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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关于双循环与扩大内需

更新时间:2021-08-25 04:23:38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而提出的,针对的是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偏重,内需持续不足的结构失衡状况,以及产业链的某些重要环节和某些重要产品受制于其他国家封锁的情况。

   目前社会上和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各种不同理解。例如有些人以为内循环为主就是要减少进出口,减少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把生产和市场移到国内来;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本文阐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第一节将首先讨论双循环的含义,对一些概念进行澄清。第二节回顾和分析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在高投资条件下形成的内需不足,及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第三节讨论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对需求结构失衡现象的影响。第四节分析需求结构失衡现象背后的深层体制原因。第五节简单概括未来实现双循环健康发展需要推进哪些方面的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

  

   一、关于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所谓“国内大循环”,通常意义上是指经济循环的全过程(即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在国内完成,或者说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在国内市场,其中供给侧的产业链也基本布局于国内。而“国际大循环”是指上述经济循环的某些环节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产业链的某些部分和最终产品的市场在国外,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完成经济循环。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能够把国家封闭起来,完全靠内循环完成经济运转。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必然导致低效率和发展迟缓。国际分工不仅能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能实现资源高效率配置。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自己生产全部所需产品;有些产品虽能生产,但成本显著高于他国,不如依靠国际分工。有些产品有比较优势,就应大力发展,为国际市场服务。因此,扬长避短、服从国际分工,是现代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在改革以前,在种种内外条件影响下,形成了一个闭关锁国和排斥市场的经济模式,导致了严重的低效率和发展缓慢。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20美元,数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逐步转轨到市场体制,同时打开了国门,经济才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1987年,青年学者王建建议,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实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被决策层采纳[1]。随着政策放宽,限制解除,出口加工业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经济外向化程度迅速提高,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这期间由于打开国门,强劲的外需显著加快了经济增长。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货物进出口总额/GDP)从9.7%上升到31.6%。其间在2005-2007年间,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外贸依存度超过了60%。[2]

   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了38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9.7%。截至202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从1978年的220美元升至1万美元以上。中国实现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市场化改革,同时也直接得益于通过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国际大循环。

   不过即使在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时期,也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以外循环为主。这是因为外贸依存度数据得自进出口额加总。单纯计算2005-2007年出口额,只相当于GDP的33%-35%。再扣除出口产品中包含的进口原材料价值,出口产品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可能只有1/4左右。因此大部分产品还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内循环仍占主导地位。

   实际上,当今世界所有经济大国在保持经济开放的同时,都仍然以内循环为主。原因是优先利用国内资源和满足国内市场在很多情况下能够节约生产流通成本、减少交易费用。还有一些生产领域,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和研发创新来变短板为长项,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内外循环互相补充的双循环模式是扬长避短的最优发展模式。而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而言,内循环占主导地位也是必然的。

   尽管中国经济长期得益于对外开放,但目前遇到了两个难题:

   其一是近年来某些关键产品和技术受到某些国家封锁。一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本来是正常现象,尤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很多技术还跟在别人后面走,需要在技术和产品方面与其他国家互补。但面临有些国家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封锁打压时,就陷入被动局面,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促进自主创新,弥补技术短板,更多依靠自身力量来突破某些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瓶颈制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闭关自守的经济模式。继续保持和扩大开放、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继续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仍然是中国不可改变的基本国策。

   其二是过去十几年来内需不足,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而当外需减弱时,经济增长就呈现疲软状态。这是一种结构失衡状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严重制约。因此需要扩大内需,实现结构再平衡,以强劲的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作者认为,当前政策强调形成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主要是着眼于在继续保持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前提下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即:通过自身努力加快研发创新,解决某些关键产品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和通过推进结构再平衡解决内需不足、过多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

   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并不由外贸依存度高低来衡量,而主要反映在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即,如果一国需要靠保持很大的外贸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否则就会面临增长乏力,就意味着内需不足、对外需的依赖过度。

   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而言,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自己走上闭关锁国之路,外部封锁对经济发展虽有严重影响,终究不是致命障碍,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克服的。而内需不足来自经济的内在缺陷,意味着有些政策需要调整,有些体制迫切需要改革,否则难以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也将作为本文以下部分讨论的重点。

  

   二、高投资下的内需不足

   在合理状态下,一个经济体提供多少总产品,就能够形成多少总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能够保持平衡,靠内需足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指出,如果消费需求给定,而总投资小于总储蓄,就会发生总需求不足。这说明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未得到有效利用,因而导致生产或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条件扩大贸易顺差,靠一部分外需来拉动增长,就某个特定时期而言是可行的,是弥补内需不足的一个途径。但贸易顺差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而且过大的顺差会引发与他国的贸易冲突,无法长期持续。而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政府可以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或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就能增加总需求。这意味着如果居民消费过少,储蓄过多,政府可以用刺激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以代替消费需求,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过去几十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广泛采用,因为各国政府发现,货币刺激或政府投资确实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该理论也无法解释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情况。因为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恰恰是随着投资率不断攀升并达到创历史记录的最高点而发生的。

   中国的投资率(或称资本形成率,即资本形成/GDP)过去长期保持在30%和40%之间,但2000年以后在政府投资不断扩张和货币宽松的条件下经历了大幅度上升,从2000年的33.7%跃升到2010年47.0%的历史峰值,而同期消费率(最终消费/GDP)则从63.9%急降至49.3%的历史谷底值。两者分别上升和下降了13.3和14.6个百分点。[3]

   这10年间,经济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长。但除了投资率急剧攀升的短期拉动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即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大门。其间出口额年增速超过20%,净出口也在全球金融危机前一度上升到GDP的8.7%。外需扩大为巨额投资带来的产能急速扩张找到了出路。但2010年以后,随着外需减弱、出口增长趋缓,立刻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增长率下滑,而且越刺激投资,产能过剩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疲软的情况。

   以2010年为界,经济增长率从10.6%逐年下降。在仍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于2015年后脱离了延续38年的高速增长轨道,增长率降到7%以下。2019年降至6.0%,2020年在内需不振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双重影响下,降至2.3%(但疫情影响是特殊情况,该年经济情况仍好于世界各主要国家)。

   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的高速增长期通常在人均GDP达1万美元左右时结束,因此中国退出高速增长期符合国际常态。此说与事实不符。世界上经历过高速增长期(按年增长超过7%、持续15年以上计算)的经济体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它们结束高速增长期时的人均GDP(按201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在1.1万到3.2万美元之间,而中国退出高速增长期的2015年,人均GDP同样按2010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不到6500美元[4]。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用常态来解释,而是结构失衡所致。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2010年既是中国投资率的历史最高点、消费率的历史最低点,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开始进入逐步下降的拐点(数据见表1)。

  

表1.中国的投资率、消费率(占GDP%)和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及《中国统计摘要2021》数据。

   说明:表中数据均为官方公布数据。作者对多方面原始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统计局公布的2017-2019年经济增长率数据偏高,此处不详述。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居民消费总额名义下降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下降3.9%,同期GDP名义增长3.6%,推算最终消费率下降幅度应在2.7-4.0个百分点之间,而表中引用的2020年官方公布最终消费率仅下降1.5个百分点,与原始数据不相吻合。

  

  

   近年来,经济疲软和产能过剩使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对投资持谨慎态度,投资增速自2015年后显著放缓,只有政府和国有企业还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进行投资扩张。但由于过去地方政府(及受地方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过度举债过度投资已形成巨大的债务负担,近年来对地方政府借债也建立了一些规范。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宏观层面的资本形成率也出现了回落,从2010年的47%小幅下降到2019年和2020年的43%。

从表1可见,尽管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有所下降,目前仍比2000年以前的常规水平高8-10个百分点,而目前的消费率比上述时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更大。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中最高,比世界整体水平和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水平高20个百分点或以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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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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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双月刊2021年8月号,总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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