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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

更新时间:2021-08-26 20:12:37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发誓是一种通过立言来表达承诺的"言语-行为"活动,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机制,它具有宗教与世俗层面的双重沟通功能。其社会性功能在于增进信任,形成契约,促进合作。在前现代社会,发誓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机制,它有效地调节着人际互动和社会合作。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不同的发誓方式。"对天发誓"是源于中国本土的一种沟通方式,其"以誓取信"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对天发誓"奠基于传统中国人对天的信仰。近代以来,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敬天畏天"的传统逐渐式微,发誓的合法性与效力就成为问题。

   关键词:“对天发誓”; 宣誓; 起誓; 社会沟通; 本土传播学

  

   一、引言

  

   发誓(与“起誓”或“宣誓”意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不论在影视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能见到发誓的场景。京剧《四郎探母·坐宫》中有一个唱段(杨延辉):“公主叫我盟誓愿,双膝跪在地平川,我若探母不回转,黄沙盖脸尸骨不全。”(铁镜公主唱)“一见驸马盟誓愿,咱家才把心放宽”,这里演的就是一个发誓沟通的场景。现实生活中,当两个人争执不下或互不相信时,起誓就是获取对方信任的重要手段。恋爱中的“山盟海誓”也是旨在让对方相信自己。唐代的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就以起誓表达了主人公的忠贞不二的爱情宣言。

   事实上,发誓不仅见之于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中也十分常见。如中国古代诸侯会盟时的发誓就极具政治意义。通过这种盟誓立下的合约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成为古代调整诸侯国关系的“国际法”。“盟誓之言,岂敢背之”(《左传·襄公九年》),“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左传·定公四年》)。西方历史上也广泛使用发誓来处理公共领域内的事务。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谈到了阿尔戈斯(Argos)、麦西尼(Messene)和拉克代蒙(Lacedaimon)三个城邦国家发誓结盟的经过。“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三位国王和实行君主政体的三个城邦国家,所有人都相互立誓,而这誓言是与为了统治和被统治这一目的所确立的普通法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国王)发誓不会因时间流逝和继承人上任而使统治变得更加苛刻,后者(城邦)发誓,如果统治者遵守誓言,那么,他们就不会废除这位君主,也不允许别人试图这样做。”[1]共和时代的罗马也通过宣誓来进行政治治理。16世纪的威尼斯,继承了古罗马的政治传统。新总督在就职前要发表一份详细地说明限制他权威的誓辞(Promission),这份誓辞还要每两个月重新宣读以示提醒。

   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中也设有宣誓环节,这从其建国时候起就成为一个传统。这种就职宣誓传统沿袭至今,并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那么,同样是发誓,东西方又有何不同呢?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如何从传播学特别是人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理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的发誓现象?尽管对于发誓或誓言的研究,宗教学、历史学、法学或语言学也偶然有涉及,但研究成果都十分零散,且缺乏中西方比较研究的视野,至于传播学的研究,则至今是个空白。本文试从人际与社会沟通的角度来阐释中国本土的发誓行为。

  

   二、作为一种沟通行为的发誓及其传播功能

  

   (一)发誓作为一种言语表达行为

   “誓”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说文解字》收誓字在“言部”,许慎解释为:“约束也,从言折声。时制切。”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周礼五戒。一曰誓。用之于军旅。按凡自表不食言之辞皆曰誓。亦约束之意也。”可见,发誓其实就是通过立言来约束自己行为的一种“言语-行为”活动,也是一种传播活动。

   奥斯汀(J.L.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认为,当人们在说话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实施一种行为,如陈述、质疑、命令、许诺等,言语有着某种效力。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2]与普通言辞相比,发誓是一种极其典型的“言语-行为”活动。当我们许下了一个诺言或誓言,我们实际上实施了三种行为:1.表达行为,即把誓言说出来的行为;2.言外行为,即表达并希望对方理解其意愿的行为;3.言后行为,或者说言语表达效果行为,即不仅希望对方理解其意图,还要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可见,发誓的沟通效果是直接而明显的,正因此,它才被广泛地运用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政治传播当中。

   发誓行为的出现相当古老,在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中就有出现。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年至前1750年)颁布的楔形文字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就刻画了汉谟拉比头戴传统的王冠、举手宣誓的情景。《巴比伦皇帝汉漠拉比法典》中的第9、20、23、103、120、126、131、149条,都有关发誓的条文。[3]在古希腊也有关于起誓的记载。在希罗多德、色诺芬、埃斯库罗斯等人的笔下都描写过起誓的场景。在奥林匹亚,人们以索西波利(Sosipolis)的名义起誓,起誓的仪式都是在重大场合进行。[4]

   在中国,发誓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诗经·王风·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朱熹《诗集传》曰:“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约誓之辞也。”关于发誓的记载也见诸《荀子·大略》篇:“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到春秋时代,“盟誓”之风盛行,仅《左传》就记述了41国150余次盟会。严格来说,“誓”与“盟”有所区别。《礼记·曲礼》:“约信曰誓,涖牲曰盟。”“誓”是当着神灵及众人的面许下的承诺,它往往带有某种“绝对命令”的味道,多用于表示个人决心。“盟”则在仪式上更加隆重,它要用“牲”,即歃血之誓,多用于诸侯之间的缔约。与盟相似的还有“诅”,“诅”其实也是一种宣誓。《周礼·春官》注中说:“大事曰盟,小事曰诅。”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盟与诅其实质是一种“承诺性宣誓”与“确认性宣誓”的区别。[5]所以宽泛意义上而言,盟、誓、诅都属于发誓行为,其目的在于“取信”与“合意”。关于盟誓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源于夏商,也有学者认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时代。[6]但不论究竟起源于何时,发誓的历史十分古老是毫无异议的。

   “誓”字从言,“言”字从口,从传播史的角度看,它显然是口传时代,即沃尔特·翁(Walter J.Ong)所讲的“原生口语”(primary orality)时代(即前文字时代)的产物。在翁看来,这一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词语具有魔力。[7]这从古代人们对誓言的笃信可以看出来。麦克卢汉曾指出:“口语是最早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人类用一种新的方法去摆脱环境以便于掌握环境。”[8]发誓就是这样一种重要的“口语技术”,其口头传播的传统源远流长。只有到了文字时代,誓言才开始被记录下来,不过仍然保留着口传时代的痕迹。美国汉学家韩森(Valerie Hansen)指出,中国的契约就是起源于公元前6-7世纪的“血盟”,这种对等双方之间的盟约,只有在履行某种固定的仪式并由神见证之后才具有约束力,并且誓言要说出来才算数。即便社会生活中出现书面的契约后,中国人仍然保留了大声朗读契约的习惯,这显然延续了其起源时代的做法。[9]

   李零先生也指出,作为一种政令类文书,“誓”原是誓神之辞,在尚书中,则多为誓军旅之辞,誓师时,也有训诫之辞。[10]但不管何种形态的“誓”,都是口头表达的产物。《尚书》中收录有《甘誓》《商誓》《汤誓》《泰誓》《费誓》《牧誓》《秦誓》等,《左传》《国语》等典籍也记录了许多誓辞。日本学者平势隆郎阐述了发誓从口头走向文字的过程:“从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开始,各个部族(或诸侯国)就通过向神祈祷的行为确认相互关系,遏制违背约定的行为。确定这一相互关系的东西就是盟誓”,而“当汉字传到各国祭祀场所后,被定义为祭祀礼仪之一的盟誓也开始使用汉字来进行,并且各国的盟誓内容以证据文书的形式保留下来”。[11]到西周,“誓言体”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流行文体,使用频率很高,当时列国之间的矛盾纠纷及外交事务常诉诸盟会。可见盟誓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口头合同”,后世的文字契约即承此而来。

   (二)发誓作为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仪式

   发誓作为一种言语表达行为,它具有明显的沟通行为学特征。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种沟通可以区分为两个有机联系的层面:一是人与神的沟通,二是人与人的沟通。与普通的沟通行为不同,发誓通常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也伴随有某种象征行为或仪式活动,因此是一种传播行为。在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看来,传播一词的原型就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典礼”,其本质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文化互动。[12]发誓作为一种互动仪式,具有强化、象征和再现关系与意义的社会功能,因此是一种典型的传播活动。其仪式性在盟誓上体现得尤其突出。《礼记·曲礼》孔颖达疏:“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王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盟誓仪式结束后,人们还要把记载了盟辞的策载放于坎中的牺牲之上一起埋掉,所以盟书也称“载书”。事实上,发誓与普通声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包含了一个宗教化的仪式传播过程。因此,发誓作为一种沟通行为,它首先是一个“与神沟通”的过程。如果没有“神灵”的在场,发誓就不称其为发誓,誓言也就失去了其神圣性和严肃性。

   因此我们可以将“发誓”定义为一种诉诸超自然力量以形成约束与信任的言语传播行为。作为一种起源于口传时代的传播行为,发誓也必然起源于宗教时代,它是神灵信仰的产物。在笔者看来,这一沟通行为至少存在两个参与主体:人与神。人可以在神灵面前单独起誓,与神灵独自沟通,自我承诺,也可以在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形下起誓(这种情形更为常见)。这时发誓就有了三个参与主体:神灵、起誓者、听誓者。

   当起誓者起誓,说出宣言,神灵作为仲裁者,对起誓者的言语行为进行监督和裁决。听誓者选择相信或不相信起誓者的承诺,这同样取决于其对神灵的信仰。相比于今人,古人更加倾向于相信神灵的真实存在,因此发誓就能够实现三者之间的沟通。在古人看来,这种沟通不是虚拟的,而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通过人与神的沟通对话,誓言变成了一种可信承诺,实现了其传播功能。

   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誓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诺言的遵守,起誓者承诺应该如何做;二是罚则,如果违背则甘愿受到什么惩罚。古代汉语常用“所不……者,有如……”的假设句型起誓。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孔颖达《左传正义》:“诸言‘有如’,皆是誓辞。”这些誓言都表示如果违背誓约,则听从神灵的惩处。

古代西方也如此,发誓即是与神达成某种契约。罗马的凯撒大帝曾如此描述日尔曼人、高卢人的风俗:“所有高卢各族都异常热心于宗教仪式,因此,凡染上较为严重的疾病,或是要去参加战争、冒历危险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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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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