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董志勇 沈博: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百年探索

更新时间:2021-08-26 00:49:36
作者: 董志勇   沈博  
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计划主导与市场辅助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建党之初,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强调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中共二大宣言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动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当然,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与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开展,党认识到,近代中国并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适当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持中国革命的开展。针对当时根据地国有经济、合作社、私人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毛泽东主张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其中,尽管工商业涉及“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帮助革命战争的胜利,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并在经济上巩固他们的联合”,党主张“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此,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就已经在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私人资本主义与各种公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雏形,这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0年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主张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要“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在后续一段时间的探索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甚至曾提过“新式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在革命政权对社会各阶级关系的调节下,可以“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以薛暮桥、沈志远、许涤新等为代表的左翼经济学家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知。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并未论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毛泽东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并非“新资本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在该经济体系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解决落后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为保证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国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集体化必须“发展得更快,更迅速”(许涤新,1948);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价值法则将随着计划性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国民财富与大众福利的同时增进”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

   纵观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认识,尽管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私人资本主义共存发展的思想主张,但核心观念并不在于在社会主义中发展市场经济,而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原则,在国家计划之下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合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从而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居于辅助地位,并将在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引导下趋于消失。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49—1978年)的曲折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目标。随着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党的领导人和学界在某些阶段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法则和商品经济存在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但整体而言,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仍将市场经济摆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序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知问题上,当时党主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阐述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经验,将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到一起。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深深影响着国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知。按斯大林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受此影响,当时国内主流观点倾向于强调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竞争盲目无序、经济危机频发等负面影响,进而突出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对此,毛泽东谈道:“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因此,私人所有制“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够“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刘少奇也强调,“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

   不过,党中央始终未曾完全忽视市场因素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过度的公私合营政策、手工业盲目建大社和并大社的举动会对满足人民生活消费需求带来负面影响。这与当时党内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思想风向也紧密相关。党的八大前后,党曾就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针对在国家市场之外适当发展自由市场的问题。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提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社会主义中的自由市场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为此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大不合理,小合理”,而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为此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在党的八大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强调“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毛泽东在1956年底与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也一反三大改造期间“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态度,认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与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但“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也提到自由市场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些说法的转变表明,消灭私有制并非是短时间内就可做到的事情,其间透露着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发展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规模消灭商品与市场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党中央和理论界再次掀起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问题的探讨。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可参见马艳等(2019)。毛泽东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讨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稿时谈到,“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并主张将价值法则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在他看来,每个人民公社都需要“生产有交换价值的农作物和工业品”,“不然生活不能丰富”,社会生产与人民消费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总体而言,毛泽东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因此短时间内不要商品“是不现实的”,而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发展自由市场问题的认识处于摇摆状态,并在日渐膨胀的“左”倾思潮影响下,最终滑向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当然,20世纪50—60年代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考与探索,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阐述,其基调也是希望借助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刺激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回应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消费品多样化的现实需求,由此形成了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奠定了改革开放后党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的突破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为党进一步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扫除了政治层面的束缚。计划经济体制呈现的固有弊端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求是党决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

   阶段一:突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党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反思计划经济优点与不足的同时,进一步延续与深化此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有限发展自由市场的探索。1979年3月,陈云在一份发言提纲中写道,苏联和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都是遵循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但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未能结合实际情况,“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其中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是“从属的必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同样也能让市场符合按比例发展的要求。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需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包括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探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创造出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由此正式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基调。1982年党的十二大继承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提法,指出“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并划分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相应范围与界限,为党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迈出坚实一步。

在厘清计划与市场的主辅关系后,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逐步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路,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融合。实现二者融合的一大关键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间的匹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在于“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因此,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22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