月17日(四月十九日),两人方有接触:“盛宫保约往府学胡同,谈久之,代拟谕旨二道,饭讫乃去;又为拟收回商办铁路奏稿”,次日又有“送稿与盛”之记载。39由是观之,舆论所言之“拟定宣布干路国有之上谕”或是夸大郑孝胥介入其中的程度,因为上谕公布的时间在5月9日(四月十一日),斯时并无切实证据表明郑与清廷高层尤其是盛宣怀曾有磋商。而关于郑孝胥拟定上谕的报道,多出现于7月初,是时距离石长信奏折及干路国有化上谕颁布已近两月,郑孝胥正因其外债包工计划而遭舆论围攻,各大革命派背景的报刊于干路国有案发两月后突作此语,或有激于义愤而夸张之嫌。凡此种种,仅为郑孝胥参预路务之嚆矢。不久,局势丕变,铁路风潮蓬勃而生,其中川汉铁路风潮声势尤为浩大,郑孝胥亦被卷入时代洪流。

   川汉铁路长期以来处于自筹商办与外债包工的矛盾之中。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广总督张之洞便以“川汉铁路在川境者二千余里,半系大山,工费必需数千万,集款甚非易易”为由,密陈借英款以修建该路。40尔后,四川士绅成立川汉铁路公司,通过抽取租股的方式募集款项,然而该公司内部矛盾频出,工程进展缓慢,且出现驻沪总办施典章挪用公款的丑闻。正如石长信在奏折中所言:“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余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将川路租股之所入倒账,竟至数百万之多。”41凡此诸端皆为清政府收归国有提供口实。然而,问题在于各大干路之股本取之于民,倘议收归国有,必须对股东作出补偿。故是,铁路干线国有化甫经出台,各地股东皆扰攘不已,妥善应对铁路风潮业已成为清政府高层稳定局势之关键。

   为妥善处理各省铁路国有化事宜,盛宣怀极力访求人才,他致电瑞澂称:“长沙至宜章一段,路长工险,兼风潮未息,应付为难,虽想得有人,总不洽意,公能代为斟酌搜索堪当此任者数人见示,再由宣、方加之参酌。”此时盛宣怀正努力物色能在湖南因应铁路风潮、推行干路国有化之理想人选。瑞澂随即推荐郑孝胥,他表示“搜索再三,据鄙见所及,郑苏戡尚可任之,因其曾办京汉路工,既有经验,才思敏锐,素负时誉,亦足以对待湘人”。然而,盛宣怀婉拒了该建议。42对此,端方却另有考虑。

   端方虽在名义上与盛宣怀一同处理干路国有化事务,然两人关系微妙,矛盾抵牾之处亦多。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政潮期间,端方与盛宣怀分处奕劻、袁世凯和瞿鸿禨、岑春煊两大阵营,端方视岑春煊为政敌,两人于舆论战线上争夺甚炽。43而盛宣怀以其与袁世凯争夺轮电之宿怨,与岑春煊暗通款曲,此事亦为端方所知悉,两人之间互相提防在所难免。44端方自宣统元年(1909)从直隶总督任上开缺以来一直汲汲于东山再起,他干谒竞进、奔走夤缘换来了督办铁路大臣一职。此时,盛宣怀正因干路国有化而为舆论鸣鼓而攻,端方出任斯职恰好可以转嫁危机,故而舆论界有“端方者,盛宣怀之替死鬼也”一说。45端方意识到自己的不利位置,便采用延宕和推诿的方法,力图将皮球踢还给盛宣怀,他一方面要求“督办大臣有奏调办事人员特权,邮部不得干涉”,试图将用人权掌握于彀中。同时,他更希望自己只负责铁路修建而避免去蹚铁路借款这摊浑水。于是,他向盛宣怀提出“凡关乎以前借款交涉,归邮部担负,与督办大臣无涉”,46借此撇清干系。

   两人的矛盾还体现在郑孝胥任职一事上。端方希望郑孝胥能南下处理路事。长期以来,郑孝胥颇受端方青睐。光绪二十七年(1901),郑孝胥供职于张之洞幕府,是时端方为湖北巡抚,两人频繁相见,私交甚好。47光绪二十九年(1903),两广总督岑春煊请调湖北武建军八营赴桂剿匪,端方建议由郑孝胥挂帅。48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出任两江总督,邀请郑孝胥入幕,并在南京的总督府中为他安排“故地重游”,郑孝胥见此感叹:“沈文肃公时,余尝读书园中数月,实光绪己卯岁,余年二十。午帅使余仍居前读书处。”49端方是极为认可郑孝胥能力的。因而,在出任督办铁路大臣后,端方多次推荐郑孝胥南下负责铁路国有化的具体事务。在6月7日(五月十一日)他向盛宣怀开列的名单中,便有“川汉参赞属郑苏堪”一条。50到达武昌后,端方又推荐郑出任“武长段”参赞,希望他能在长沙主持“武昌—长沙”段的铁路国有化。不过,因为该段总办系前湖北布政使高凌霨,“高与郑同系藩司,势不能显分轩轾,今高派总办,郑亦可作罢论”。51最终,直到郑孝胥抵达长沙、继任湘藩之际,端方依然未能落实其与铁路相关的职务。8月中旬,郑孝胥接到清廷电寄,令其返京参与外官制讨论,履职十余日即旋踵北上。52端方对其依旧念念不忘,拟授予其铁路总参赞之职,他在奏折中褒奖他“学识通遂,冠绝时流,通晓路局,于一切考工、庀材、设轨、行车专事,靡不悉心研究,经验甚深”,53并许诺郑孝胥以优厚薪资,劝诱其完成外官制讨论后再次南下协赞。可见,盛宣怀意欲挽留郑孝胥在京协助,端方拟延揽郑孝胥南下处理路事,两人在郑孝胥任职问题上适相抵牾。

   1911年5月底,郑孝胥短暂赴沪,商谈日辉呢厂及商务印书馆事务。在上海,他接连收到端方和盛宣怀的北上邀请,令其进京讨论铁路干线国有化。54郑孝胥返京不久后便有明发上谕:“赵滨彦著开缺来京,另候简用,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55闻此,舆论哗然,评价该任命“实出政界意料之外”。56从《郑孝胥日记》中可以看到,郑本人对于出任湖南布政使的态度有过极大的转变。6月18日(五月廿二日)郑孝胥与端方见面:“密谈湖南藩台事,余请代辞。贞贤(柯鸿年)来,托以明日往告盛宫保,速为密辞湖南而就邮传部局长。”从郑孝胥当面拒绝赴任,又转托柯鸿年去盛宣怀处斡旋这一细节来看,他请辞湖南布政使并非客套。57然而,次日他却开始“拟谢恩折”,转而接受任命,这说明郑的态度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彻底转变。6月20日(五月廿四日)任命郑孝胥的上谕公布,他随即拿着已经写好的谢恩折去见端方,请求代为修改,并冒着大雨“过盛宫保,谈有顷”。58

   此次任命无异于将郑孝胥推向前台,其缘由报界众说纷纭。59分析各报道后可以发现,每份报纸虽有其自身立场,但关于郑孝胥任官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从简略到复杂、从独断式归因到情景式故事再现的变化过程,各报之间的分析亦有互相“借鉴”的意味。6月27日(六月初二日),《时报》上一篇名为《郑苏龛出山始末记》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完整而曲折的故事。该报道指出,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是端方、徐世昌、那桐等人联合推动的结果。起初盛宣怀希望郑出任铁路局局长,留在北京办事。与此同时徐世昌和那桐收到瑞澂电报,萌生调离湖南布政使赵滨彦的意向。两位内阁协理随后与奕劻商议,最终奕劻同意以郑代赵。徐世昌和那桐将此事告知端方,端方听后大喜,旋即去见郑孝胥:

   京卿言下不即应允,谓我尚须于北京鼓吹我所怀抱之政策,且尚有锦瑷铁道及葫芦岛(东三省新开商埠具载本报)二事未了,如何能去,且即置此勿论。我已答应盛宫保,如何更能食言。午帅哀求之曰,君须帮我的忙。京卿答曰,我在北京,仍可帮忙,何必湖南。端曰,非谓帮我铁路之忙也。我已为君答应,君如不去。那、徐二相其谓我何。京卿无奈,乃遂允之。60

   需要提醒的是,当时媒体对政治事件的诸多报道不能简单断定为空穴来风,亦不可贸然采信。前揭《郑苏龛出山始末记》一文几乎吸收之前各大报纸的报道细节:瑞澂推荐郑孝胥、盛宣怀希望郑出任邮传部职务、内阁同意郑出任湖南布政使。尤值得关注的是端方在其中“穿针引线”的作用。

   端方希望郑孝胥能南下办理路事,但郑孝胥本人却想留京任职,并无南下意愿,同时盛宣怀亦设法让他留任邮传部。在如是情况下,端方能于一日之内改变郑的意向,委实惊人。《郑孝胥日记》中“密谈湖南藩台事”一句失之简略,无法断定是否与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决定有关。日记中的一个“贞贤来”这一细节值得注意“贞贤”即柯鸿年,他在沪办理呢厂时与盛宣怀、郑孝胥有联系,6月19日(五月二十三日)柯鸿年致盛宣怀信札云:

   昨夕午帅亲到苏戡寓所,云政府将以湘藩位置之。此事实出人意料之外,政界暗战之剧烈,于此可见一斑。苏戡本拟趋叩宪辕,面陈一切,又恐风声走露,反为不便。此事倘然发表,于政界颇有影响,故属鸿年前来面禀,务恳宫保准予首先传见,俾可早为布置也。61

   可知端方拜谒郑孝胥时所言“政府将以湘藩位置之”,其中“政府”即系以奕劻为总理,那桐、徐世昌为协理的责任内阁。端方如此言说,实则是借内阁之势以遂己之愿。清廷高层的安排恰好满足了端方的心愿,同时打破了盛宣怀原有的部署。而对郑孝胥来说,该任命与其意向有所偏差,营谋官职的结果并非如其所愿。此际郑孝胥即将面对的不仅有南下赴任的现实,还有报界的暗潮,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后,国内政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三“洋债藩台”:郑孝胥与报界舆论

   1911年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郑孝胥向摄政王载沣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62是时正值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其言论很快被《民立报》《顺天时报》《天铎报》等报纸转载,旋即出现各报争相抨击他的情况。舆论批评他“平日之虚负重名”,63甚有斥之为“毒国之名士”“洋债藩台”“南洋猪仔”者。64股东代表张澜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也批评郑孝胥“不计利害,不问将来,而为此开门揖盗之计划”。65顷刻间,立宪派领袖的招牌、“名士”的身份支离破碎,留下的是卖路汉奸的骂名。缘此,盛的亲信许鼎霖提醒盛道:“干路国有政策,贤者莫不欢迎。风潮之恶殊出意表,惟冀政府坚持,自能迎刃而解。苏戡包工之说关系甚重,报馆亦攻击之。可知舆论毫无价值,乞宫保注意。”66许氏所言之“舆论毫无价值”,其中舆论为何,出于何种目的,值得关注。

   辛亥革命前京、沪两地各大报纸皆有其政治取向,但在做舆论分析时不能完全将报纸所属阵营的立场作为先入之见,完全等同于撰稿人的立场。事实上,围绕铁路外债包工计划,大众传媒抨击郑孝胥者有之,借此“敲山震虎”以抨击盛宣怀者有之,替郑孝胥辩护者有之,呈现出一幅极为多元的图景。

对于郑孝胥的计划,报界反对者居多,其中较为冷静的分析多强调该计划不可行。他们认为借债筑路计划只适用于锦瑷铁路而不适用于川汉铁路,原因在于川汉铁路股东业已握有股权,收归国有之首要问题是补偿股东,而困难之处正是补偿。或谓:“试问所借之外债,有几果能尽数给还乎。欲还民则无款筑路,欲筑路则无款还民,欲两事并行,则又苦于款绌,左右以思,进退维谷。”67最终只会陷入既无力赔偿股东,又无力修路的困局。另有人提出一连串质疑:“一千万镑之款果足以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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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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