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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更新时间:2021-08-27 11:09:35
作者: 胡翼青  
关于诚意和真相的关系, 以往很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所讨论。人们通常只是在人际传播的领域讨论信任与表达时会涉及两者。诚意与真相通常并不相干。以撒谎者为例, 恶意撒谎的人, 他不够真诚, 但他是知道真相的, 只是他故意掩盖真相。而善意撒谎的人, 他态度真诚善良, 但他也会掩盖真相。有些个体在表达时不缺乏诚意, 但可能并不知道所有真相, 哈佛大学教授法兰克福把这种现象称作“扯淡” (bullshit) 。法兰克福指出, 任何撒谎的人, 都知道真相是什么, 只是他们刻意地歪曲它, 然而扯淡则完全不同:“扯淡不一定就是虚假的, 它和谎话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歪曲真相的意图。扯淡的人可能没有欺骗我们, 不管是关于事实、或他如何看待事实, 扯淡的人甚至没有骗人的意图。”[6] (P68) 扯淡者也许没有恶意, 甚至可能是真心的:“说谎的人和诚实的人都把目光摆在事实上, 而扯淡的人则根本不在意事实, 除非这么做能符合他的利益, 让他不受惩罚就逃过自己说过的话。他不在乎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事实, 他只挑选或编造那些符合他目的的话。”[6] (PP.70-71)

   在社交化媒体的时代, 由于权威信息来源的崩塌, 公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盲人摸象”的境地, 许多并不了解事件真相的个体均在各种媒体上表达对事件的看法。这些个体也许是有诚意的或动机良好的, 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真相, 而且他们还自以为自己是了解真相的:“某些人相信,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道德角色, 自己有责任来评论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与情势。”[6] (P78) 他们相信只要符合某种规则, 如道德的惯习, 他们就可以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发表意见:“当一个人有责任或有机会, 针对某些话题去发表超过了他对该话题的了解时, 他就开始扯淡。这种矛盾在公共生活里非常普遍, 人们常常被迫高谈阔论一些他们自己并不熟悉的东西, 不管是由于自己的嗜好还是应别人的要求。当今人们普遍相信, 作为民主社会之公民, 有责任要对所有的事或至少有关国家的任何事都发表意见, 这就导致大家纷纷扯淡。”[6] (PP.77-78) 经过多年的培养, 社会已经高度适应“扯淡”文化, 并对这种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经过这种文化的过滤, 真相问题就变成了“诚意”的问题。“证据、事实和真相不再能够左右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 而是被迫将这一大权让位于情绪、感觉, 和那些迎合大众的立场与观点。大家关心的不是准确无误, 而是关心陈述是否有诚意, 是否有温度, 是否符合人之常情。”[7]问题的关键在于, 表述者是否具有表述的身份和是否有足够的善意。被认为没有资格或缺乏足够善意的表述, 即使是真相, 也会受到怀疑和攻击。

   因此, 在众声喧哗中, “真”的问题就变成了“善”的问题。所以对于公众的“真相”问题, 希望用新的“真相”体系取代旧有的“真相”体系并不仅仅是要创造一套最接近真相的方法和共识, 它还必须合情, 合乎“最大范围”的善。所以原有的“真相”时代便解构了, 而新的“真相”时代尚且没有来临, 或许永远不会来临。有学者指出:“在历史学的术语体系中, 作为前缀的‘后’并不陌生, 如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后冷战等。这些‘后’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指时间顺序, 表示‘之后’的意思, 它本身并无价值判断在内, 如后工业、后冷战;二是指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 表示批判的意味, 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真相’更大程度上指向第二层意义。”[8]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因为“后真相”谈不上对“真相”的批判, 而只是原有观念秩序崩盘后一种无确定性和无方向感的混沌。

  

   二、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技术动因

  

   说到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可以举出很多原因,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全球化的原因等等, 甚至许多原因很早就已经露出端倪。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后真相问题”突然显性化和“可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与社交媒体有关。社交媒体的出现, 解蔽了一种新的时空关系, 从而不仅提供了公众重新审视真相制造者———传统媒体的新视角, 还将传统媒体原有运作方式中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

   陈龙认为, 社交媒体是一个没有把关人的媒体, 因此导致“真相界定者”的消失:“社交媒体时代, ‘把关人’这一重要角色没有了, 一个‘把关人’缺席的媒体, 其功能已经转型为一种平台, 类似于转盘式的餐桌, 谁都可以往上放东西。走过早期互联网阶段, 社交媒体的政治潜能被挖掘出来, 既然网络可以实现对观点的自由表述, 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反馈将会非常便利和迅速, 那么从此他们就可以更少地依赖新闻机构、利益集团、专家、官员和精英, 所有的意见将产生于他们自身。”[9]然而这种来自于传播学的传统观点缺乏解释力。

   在大众传播时代, “时效性”是新闻媒体自我标榜的重要专业素质, 因为这一点, 大众传播媒体用“对真相的叙述”代替了真相本身。斯蒂格勒认为, 事件和对事件的人为叙述 (他称之为“事件的输入”) 是完全不同的, 但如果事件与事件的叙述之间时距很短, 那么人们根本无法区分真相本身和制造的真相。当事件“被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制作时,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再可能区分‘事件’和‘事件的输入’, 或者区分事件的‘输入’和‘接收’或读取”。[10] (P133) 也就是说, 公众很难将事实与传媒构建的事实区分清楚, 甚至如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 传媒构建的真实比真实本身还要真实。这一点, 作为历史学家的德·塞托也有同感, 他指出, 大众传播建立了一种关于真实的体制:“到处只有新闻、信息、数字以及调查。历史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话, 展现过这么多的事物。……被讲述的真实永无休止地口授着该相信和该做的事。而我们能拿什么与事实作对呢?我们只能折腰, 并遵守它们所‘意指’之事, 就像德尔斐的神谕。对模拟物的制造就这样为我们提供了生产信徒和奉行者的方法。”[11] (PP.285-286) 因此, 大众传媒上传播的事件就与事件本身混为一谈, 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也就可能被当作是真相, 甚至也因此战胜了以往真相的主要书写者———历史书写。历史对真相的叙述, 完全基于它的延迟性, 然而大众传播消灭了这种真相叙述方式的基础, 并暴露出历史学家所书写的不过是一家之言。“在‘传统体系’中, 历史学家‘制造’事件, 但在事后。对于事件本身来说, 叙述它具有倒叙性, 只有在通过叙述而被输入之后, 它才成为历史, 构成事件。这种倒叙性构成于某种延迟之中。这种延迟的叙述一旦消失, 历史———无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时间性角度———即刻就会被短路。”[10] (P137)

   如果说大众传媒相比于历史书写, 基本没有延迟性的话, 那么在社交化媒体面前, 大众传媒的延迟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且不谈报刊具有明显的出版周期, 即使是广播电视这种大众传播时代最快捷的媒体, 也无法实现实距为零的传播。即使是广播和电视的直播, 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 广播电视的直播都是预告性新闻的直播, 有着周密的事前策划, 同样是有时距的真相, 仍然可以被事先规划。“正是因为存在时距, 我们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叙事, 才可能选择值得报道的媒介事件, 才可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一媒介事件, 于是才有新闻价值一说, 也才有新闻真实性的问题。”[12]

   而社交媒体则是真正实现了随机直播的媒体, 在它的速度面前, 大众传媒似乎一下失去了核实真相的能力。科瓦齐等人曾经指出, 在互联网条件下, 不断核实比客观性的平衡原则更重要:“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 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 (或者意义赋予者) 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 然后加以整理, 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13] (P16) 然而, 在一种空间消灭了时间的媒体环境中, 信息可能还没有得到核实便已经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 或者谣言已经成为了公众先入为主的印象, 这种所谓的核实其实于事无补。

   而在另一方面, 由于有了社交媒体的海量信息碎片, 传统媒体有选择组织叙事、制作真相的本质便暴露出来, 其叙事的立场也就显现无余。大众传媒在社交媒体前的命运就如同历史书写在大众传媒前的命运一般, 真相规定者的角色就此终结。然而与大众传媒不同的是, 由于社交化媒体通常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和专业意识形态, 因此它只能不断呈现碎片化的事实———也就是以往所说的新闻线索, 而非新闻报道, 而且这些碎片化的事实还通常矛盾、自我否定。也就是说, 社交化媒体只提供碎片化的事实, 通常短时间内不能提供完整的真相。因此, 社交化媒体通常无法成功地扮演好新的真相规定者的角色, 它破坏了真相生产的秩序和机制却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秩序和新机制。真相就此成为了一种悬置, 而个体对事实的理解便趋于多样化和情感化。

   在美国大选中, 社交化媒体如潮水般涌现的信息碎片作为一种参照, 清晰映射出主流新闻媒体的失实和漏洞, 并进而暴露出主流媒体的政治立场和专业立场, 于是多数专业媒体便被公众看作是撒谎的一方。而与此同时, 社交化媒体的各种信息包括特朗普自己发布的各种信息又真伪莫辨。至此, 事实与真相只能悬置起来, 公众只能根据自己的情感和立场, 根据周围社交圈层的好恶进行选择。这次选举可以被看作是社交化媒体无时距传播影响舆论的典型例证。

   社交媒体所改变的, 当然不止是时间, 也有空间。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大众传播时代人们通常看不到的言论空间。这些言论空间甚至就是由社交媒体的技术偏向组织起来的虚拟社区。这些言论空间既是有边界的, 又不是完全封闭的, 它因为个体所处的网络化社会关系而随时开放自己的边界。一方面, 这些社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与立场, 从而构成了多元化观点的对立;而另一方面, 这些观点也可以通过个体在自己多个社交圈层中的共享和转发快速地扩散。社交媒体用一种比大众传播效率还要高的方式重组了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 使之具备了与现代信息工业相媲美的传播能力。

   以往谈到公共舆论, 常常说到的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而由社交化媒体技术形成的这种传播格局, 使网络舆论变成了一个非常吊诡的概念:它是舆论, 但又不是共识, 它只是多个社区共识的集合体而不是融合体。这种空间上的社区传播格局, 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客观事实不再由公共舆论所主导, 而取决于分散化的小群和个人的好恶与取舍……公共舆论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14]

   社交媒体其实培植的是个人和社交圈层的信息传播能力, 并使之可以与媒介工业的传播能力相抗衡。这样不但破除了媒介工业的一家独大, 解构了媒介工业建立起来的那一套真相发布体系和相关秩序, 还把日常生活空间, 那个充满着抵抗的空间释放到了互联网上。个体理解事实极大地依靠和迎合社区传播的立场和标准, 而不遵循以往传媒工业营造的真相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共识, 甚至是抵抗这种共识。于是, “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 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 其结果是, 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 或者拒绝真相, 或者相信‘另类事实’”。[15]社区传播通常是一种充满相近情感和相似伦理的传播空间, 因此真相在这里根本不重要, 它必须是在情感与伦理之后才被考量的问题, 或者说它必须符合社区的立场才可能成为真相。

有意思的是, 就日常生活空间而言, 规训是无处不在的, 因此个体作为弱者, 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和战术才能与规训作斗争。然而, 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 竟然使这一网络化的日常生活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赋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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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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