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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石健:变革时代呼唤中国学术理论建构

更新时间:2021-08-26 16:01:50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石健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辉煌历程,是中国发生从未有过的历史巨变的伟大社会变革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一历史巨变的时代中,中国的学术理论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丰富经验相比,学术理论建构又显得不足。史诗般的时代呼唤建构史诗般的学术理论。

   两大跨越:理论建构的中国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学术理论的发展创新源自时代变化与实践发展。

   现代思想理论首先产生于西方世界。它源自西方世界的巨大历史变革和历史经验的积累。辉煌的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方世界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神的力量凌驾于人世之上。但从14世纪开始,随着新兴经济萌芽的生长,西欧兴起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建构新世界的思想先驱。先是“文艺复兴”,后是“思想启蒙”。这是一个“出现巨人的时代”。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伴随地理大发现、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得以定型。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显现出特有的矛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变革过程,到19世纪,西方世界的学术理论出现了井喷和爆发之势。现代学术理论体系得以基本成型,产生出史诗般的学术理论和思想巨匠。这些思想迄今仍然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至此,“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世界站在现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不仅从物质上,而且要从精神上控制着非西方世界。

   中国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但是,当历史进入人类彼此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时,中国缺乏必要的竞争力,也缺乏孕育新世界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外国列强的不断侵略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在遭受严峻“阵痛”的年代,中国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等纷纷涌现于历史舞台。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改造中国的需求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诸多探寻中国救亡图存道路的主体中,中国共产党成为根本性的内生变革力量。“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古老中国重新焕发活力,并以日益强大的姿态大踏步迈入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吸纳现代文明成果,实现了两个伟大跨越:从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国家,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当代中国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之上。

   在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的过程中,中国的思想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觉醒年代”,之后不断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从无到有,产生了一批开拓者和思想大家。但是,与中国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的伟大变革时代相比,中国的学术理论建构还显得相当不够。

   首先,现代学术理论发源于西方。在西方社会内部长期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内生出现代西方学术理论。而中国是在外部入侵的背景下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现代学术理论体系。中国的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首先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消化、吸收和转换。现代学术理论的外源性,使中国在学术理论建构上必须付出比西方更多的努力。

   其次,实践是理论之源。从14世纪至19世纪,西方学术理论建构经历了数百年时间,是在充分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建构起学术理论的。而中国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产生现代学术理论的。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实践具有压缩性特点,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其他国家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巨大历史变革。实践先行成为中国发展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历史性巨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但要在总结事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升出史诗般的学术理论,需要一个艰巨的努力过程。

   最后,时代巨变超越了原有的认知和预设。现代学术理论既是经验的产物,更是人为建构的成果。这是因为,与古代世界是自然历史的产物不同,现代世界是要更符合人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建构性。这种建构性往往以超越经验的理论认识和预设为条件。中国是在一个现代历史低点上崛起的,具有双重超越性,不仅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而且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种具有双重超越性的发展道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和预设。即使是成熟的西方理论的许多预设也在中国两大历史性跨越面前失灵。当然,中国的学术理论面对巨大的历史变革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从而难以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华民族伟大的发展历程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富饶的孕育土壤,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史诗般的伟大变革时代呼唤史诗般的学术理论。

   两个起点:建构中国理论自觉

   任何一种学术理论都是在特定历史起点上产生的,并受到特定时代的规定。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觉醒年代”,大量外来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理论空前活跃。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第一个起点。在这一起点上,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有两大成就。其一是初步建立起现代学术理论体系。中国有着悠久丰富的文化,但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学术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二是在社会科学中国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中国现代学术理论体系中,社会科学基本是外来的。大量学者从海外引进社会科学,或者赴海外留学,直接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但当他们进入中国场域、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势必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化,从而产生出中国化的学术理论。他们的著述将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与中国问题研究融合为一体,并凸显中国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大大促进了中国理论的建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农村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的引用下,中国共产党人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重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社会科学属于外来学科。当中国学者学习和接受社会科学,并以中国社会为对象进行社会调查时,势必促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通过对中国的认识产生中国理论。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为瞿同祖所著《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作序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国外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这种非常状态,自然会引起相当反感的。”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自觉地倡导本土社会的研究取向。他们把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归纳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费孝通。费孝通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其名作《乡土中国》的写作背后有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它是从中国大地上产生出的中国理论。它实现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事实,通过二者的交互获得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遵循中国事实的研究推进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尽管是近代以来才建立起来的,并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知识,但有许多学者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将中华文明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并形成独到的理论见解。如瞿同祖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就不是照搬外国有关“封建”的定义,而是从中国历史出发定义“封建”。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是着力将中国法律置于中国社会中理解。

   以第一个起点为基础,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取得了重要成就,并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但总体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主要是仰视,遵循的是“拿来主义”。尽管在“拿来”的过程中,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但对于“拿来”的源头理论缺乏反思性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并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得到大量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指导思想。其次是全面建立现代学术理论的学科体系。邓小平于1979年指出:思想理论工作面临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任务,需要发挥各个学科的力量进行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之后,中国建立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知识生产系统。再次,更加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典型代表。最后,在社会科学中国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

   与第一个起点相比,第二个起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关系,中国人由过往对西方的仰视转变为一种“平视”。这种时代变化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转变。

   其一,对外来理论不再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有了反思性批判意识。如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广泛流行,但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理论在中国运用的局限性。

其二,对外来学说进行创造性转换,根据中国自身需要赋予其中国意义。如“治理”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20世纪90年代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但经过创造性转换,已经形成适应中国需要的国家治理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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