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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

更新时间:2021-08-26 20:12:37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不是当时把人作为牺牲,向神献祭,就是许下誓愿,答应将来这样做,这种祀典都请祭司们主持。”[13]罗马人自己也起誓。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誓言’在罗马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困难的。”[14]

   事实上,古代世界各民族都通过发誓或起誓来解决纠纷或达成合约。在美索不达米亚,神符常常被从神庙中请出,帮助收取什一税,以及在法律纠纷中见证起誓。[15]在古代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宗教献祭和起誓也是法庭审判的一部分。以发誓裁决纷争被写入许多民族的成文法之中,是一种解决纠纷的重要机制。因为所有人都相信神前起誓的严肃性,任何伪誓都会遭到神灵的惩罚,因此神判法可以在无法取证的情况下断案,这有效地降低了诉讼成本。[16]瞿同祖在对中国法律的研究中也指出,虽然中国有史载以来即不见神判法了,但神判的观念还有遗留,“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鬼神是不可欺的,邪恶的行为可以逃过人间耳目,却不能欺瞒神明,如果欺瞒,则必有神灵所惩罚”。[17]在西周时代,凡与诉讼有关的金文,往往用“誓”来终结诉讼。神灵的存在使人之誓言具有了可信度,故而通过发誓能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三)发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行为

   除了人与神的单独沟通,当有第三方在场时,发誓就不仅是人神沟通,更是人与人、起誓者与听誓者之间达成约定的一种沟通方式,具有重要的人际传播功能。事实上,大多数的发誓行为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际沟通,发誓不过是取得人际信任、达成人际合作的一种沟通手段。

   在国家与法律制度都不完善的情形下,人们往往通过发誓来获取信任,促成合作。1620年,当第一批英格兰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全新的土地,于是他们集体立下《五月花号公约》。这样的公约在当时自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也缺少强制执行的机构,他们只能通过向上帝立誓来达成契约。这一行为意义深远,正如法国学者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所指出的,1620年清教徒在新普利茅斯这个侨居地建立之前,已经用在上帝面前立誓的方式拟定了将在移民据点实施的公约,这些在上帝面前立誓形成的契约是美国宪法的前身。[18]

   可见,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发誓其实是一个信号传递与承诺机制:人在神面前起誓,许下诺言,就是发出一个承诺声明,这个承诺不仅是给神的,更是传递给合作者的。誓言作为一种承诺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可信性,是由于:1.它是对神灵许下的诺言,具有神圣性;2.誓言一般是公开的,也接受众人监督;3.违背誓言会面临神灵以及监督者的严厉惩罚。可见,发誓能够增进信任与合作的机制就在于它是一种神圣的且“代价高昂”的信号。

   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Posner)在对“合作的非法律机制”(nonlegal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研究中提出了“关于合作与社会规范的信号传递理论”。在他看来,任何成本高昂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信号,它是一种建立或者保护个人声誉的机制。在波斯纳看来,婚誓就是一种信号机制。婚姻誓约“只不过是那些进入并维系亲密关系的人们之间、他们与其朋友、家人以及公众之间传递的许多信号中最明显的一种而已。”[19]这种信号与其他信号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具有神圣性,通过对神灵许下诺言,信任与契约得到了强化和保证。

   此外,因为发誓具有促进人际合作的功能,它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政治和社会沟通中。就政治沟通而言,在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的古代国家都信仰宗教,也都利用宗教性的宣誓仪式来进行政治统治。如被芬纳(S.E.Finer)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亚述帝国,其君主就经常运用宣誓仪式来治理国家。在选定王位继承人时,统治者(作为神的代表和中介)会召集所有帝国臣民,向他们宣布人选。这些被召集的人必须对诸神宣誓,并尊重神的选择以及继任者的地位。一旦成功继位,新的国王便会更严格地要求臣民宣誓效忠。“宣誓仪式意义深远,它迫使那些宣誓者承认国王的统治地位,使臣民服从国王的晓谕,断绝同敌人的一切联系,在所有的战斗中都要同国王协同作战。”[20]而运用盟誓来进行政治沟通或政治外交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十分常见,它是古代缔结国际关系、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如《左传·昭公十六年》中子产所言:“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就社会沟通而言,即便在现代社会,发誓仍是一种重要的取信方式,特别是对一些掌握巨大权力的仲裁者,通过公开宣誓来约束他们的权力并使他们获得社会信任十分必要。各国普遍建立的公务员宣誓制度、法官宣誓制度、证人宣誓制度以及体育比赛中的裁判员宣誓制度等,都是宣誓人对力行和落实“公平与正义”的一种申明和强调,他们也以此获得社会信任。在一些信息不对称、高度依赖良心和自律的行业,例如执业医师,其入行宣誓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沟通功能:它实际上是一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补充手段,其功能既在于约束自己,也在于取信于社会。

   英国学者柏克指出,所谓社会,事实上就是一部契约。社会互动即基于各种契约和规则基础上的沟通互动过程。他认为这种契约并非仅仅是生者之间的,也是在世的、过世的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在让所有的身体和精神特质都各归其位的不可违反的誓言所允可的契约下,它将天性高低不一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贯通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21]誓言的社会功能之一即在于在不同社会成员中达成这样一种社会契约,因此发誓也可以视为社会沟通的媒介。

  

   三、“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

  

   (一)“对天发誓”的独特性

   尽管发誓这一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存在,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发誓方式。如把手放在坟墓上起誓这一做法在古代希腊社会广泛存在,但在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起誓方法。又如婚誓,它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但表现形式却各不相同。在穆斯林的婚礼中,新人这样发誓:“本人愿意在真主和众人面前,遵照《古兰经》和圣训,娶/嫁予你为本人的合法妻子/丈夫。本人承诺将尽力使这段婚姻成为顺主的作为,并使它成为互爱、互助、怜悯、安宁和忠诚的结合。愿主见证我,因主是最佳的见证者。”[22]而欧美婚礼则是牧师主持,新人在上帝面前宣誓。中国人的婚誓中则没有“上帝”这样的神,取而代之的是“天地父母”,结成夫妻时先拜天地,再拜高堂。

   这种差异源于中国和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上的不同。西方人在上帝面前的发誓源自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立誓又源自古老的犹太教。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的先知摩西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时,就在西奈山顶与耶和华密谈并立下誓约,这即“摩西十诫”,它确立了耶和华为他们的保护神和最高权威,也确立了犹太教的宗旨和犹太人的行为规范。这种立誓的传统也被后世的基督教所继承。由于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西方人总是在上帝面前宣誓。如中世纪时的欧洲,国王加冕时需要宣誓,即加冕誓言(coronation oaths),宣誓的监誓人就是基督教中的上帝。欧洲的传统后来也流播到了美国,美国总统就职时需要手按《圣经》并宣读誓言即是继承了这种传统。正如肯尼迪总统1961年1月20日就职时所说:“今天,我们所举行的并不是一次庆祝政党胜利的仪式,而是自由的庆典;它所象征的不仅是一个开端,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所意味的不仅是变动,而且也是一个更新。因为我已经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读了庄严的誓词,这一誓词与我们先辈在将近一百七十五年前所规定的完全一样。”[23]

   中国人的信仰和西方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并不信仰基督上帝,而是崇拜祖宗及日月山川等自然神。在杨庆堃先生看来,西方的宗教是一种制度型宗教(或称独立宗教),它拥有自己的概念、仪式和结构,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而中国本土的宗教是一种“弥散型宗教”,这种弥散型宗教总是与其他社会系统混合在一起。[24]在笔者看来,这种弥散型宗教的内核即是以崇拜天地自然和祖宗为主的萨满教与其他宗教形态的混合物。因此中国人发誓的对象较为宽泛,既可以是祖宗,也可以是偶像神、自然神,而最为普遍的发誓对象就是“天”。19世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发现,和西方人的“上帝”观念不同,中国的语言文化及中国人的头脑中缺乏“最高主宰神”的概念。在民间,与最高主宰神类似的概念就是“天”。在他看来,在中国的经书里,“天”这个概念接近于西方“上帝”一词,天被理解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法则”。[25]倪维思的观察可谓精确,“天”在中国就是西方人意义上的最高主宰神。宗教社会学者李向平先生径直指出:中国的“上帝”其实就是一种“天命信仰”。“中国人不是没有宗教,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信仰,中国人所信奉的恰恰是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天命信仰。”[26]

   这种“天命信仰”是中国人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传统。因此中国人“对天发誓”和西方人对上帝发誓一样司空见惯。唐代诗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曰:“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讲的就是“对天发誓”。这种发誓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相当多的描述。《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的“桃园三结义”描写的就是“对天发誓”的场景:刘关张三人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焚香再拜发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所谓“皇天后土”“天人共戮”就是让天地见证并监督自己的誓言。这种表述大体构成了中国人“对天发誓”的主要内容。

   “对天发誓”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人的一些日常用语就包含了这种誓言:如“老天保佑”“青天在上”表示祈愿;“头上三尺有神明”表示警示;而“天收的”“天杀的”“天打雷劈”“天诛地灭”则表示咒骂。如果一个陈述加上这样的咒辞,就构成了一个“毒誓”。发毒誓往往能够释放出强烈的“可信承诺”,具有特定的沟通功能。在中国人看来,老天有眼,“人在做,天在看”。如《诗经》中的“天监在下,有命既集”(《诗·大雅·大明》)、“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诗经·商颂·我将》),因此“对天发誓”才是真正的发誓,才能灵验或取信于人,这成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本土的一种特有的沟通方式。

   (二)“对天发誓”的信仰来源

   《说文解字》对天的解释是:“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的意思从头引申为至高无上。这种“至高无上”的观念始终支配着中国人对天的理解。如孔子所说:“巍巍乎,唯天为大。”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一神教,但中国人同样有信仰,这个信仰就是对天的敬畏。从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论述,如“天秩有礼,天讨有罪”(《尚书·皋陶谟》)、“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大雅·荡之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都可以看出古人心目中“天”的位置十分之高。

这种畏天、敬天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在商代,天代表着神灵、天帝。《尚书·微子》:“天毒降灾殷邦。”《尚书·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商人统治的合法性即来自于这种“天授神权”。因此商人喜欢把法律与人事说成是神灵意志的体现。周人虽然没有商人那么迷信天,并在天命观中注入了“德”的内容,但仍然继承了天的至上神的观念。[27]这在周初青铜器大丰簋和大盂鼎的铭文及《周书》的一些篇章中都有体现。可见,从商周时代开始,“天”就是一种最高主宰。中国人常说“听天由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天来定夺。这种“天命论”也产生于商周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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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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