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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更新时间:2021-08-27 11:09:35
作者: 胡翼青  

   摘要:后真相时代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测的"真相";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究其原因,从时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以更为迅捷的速度终结了大众传媒在真相上的垄断性,但又无法因碎片化的信息而成为真相的代言人;从空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的社区传播方式培育了更加多元的立场与标准,使共识变得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专业新闻业在历史上曾由于专业知识壁垒太低和客观性的危机受到质疑,在后真相的时代,其存在的前提,即尽可能提供事实变得既困难又无意义,因而专业新闻业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 专业新闻业; 社交媒体

  

   讨论后真相 (post-truth) 时代, 成为了今年社会科学界的热点, 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牛津词典》的议程设置作用, 也不仅是因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美国大选, 而更多地还是来自于知识界对这些年人们观念世界中所发生的某些深层次变革的深度焦虑。

   在人类思想史长河中, 人们并不是第一次触及“后真相”。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 尽管理性主义的知识传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偶然讨论一下可能并不存在和无法达到的“真相”和“真理”这样的议题, 仍然司空见惯, 尤其是怀疑主义的声音, 其实从未退却。于是, 在有没有真相这个问题上, 哲学家们一退再退, 他们开始普遍承认, 真相不可能达到, 它也许仅仅就是一种较大范围的共识。在当代的知识界, 共识背后的社会立场似乎被洞穿, 其形而上的色彩不复存在。像福柯这样的斗士, 干脆酣畅淋漓地向我们呈现出, 真相不过是权力的代名词, 而知识只是一种社会控制术。知识、真相或真理一下子从云端回到了地面, 甚至是阴暗的地面。

   即使福柯有如此惊人的断言, 也并没有让人们对真相失去信心, 学界更多地是在庆幸, 又多了一种认识真相问题的视角。然而, 面对“后真相”时代的某些特征, 人们似乎再也无法淡定。因为它并不是真相的对立面, 它并没有崇尚假相和撒谎, 也并没有怀疑真相的存在, 而是怀疑媒体或其他信息提供主体呈现的那种“真相” (甚至有大量数据和其他证据给予有力支撑) 并不是真相, 而判断的依据则是信息提供主体是否有足够的善和诚意。也就是说, 关于“真”的问题逃逸出“真”的范畴, 在“善”和“美”的范畴中游荡, 一切关于事实的问题需要被质疑是否美和是否善:如果不善和不美就不是真的;只有是善的和美的, 才被看作是真的。反智主义的色彩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正是因为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现象, 本文想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它会给新闻业尤其是专业新闻业带来什么后果?

  

   一、后真相时代的两大特征

  

   大致说来, 后真相时代是对原有社会的信息体系和秩序的一种颠覆。它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而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关系变得飘乎不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谁有权定义真相, 这是一个被批判学派不断质疑的问题。自曼海姆, 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来, 人们似乎对于启蒙运动以后真相界定者的立场表达了各种质疑, 认为以民主和科学的名义来确定所谓真相的世俗权力只是取代神学统治的另一种权力, 取代创世神话的另一种神话, 于是与蒙昧作战的科学和民主都走到了它们自身目的的对立面。这种想法在当代批判学者那里几乎成为共识。比如鲍曼就认为, 在现代性社会, 科学及其代言人把持着真相的解释权, 但他们不过是新的先知与神父:“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 ……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 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原则上, 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可靠并真实地可知。真善美, 是和应是, 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1] (P92) 福柯的那个著名论断, 知识就是权力, 把真相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最为简约的概括, 然而这几乎彻底揭示了真相的相对主义立场。

   除此以外, 自启蒙运动以来, 学者们一直不断对人类界定和捕捉真相的能力表达质疑, 大家渐渐明白真相只能是再现的而非本真的。正如蓝江所回顾的那样:“从本体论上来说, 真相并不能直接向我们敞开。……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们与真相的关系, 而并非真相直接出现。……我们所谓的真相, 永远是经过一定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 真实的真相永远会和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2]科学的出现, 曾使客观性和数据成为真相的表征, 在抽象经验主义那里, 数字可以帮助人们穿越表象抵达真相。然而, 数字的正态分布也好, 价值中立的理想也好, 似乎也只是人与真相关系的一种阐释方式, 并没有做到无懈可击。这不仅是由于正态分布并不等于真相, 也不仅是由于价值中立和客观无法做到, 而且更可怕的是:“调查统计和预测的多元化, 数据的客观性变成了粉饰各派立场的一个装饰物, 它们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门的唯一途径, 而是用来巩固不同政治立场的一种武器, 借此来攻击和挞伐对方的论点。”[2]不过蓝江的立场最后又回到了保守主义那里, 他指出:“所以, 在‘后真相’时代, 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 因为不是没有真相, 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 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 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 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 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主导。”[2]与蓝江持有相似观点的是胡泳, 尽管他的学科视角完全不同, 但他仍然强调了人类不能逃避, 必须为真相承担责任:“正像我们会逃避自由一样, 我们有太多的动力放弃事实。……没有统一的背景标准, 无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或者可靠的调查方式, 因而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 更不用说价值观。我们不再为真相承担责任, 而且缺乏如何将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更大整体的能力。基本上, 我们放弃了理性, 连同我们的公民身分一起。因此, 我们迫切需要首先来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3]

   蓝江和胡泳确定真相的重要性, 呼唤真相的新共识固然具有乐观主义的勇气, 然而, 就算是把现在最时髦的大数据和算法等方法全都运用自如, 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关于真相的新共识, 这还是颇值得思量的。这些自我标榜更接近真相的数字神话, 更多地仍然是自说自话。另外, 在任何一种新共识的背后一定有受到认可的主体和权力, 但这其实是更难达成的条件。所以, 蓝江和胡泳的观点多少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更现实的情况是, 近半个世纪以来, 关于真相的共识和界定、发布真相的能力一直被各方面的力量所解构, 这种解构非但没有终止的趋势,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嫌。这些力量并不仅仅来源于人的观念, 也来自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现“真相”背后的主观目的、意识形态与立场, 变成越来越常见的思考方式。

   当然, 上述的学术观点以前多在哲学和思想史研究圈层流传, 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公众为数不多。对于公众而言, 真相远远没有上述讨论那样形而上学, 他们视野中的真相不过是些经验层面的事实而已。所以对于传播学而言, 后事实可能比后真相更为贴切。公众是在与大众传媒的社会契约关系中接触事实的, 这些事实并非他们的感官和日常生活圈层所能及。因此公众需要的真相来自于传媒这一技术平台, 而传媒从业者的专业宣誓如真实性和客观性更强化了公众对传媒信息的信任。然而, 公众对传媒传播的信息是否等同于事实或真相, 多年来其实一直是有保留的。由于不断出现的假新闻, 公众一直以来对大众传媒是否是真相的界定者, 是否有能力传播真相有所怀疑, 但苦于没有其他证据、观点以及得不到其他个体的支持而只能停留在怀疑和沉默的状态。事实上, 这就是“沉默的螺旋”所呈现的景象。

   与传媒对真实性的笃定相比, 鲍德里亚对新闻传播的描述可能更贴近现实。鲍德里亚把信息的传播与气象预报做一个经典的类比, 他认为社会事实就像气流一样不稳定和不确定, 尤其是在当时的大众传播环境下, 信息的偶然性、事故性和无意义成分不断增加,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新闻报道与气象预报是一回事, 都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

   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后, 由于观察到了来自其他个体的多元化观点和不断曝出的新线索, 公众对于专业新闻业是否能够核准事实和传递真相的怀疑开始急剧地显性化, 各种对权威怀疑的声音和细节不断涌现, 热门新闻常常在情节上不断反转。“反转新闻”已经成为否定大众传媒具有界定真相的权威和有能力揭示真相的最佳明证。

   另一方面, 公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 在现代性社会中, 公众的日常生活与传媒报道的新闻之间多没有直接关系, 是否真相并不见得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 因此是否掌握真相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重要。这一点早在李普曼《幻影公众》一书的开篇便被极为形象地呈现出来:“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 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 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 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然而, 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 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如果它们确实存在, 那么, 一定是在远离他生活的地方, 被无从知晓的幕后力量掌控着。”[4] (P3) 一百年来, 这种现象丝毫没有弱化的迹象, 而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严重起来, 连地方性社会新闻也已经成了公众无法驾驭的事务。新闻事件 (只有告知性与服务性新闻可能例外) 通常只是公众情感消费的对象, 公众通常并不依据真相行动, 因此真相通常反倒不如反转更能吸引眼球和产生轰动性效应, 以至于出现了“无反转不新闻”的说法。那些嚷嚷着要看到真相的个体, 并不是对真相本身有兴趣, 而是总认为存在着他需要而未被呈现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能够极大地满足他在消费新闻过程中的快感。

   如此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是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他们推测的“真相”;其二是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

   李普曼将公众只愿意接受那些他们愿意接受的新闻称之为成见。也就是说, 新闻是不是真相, 首先要看它是否符合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先在知识和头脑中的先在秩序。否则公众便完全不接受这种看法。“我们在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 ……任何对成见的袭扰看来都像是对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公众头脑中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多少和谐的世界景象, 面对这一景象, 我们的习惯、偏爱、能力、安逸和希望都会进行自我调节。它们可能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 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5] (P77) 只要新闻报道看上去并不符合公众习惯性的推测和逻辑, 这背后就有更大的阴谋, 哪怕报道里已经包含了新闻的全部事实。像“我爸是李刚”这类事件就是一个典范。所以, 真相总是在公众舆论中处于下风, 因为情感和立场往往先于理性和客观。

由于真相并不重要, 因此真相的重要性便被诚意所取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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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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