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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勇 沈博: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百年探索

更新时间:2021-08-26 00:49:36
作者: 董志勇   沈博  

   摘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原本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不成立。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来,经过不同阶段层次递进地探索,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由此完成了对传统理论的突破。中国共产党这一探索历程的内在逻辑,为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思想起点  百年探索

  

   一、引言

   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其中就包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折。这一伟大转折的背后,是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命题的百年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也是百年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的缩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互促创新的生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仅因其突出的经济建设成就而广受关注,还因其在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而备受经济学界的关注。毕竟,将过往理论界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完全对立的范畴充分融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中,毋庸置疑是伟大创新之举。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题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切入视角主要包括党的理论实践探索与国内外理论界理论思考两大层面,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沿革、思想理论探索、认知变迁、实践成效等问题的梳理与阐述(杨新铭,2021;简新华和程杨洋,2021;王维平和牛新星,2021;程霖和陈旭东,2018);其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理论问题及其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剖析和评价(韩文龙和刘璐,2021;胡家勇,2013、2016、2021;简新华和余江,2016;张宇,2016);其三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及其价值意义(张卓元,2021;方福前,2020)。

   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改革开放后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出现与形成,实际上是得益于其前期的理论思考与经验积累。具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在开展实际工作时就已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之间的协调问题,即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适当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党对二者间的关系认识存在显著的变化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只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此,从思想史层面系统梳理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探索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世今生”,借此思考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反复提到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要求,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百年思想演进史中洞悉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起点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有其深刻的思想起点与理论渊源,承接着近代中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状况的诉求与希冀。最直接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系列阐述。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阐述,也在党的探索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素材。不过,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主流的西方经济学,都从理论上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也正是党创新探索的重要思想起点及其理论价值所在。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有关思想观点

   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是难以组合到一起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谈到,社会主义“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施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会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谈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进而“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转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他认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时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这一论断表明,依靠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将难以适应生产资料集中与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即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难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

   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理论探索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实践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观点。在1920年代初苏俄社会经济困难时期,列宁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主张“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将之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通过工农业间的商品交换,建立起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正常关系,从而在“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在此基础上,列宁还提到,既然当时俄国无法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那么“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使之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由此可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已涵盖了他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问题的新认识,即承认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以此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提供可行的途径,“建立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不过,这并未改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困境。1928年,斯大林提到,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它们都“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推进,苏联最终形成了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对战后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重要理论问题,认为由于暂时未能达到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社会主义还是需要有商品生产,“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而在商品流通领域和生产环节中存在的价值规律作用“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将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内在联系到一起,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难题的解决又往前推进一步。20世纪50、60年代时,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亦着手开展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探索实践,以弥补僵化的苏联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假说与锡克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模式等。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有关思想观点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同样是一对难以相互兼容的概念。自亚当·斯密以来,市场经济及其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阐扬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不过,随着19世纪末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问题频发,社会主义成了当时社会关注的新热点,主流经济学者们也逐渐关注并思考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问题。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维塞尔利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从稀缺资源配置最优化着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都受共同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皮尔森和考茨基就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价值的问题展开争论;谢夫莱认为中央计划权威只能依靠某种与自由市场定价相似的方式来确定价值;布伦塔诺则认为计划经济与自由难以相容。1920年,奥地利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米塞斯发文质疑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合理经济计算的大论战。米塞斯的主要观点在于市场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市场,那么社会主义将无法进行计算。哈耶克支持米塞斯的这一说法,并强调由于中央计划机构无法掌握所有数据,无法具备完全知识,所以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无法践行的。面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断,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借鉴帕累托的设想,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这让哈耶克转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中央计划者无法像自由市场对价格作出迅速反应那样对经济计划进行调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泰勒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都可通过“试错”过程来设定。兰格于1936年和1937年先后发文回应这一问题,主张价格不仅是交换比率,还是用于经济决策的一般依据,并支持泰勒所提出的“试错”假想。

   20世纪30年代兰格论战的背景还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和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密切相关。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与罗斯福新政带来了思想界对传统自由市场的反思。凯恩斯力主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应对经济危机,由此打破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随着二战结束前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指导思想上采纳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角色与作用得到强化。待到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滞涨之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西方经济学界的整体思潮又重新朝向自由市场,并凝结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从而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亲和力”。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关注和思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命题。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的突破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完善,党逐渐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窠臼,构成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的初步认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分属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二者无法结合共存。因此,时人未曾过多地思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在可能。在更多情况下,受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启发,以及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现实的考虑,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左翼经济学者们越发注意到私有经济的合理发展对于近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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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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