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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亚健康”的帝国与负重的“本部”

更新时间:2021-08-27 06:46:33
作者: 章永乐  
许多跨国公司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帝国“本部”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因而日益削减。

  

   这两种做法都有显著的政治社会后果。制造环节外包带走工作机会,移民流入改变族群文化的构成。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之下,美国人有一份普通的制造业工作就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使得“美国梦”保持着很强的吸引力。但在后冷战时期,制造业的工作在加速消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正在下坠。另一些群体在经济上未必受损,但其传统的“美国”身份认同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的冲击。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区分定居者(settler)与移民(immigrant),认为美国虽然在历史上接收了大量移民,但是长期保持了定居者带来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其他移民或者融入这一主流文化,或者接受其主流地位。新教信仰与工作伦理、个人主义、有活力的社区生活和基层自治,都是传统美国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试图保守这一传统的人士,现在面临着一个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都更多元和更碎片化的美国。

  

   全球化资本本身就是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推动者。数十年来,种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去欧洲中心”主张在美国高校蔚然成风,表面上看这是左翼理论的胜利,但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资本降低经济成本的需要:如果雇用一个印度或墨西哥移民成本更低,为什么一定要用本土白人呢?传统主体族群中的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熟悉的那个“美国”正在受到全球化的挤压。即便其中许多人在经济上受益于全球化,仍会产生很强的相对剥夺感,希望维护传统美国身份认同。

  

   特朗普的政纲综合了对经济诉求和身份政治诉求的回应,将新自由主义帝国扩张给“本部”带来的高昂的运营成本解释为美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对于经济诉求,特朗普提出“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削减美国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为此,他发动了对中国乃至许多美国盟友的贸易战。但这恰恰与帝国的支柱之一美元霸权相互矛盾,因为长期以来,贸易逆差恰恰是美国对外输出美元的重要方式。寻求增加贸易顺差会堵塞美元的输出渠道,削弱美元霸权。这一做法在实践中也根本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再创历史新高。

  

   对于身份政治诉求,特朗普收紧移民政策,在美墨边境修墙,在内政和外交中加强对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诉求的回应。不少民意调查显示,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的反移民倾向,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共和党人的平均水平。特朗普本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宗教虔诚,但出于政治需要,其内阁不仅主要任用“老白男”,而且大量任用福音派人士,如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白人福音派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和伊朗政策的大幅度调整:退出与伊朗的核问题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把美国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这些政策比美国犹太人主流所要求的政策走得更远,甚至引起了许多美国犹太人的不满。

  

   白人福音派比美国犹太人更亲以色列,有教义层面的根源:许多人相信,根据《圣经》,耶稣基督将在耶路撒冷重临并进行末日审判,而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正是耶稣降临的前奏。这种想象,也显示出白人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犹太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微妙分野。特朗普在2019年5月会见共和党犹太人联盟(Republican Jewish Coalition,呼吁支持美以关系的美国犹太组织)的成员时,曾放言“我已经跟你们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谈过了”,“你们的总理”这一表述颇能透露出白人福音派对犹太人的微妙态度。加之长期以来,多数美国犹太人投票给民主党而非共和党,这就导致许多白人福音派将犹太人视为一个在党派认同上更接近民主党的群体。特朗普在2019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就曾这样表示不满:“任何投票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要么完全缺乏知识,要么是极度不忠。”考虑到两个群体与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的亲疏远近,这种分野不难理解。

  

   特朗普同时大大加强了“主权”(sovereignty)话语。“主权”概念源于列国并立秩序,是近代欧洲的领土型国家用来整合内部,排斥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的普世秩序诉求的工具。如果全球化能够在一个坚固的单极霸权前提下持续推进,我们最终将会看到一个宣称自己至大无外的帝国,“主权”的概念将会逐渐消亡。可如今,特朗普却高举“美国优先”大旗,重新祭起“主权”话语。这表明美帝国的“本部”对于其承担的沉重的帝国统治成本,日益充满疑虑。

  

   特朗普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民族国家仍然是提升人类境况的最佳工具,美国仍然是世界的朋友,但并不会加入那些美国无法受益的片面的交易。2018年他在联大的演讲则更深入地阐发了美国面对的那些“不公平”的交易:他攻击中国破坏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秩序,攻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人权的践踏者”绑架,攻击国际刑事法院是“不经选举的,不受问责的国际官僚机构”,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成员国降低石油价格并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做贡献,宣布不会加入《全球移民协议》,等等。在2020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特朗普甚至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原本用来对其他国家施加支配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视为限制美国自主性的外部负担,并认为美国需要通过诉诸“主权”,重建自己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的标准并不具有普遍化的可能。特朗普并没有掩盖这个实质标准:美国优先,这是他的“主权”观念的实质意涵。美国没有放弃海外军事基地,没有放弃金融霸权,没有对其他国家的“数据主权”主张做出让步,更没有放弃对其他国家进行立法和司法上的“长臂管辖”。美国所主张的“主权”根本不具有“主权平等”的意涵。其本质在于,特朗普政府想要保留帝国的一切好处,又不愿意承担它给帝国“本部”带来的许多成本。

  

   特朗普“主权”论述背后的如意算盘,看上去很美,但并不现实。事实上,正是他的单边主义,在欧洲唤醒了欧盟政治家的“战略自主”和“欧盟主权”意识,在中国唤醒了“技术主权”的意识。而一旦其他国际行为体加强对“自主性”的强调,美国的行动空间必然会受到更大的外部限制。这与振兴帝国“本部”的目标可谓背道而驰。

   ▍余论:“亚健康”的帝国及其智囊

  

   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夺回了政权。特朗普的“老白男”和“福音派”内阁,现在被一个更为多元化的拜登内阁所取代。后者包含了六名非裔、四名拉丁裔、三名亚裔与一位原住民后裔,近半数是女性;从信仰上看,至少有九名天主教徒,还有六名犹太裔,白人福音派则完全缺席。拜登内阁的构成,宣示的是与特朗普相反的身份政治方向。但民主党的胜利是一次危险的胜利。特朗普尽管败选,仍得到了7400多万张选民票,高居美国历史上第二的位置;而且许多共和党选民至今仍坚持认为民主党在选举中作弊;共和党出于未来的选举考虑,也并不愿意与特朗普完全“割席”。

  

   那么,拜登政权又能做什么来重振帝国“本部”呢?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贸易战,已经被证明成效不彰。甚至有专家主张,如果要实现贸易顺差,不如放弃美元霸权。这与其说是严肃的提议,还不如说是对美国执政者的“讽喻”——追求贸易顺差、制造业回流与美元霸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拜登很难再去走这条为了帝国“本部”而削弱帝国本身的道路。

  

   拜登也很难真正改变过去数十年内形成的美帝国的“路径依赖”和国内利益分配格局。支持他当选的美国全球化资本力量不会允许他大幅调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进一步改变美国选民的种族结构,弱化特朗普支持者的力量,尽管近期内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但从长远来看仍然是有可能取胜的战略。做出一些支持美国制造业的姿态,包括倡导“买美国货”,对华继续科技围堵,对于缓解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的情绪或许有一些帮助。然而,真要解决资金在金融体系中空转、难以落到国内实业上的问题,不可能不触动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美国高度分权、充满“否决点”的政治体制,并不利于政治精英们形成“啃硬骨头”的政治共识。

  

   对拜登政府而言,最符合政治惯性的做法,就是基本保持既有霸权模式,同时部分吸纳特朗普政府树立外部对手并加以抑制的做法。如果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路径被证明是效果不佳的,那就回归多边主义路径,联合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军事和情报方面绑定程度较高的“盟友”,重新设定国际规则,压缩外部挑战者的利益空间。然而,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经济利益有许多交集,美国能够补偿其“盟友”因为与中国疏远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吗?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允许这种具有“全球主义”色彩的补偿吗?在意识到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是美国政治体系和政治周期的合理产物之后,“盟友”们还会无条件信任美国吗?一些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恐惧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带来的挑战,或许有足够的动力加入特朗普发动、拜登继续推进的对华科技封锁;但要通过所谓的“多边主义”形成对华贸易封锁的共识,几无可能。

  

   从2003年到2021年,美帝国从自信满满的扩张状态转入疑虑重重的守备状态。帝国智囊尼尔·弗格森也在不断“转进”:2008年《货币的崛起》大讲“中美国”(Chimerica),2011年《文明》探讨西方文明的六大法宝(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以及中国学习这六大法宝之后对西方构成的挑战,但仍然主张增强文明自信来强身健体;2016年,弗格森支持特朗普当权,倡导美、俄、英、法、中“五强共治”,五强相互协调,维护美国的帝国利益;2019年,弗格森又响应特朗普的步调,祭出“新冷战”话语;到了2020年,弗格森的“新冷战”思维,进一步发展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甚至将TikTok视为某种威胁美国的精神武器。

  

   帝国智囊陷入如此“捕风捉影”的精神“亚健康”状态,或许可以表明,他所挂念的帝国事业本身就处在一种自信减退的“亚健康”状态。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帝国模式和特朗普的激进修正,已经设定了政策光谱的两个基点,特朗普的继任者将不得不在二者之间的地带做出选择,或者假装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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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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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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