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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石健:变革时代呼唤中国学术理论建构

更新时间:2021-08-26 16:01:50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石健  

   其三,产生了“文化自觉”意识,力图从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自身获取理论资源。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这一思想促进中国学者增强从中国出发建构中国理论的自觉。

   其四,获得了学术群体的中国理论自觉。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国家战略目标,也成为现代学术理论的群体自觉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的学术理论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是一种迫切的期待。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理论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丰富经验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具有重大历史性突破和世界级影响的理论成果尚不多。“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理论成为迫切需求。

   两种表达: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工

   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成果。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分业的社会。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并以相应的概念、范畴、逻辑等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形成学术理论。人们从事知识生产肯定有一定的目的,只是这种目的是通过学术论证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学理性的学术表达。

   现代西方世界的形成伴随着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的表达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政治表达,即直接反映人们的政治意愿,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进行表述,如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等。其二是学术表达,即运用知识和学术语言加以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也会反映一定的思想倾向,甚至为一定政治目的服务,但主要是通过学术性的概念、范畴、逻辑加以论证。

   西方学术理论的强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学术表达。这种表达具有思想的规范性和时空的穿透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他阅读过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克劳塞维茨、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约瑟夫·熊彼特等人的著作,主要就是一种学术表达,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些著作尽管产生并适应于资本主义时代,但其影响远远超越资本主义世界。

   在西方,即便是一些价值取向非常明显的思想,也往往是以一种学术表达的方式出现的。黑格尔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黑格尔武断地认为,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从东方升起,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级的文明。希腊是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人类历史的壮年时代。最后‘太阳’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实现了世界精神的终极目的,成为历史的最高阶段。”?但他的论断是建立在对世界文明考察的基础上,并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尽管这种论证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充满着对东方政治的偏见。但这部著作沿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政治的界定,甚至大量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论据看似相当充分。

   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其一是政治观点非常鲜明的政治表达,如《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其二是建立在充分理论论证基础上的学术表达。马克思撰写《资本论》,从商品这一细胞开始,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再到价值和剩余价值,渐次展开,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政治结论。这一论证过程便是学理性的研究过程。这种学理性的学术表达不是简单的政治宣示,而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理论反映,是一种以学术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政治表达。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理论建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创立了一系列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是在救亡图存的近代才开始新思想探索的历史进程的。出于紧迫的政治需要,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话语表达强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这对于中国实现两大跨越具有重大意义。但与此相比,中国的学术话语表达较弱,甚至与政治话语表达重叠,目前还未能产生类似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克劳塞维茨、亚当?斯密等那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其以学术话语的方式表达,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其规范,甚至思维模式化。由此很容易造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整体性全面发展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恢复重建,其一在于有大量问题要研究,其二在于这种研究要通过社会科学特有的方式。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研究的专业性和学理性尚未能充分显现。其学术表达的理论成果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丰富经验难以匹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就需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要达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致力于学术话语表达。

   两种思维:由经验思维转化为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受知识生产者的思维制约。思维活动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是经验思维,即以直观感受到的事实经验为依据,并通过事实陈述加以表达,注重于“是什么”。其二是理论思维,即以科学的理论、原理、定律为依据,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这种思维要对事实加以抽象,通过概念进行表达,注重“为什么”和“怎么样”。

   人的思维方式与一定的历史环境相关。中国有着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农业生产中“看得见,摸得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经验思维十分发达。这种思维有助于记录事实,对于建立中国人的历史感具有重要作用,使中国产生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伟大的历史著作。与此相比,中国人的理论思维相对较弱。在黑格尔看来,“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黑格尔的论断尽管带有相当的偏见,但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定客观事实的反映。

   现代学术理论率先产生于西方。西方的学术理论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同时将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通过定义、概念、范畴、逻辑加以理性论证,由此形成系统和可传播的知识体系。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之。”?知识生产也具有“先占原则”,即“某些人由于对事物的认识在先,通过概念对事物加以定义,并能够广泛传播,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获得话语权。后人在接受这些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会进入其相应的思维通道,形成格式化、规范化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力量”。西方的学术理论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主要便在于他们的理论建构。

   中国是在近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但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建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历史学本来是中国最古老的学问。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探讨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如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除叙事外尚有不少能够给人启迪的点评。而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事实经验的叙事,对于事实背后的“为什么”问题缺乏深度研究,理论建构相对较弱。其中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加以表达”。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这些学科的知识是大量从国外引进的,对于基于伟大变革时代和中国经验建构原创性理论非常不够。受经验思维所限,我们可以讲出“中国故事”,但难以提出“中国理论”,由此在世界思想“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下中国存在的“有理讲不出”的被动境地,在相当程度上与理论思维较弱、理论建构不足有关。中国学者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建构“中国理论”。故事具有地方性、经验性、具象性,理论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抽象性。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是,不仅要基于经验,而且要将经验提升到普遍性理论的高度,进行理性论证。“虽然经验思维非常重要,但是要实现人类认识的进步,就必须实现由经验思维向理论思维的转化,因为经验是外在的、具体的、现象的、直观的,必须转化为内在的、一般的、本质的和理性的。”如美国学者斯科特所著《弱者的武器》一书,讲的是农民故事,但以政治权力体系中的“弱者”进行理论表达,由此获得了一般性和普遍性:凡是有“弱者”的地方,就会有“弱者的武器”。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因为理论具有规范意义。我们一旦进入他人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其思维和话语体系的规制,从而很难产生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中国经验相匹配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创理论。这就需要大力强化理论思维,建立理论自觉。

   两种源流:从西方理论“消费者”到推进“自主性生产”

   理论建构不是凭空想象,更非一日之功。它建立在对前人成果传承的基础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分工分业,由学校、科研机构、专业刊物等要素构成的专业化学科体系建立,已经形成了能够不断再生产知识产品的生产线。“知识生产是对一类事实加以概括、提炼、总结,并建构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能够传播、学习、运用的知识体系。”知识生产线指的是学术知识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稳定性输出路线或路径。稳定的知识生产线有助于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形成多种标识,并确立相应的源流和根基。

现代学术理论率先在西方兴起,经过了数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条强大的知识生产线,可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知识产品。西方的知识生产线有两大特点:其一,通过概念创制,获得知识生产的话语权。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的归属决定的。概念的定义权对知识生产领域尤其重要,定义权直接决定了知识话语的主导地位。在带有自身标识的知识生产线上,西方不断有新的知识产品出现。后来者要涉足这一领域,就不得不进入西方业已形成的“知识轨道”,接受既有理论的规范,深受这一知识生产隐性支配力的影响。其二,将一定的价值隐含于学术理论之中,从而获得思想影响力。人类在建构知识生产线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价值与倾向注入其中,达到影响他者的目标。现代思想理论的重要特点是作为一种主张和理念的“主义”开始出现。“主义”既是知识生产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又是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理想主张。“主义”的出现是世界思想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至此,思想开始具有独立性,引导客观世界的发展,并规制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中国现代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势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但是,仅仅做西方理论的“消费者”是远远不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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