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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1-08-27 07:04:44
作者: 石硕  

   内容提要:百年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不但影响巨大且有标志性意义,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可从中获得怎样的思想资源与启迪?三位前辈学者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学术脉络与学理路径有一个共同点——均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从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恰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这是百年来三位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 键 词:中华民族;中国整体历史观;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

   项目基金:“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 610064

   近年来,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讨论日趋活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此概念特质、内涵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民族格局关系的认识与思考。“中华民族”概念自20世纪初叶产生以来,经过百余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使用并有普遍共识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要被此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接受并认同,二者必有相互契合并发生共鸣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那么,什么是中国人接受“中华民族”概念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并具有启示性与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三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

   1.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2.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首次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引发学界对此概念的大讨论。

   3.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此观点逐步被中国社会各界所接受和认同。

   这三个事件在“中华民族”概念的百年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无可否认,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发展、完善与丰富的百年学术史上,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阐释所做的卓越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那么,他们是从什么角度、视野和学理路径来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他们的阐释有何共同之处?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阐释中获得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和启示?为了温故而知新,本文拟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脉络、学理路径及其共识等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旨在进一步拓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更好把握和洞悉“中华民族”概念同中国社会相契合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

  

   一、“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民族”整合国家的观念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相衔接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根据学界的梳理和研究,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①为何梁启超能成为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先驱?笔者以为,除了梁启超是当时居于时代前列的伟大爱国者,是中国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和爱国救国活动的积极倡导与实践者外,还需探讨其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背景与思想基础,这既是我们理解其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缘由的重要面向,同时也是洞悉此概念意涵的一个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清末以来“民族”概念的逐渐流行和使用。对中国近代“民族”一词的出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其缘自西方和日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将西方的“nation”这一词汇和概念对译为“民族”,由于日文翻译中直接使用汉字“民族”(みんぞく),故此词遂经日本而逐渐传入中国。②但在20世纪初叶,具体就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言,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回国,在日本滞留了14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是1902年到1905年,正值其滞留日本期间。事实上,在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前,他已开始使用“民族”的概念。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③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再次写道:

   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④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明白,20世纪初梁启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乃与“民族主义”相关,这也应是后来他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一词的要义。因此,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一词,实根源于19世纪西方及许多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含义中的“民族”,其思想精髓和基本理念是以“民族”为基础来整合与构建现代国家。从以上两段对“民族主义”的论述看,之所以推崇“民族主义”,显然是基于两点:第一,“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第二,“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⑤这表明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观念对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中国社会将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⑥从“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的论述看,梁启超正是要用当时颇能代表时代潮流并有“民族主义”意涵之“民族”这一新的思想资源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强盛。⑦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则是“中国整体历史观”。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个事实常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梁启超在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前的1901年-1902年间,曾经发表一系列纵论中国历史的论文,这包括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等。⑧在这些论文中,梁启超已开始把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正是这种把“民族”置于中国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的学术路径,成为孕育和催生“中华民族”概念的土壤。实际上,在其1901年-1903年有关中国整体历史的系列论述中,已可清楚地寻觅到“中华民族”概念在梁启超心目中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轨迹。

   1.正是在把“民族”置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梁启超开始使用“中国民族”一词。其中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7次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含有中国民族总体意义的“中国民族”一词,乃“中华民族”概念孕育之雏形。

   2.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要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并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观点。为证明“大民族”的观点,梁启超还特别征引了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bar)提出“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的观点,并针对“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的情况指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⑩很显然,从“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观点,已可见“中华民族”概念之端倪。

   3.1902年梁启超发表气势磅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文中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之变迁划分为七个时代,(11)在纵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梁启超深有感触地抒发了一段对“中华”的感慨: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2)

   据考证,这是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3)文中未解释“中华民族”的含义,或有学者认为其含义尚不明确。(14)但笔者以为,此文主要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附带论及“中华”时而忽有“中华民族”一语,未解释含义尚属正常。从语境看,我们不排除此处使用“中华民族”可能有灵感一现的“神来之笔”因素,但“中华民族”一词在梁启超笔下的出现却并非偶然,这当与之前他对“民族主义”的推崇、把“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并产生“中国民族”“大民族”等思考密切相关。正因为有此基础,故当言及“中华”时,凝聚于笔端的“中华民族”一词乃自然地流泻而出。

   不过,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中华民族”一词的价值与意义。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比较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文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共7次,这意味着已基本用“中华民族”一词替代“中国民族”的称谓。该文是20世纪首篇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做系统探讨的论文。文中将中国历史上诸族划分为八个民族即“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在分别叙述这八个民族的变迁与历史源流后,梁启超指出:

   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族当邃古之时,或本为土著,或自他地迁徙而来,今不可考也。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者也,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为中华民族。(15)

   文中除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外,还使用了“华族”“汉族”的概念。虽然受时代局限,在文中有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倾向,(16)但此文却有两个开创性贡献,其一,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力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民族流源的探讨来阐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其二,敏锐地指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混合性。梁启超言道:

   今之中华民族……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7)

   具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和眼光,显然得益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厚造诣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整体历史观。

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是一个极具时代标志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之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诚如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所说:“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18)完成此重要时代使命的正是作为思想先驱和著名历史学家的梁启超。之所以能担当和完成这一重要时代使命,与他的两个身份密切相关。其一,梁启超是20世纪初爱国救国的思想先驱与践行者。他直接参加了戊戌变法,并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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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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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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