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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关于双循环与扩大内需

更新时间:2021-08-25 04:23:38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而消费率比这些国家至少低20个百分点(见表2)。

  

表2.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与世界比较(占GDP%.2017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 Base)。

   说明:(1)为进行比较,本表的中等收入国家数据减去了中国数据。(2)- 表示无数据。

  

   需要说明,世界各国目前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未必处在最优状态,特别是美、英等国,可能投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但有诸多证据证明,我国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如此低的消费率也脱离了正常状态。

   作者在较早的一项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计量模型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消费率显著高于或低于67%左右的水平时,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负影响。与该合理消费率对应的投资率应在32%—34%左右。而过去10年来,消费率和投资率大幅度偏离该水平,同时内需疲软、经济增长不断走低,验证了这一估算基本合理。[5]

   上述情况证明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扩张政策在中长期会趋于失效,尤其对我国这样本来投资率就很高的国家更不应长期应用。这些情况还提示,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仅仅是扩大总需求而拉动增长,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长期,投资扩张政策拉动供给的作用更明显,可能加剧供过于求。而且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投资扩张会在中长期对消费需求形成挤出效应,迫使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从而加剧内需疲软。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带来的投资需求扩张是短期的,但投资持续扩张会带来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在中长期加快供给增长,从而加剧供过于求的结构失衡。即便在非直接生产领域(例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领域),如果政府投资扩张过快,也必然形成额外的投资品需求(例如对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机械设备、能源的需求),刺激投资品价格上涨,向产业界传递“短缺”信号。加上宽松的货币和信贷供应,会鼓励相关产业迅速扩大生产性投资,形成新的投入品生产能力。而一旦这种刺激性的初始投资扩张放慢脚步,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被迫闲置,更大程度的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等失衡现象就会再次出现。

   另一方面,货币持续宽松和政府大量借债投资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是因为过量的货币供应和政府投资扩张和必然抬高物价、地价、房价,放大虚拟经济泡沫,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挤压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这进一步打破投资和消费间的平衡关系,加剧内需不足。

   在中国,货币宽松对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推动作用通常不显著,是因为多数行业的产能过剩迫使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压制了价格上涨,甚至导致很多年份PPI负增长。货币带来的涨价压力一部分转向不存在产能过剩的消费品领域,例如食品和其他农林牧渔产品,但更多转向供给受限的土地开发领域和与土地紧密相关的房地产领域,导致过高的地价和房价。特别在大城市,天价的住房与普通居民收入水平严重不成比例。房价上涨还通过租金的传递抬高了商业和服务业价格,把负担转嫁给更广大的消费者。以2017-2020年期间为例,全国PPI累计上涨4.3%,CPI累计上涨7.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2.9%),而房地产企业每平米土地购置费上涨26.4%,商品住宅每平米售价上涨24.9%。持续上涨的房价和房租对普通工薪阶层形成剥夺,并迫使他们提高储蓄、压低消费。[6]

   其实凯恩斯本人在其著作中并不否认其政策效果的短期性。当别人问及该政策的长期作用时,他回避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7]。但活着的人会承受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惜,各国政府往往选择忽略这一关键点,不顾其在中长期的负面效果,持续或反复使用这类刺激政策。

  

   三、扩张政策、产能过剩和金融泡沫

   过度和低效率投资带来了产能过剩、负债过高、生产率下降等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而其主要原因,是长时期的货币宽松和政府过度投资。从2000年到2020年,GDP实际增长4.3倍,而广义货币M2增长了15.2倍,大幅度超过GDP增长。

   自2000年以来的货币宽松和大规模政府投资一度对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快城市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即便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时期,资本形成率最高达到40%左右就应该是上限水平了(这基本上就是2008年以前的情况)。而2008年以后,在大规模双宽松政策的推动下,资本形成率迅速上升到47%,大幅度偏离了合理区间。其后投资率虽有小幅度回落,也始终保持在43%以上的高水平。过犹不及,一旦货币宽松和投资扩张超过合理限度,负面影响就会压倒正面影响。近些年来产能过剩严重,地方政府、国企和房地产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经济增长疲软和生产率下滑,就是其结果。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情况大致在2000年后就开始出现[8]。2010年后,产能过剩日益严重。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制造等行业的过剩尤为突出,并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若干措施。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调整任务;即去过剩产能、去过大的房地产库存、去过高的债务杠杆、降低生产成本、补齐某些行业和产品短板;并连续几年采取严厉措施推进,要求各地关闭淘汰小规模的钢铁、煤炭等企业。

   尽管已采取了大量行政措施压缩产能,但除少数行业外,工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近些年来没有根本性好转,内需不足的情况仍然突出。2013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公布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3.3%,显著低于2013年。2017年回升至77.0%,2018和2019年分别保持在76.5%和76.6%,2020全年降到74.5%。如果上述数据准确的话,经过几年去产能后,工业产能利用率仅比2016年略有提高,仍低于2013年水平。

   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也依然严重。在“去杠杆”方面,近年来总体杠杆率还在持续上升,金融风险还在扩大。用社会融资规模近似代表全社会非金融机构负债总额(但口径不全)来计算杠杆率,2001年负债总额是GDP的1.15倍,2010年是1.57倍,2020年已上升到2.80倍,我国已进入金融高风险时期(见图1)。

  

图1.以社会融资存量计算的债务杠杆率变化

  

   注:2018-2019年央行调整了社会融资统计口径,统计范围扩大。2019年杠杆率上升主要是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但2020年的上升应反映实际情况。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

  

   事实说明,扬汤止沸,莫如釜底抽薪。只有根本解决货币过度宽松和政府过度投资问题,产能持续过剩、经济增长疲软、债务包袱越背越重、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的问题才能根本改变。

   应当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结构调整已经出现了某些转机,广义货币M2的年增长率从2001-2016年的平均16.6%降到了2017-2019年的平均8.3%。这是货币恢复中性的关键一步,也是结构再平衡的一个关键条件。不过M2还不能反映全面的情况。该时期的“贷转债”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年均近40%的大幅度增长,人民币贷款年增长也仍在12%以上,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2020年,出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需要,M2和债券发行都出现了加速趋势。过去10年平均,M2增长率仍然高出经济增长率4.9个百分点(见表3)。这些情况说明未来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繁重。

  

表3.各时期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人民银行网站数据。

  

   表3显示,我国货币供应长期存在大幅度宽松。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需要保持平衡关系。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M2平均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13个百分点以上,2000年代高出近8个百分点,2010年代高出近5个百分点。为什么我国在2000年代以前没有出现持续增长疲软和严重结构失衡?

   基本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的80-90年代,经历了产品和服务市场逐步开放,原来由国家低价或无偿分配的物资和服务逐步变为商品进入市场,价格自由浮动,必然带来货币需求的额外增加。其后又经历了要素资本化过程,90年代初建立了资本市场,后来土地资源也从政府划拨转向拍卖,同时住房供应逐步商品化。产品和服务商品化、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会产生额外的货币需求,其间货币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有合理性。这大大缓冲了货币快速增长带来的副作用,虽然也出现过较高的通胀和资产泡沫,但影响程度被大大减轻。

   随着产品商品化、要素资本化基本完成,上述额外的货币需求已基本不复存在,货币供应需要减速并回归中性,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事实上2000年以后货币增长继续显著快于经济增长,就必然带来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等结构失衡和严重的金融、房地产泡沫。

   货币超发并不完全是货币当局的主观原因导致,外汇收入和结汇大量增加促使货币被动发行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通过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对冲、完善货币发行机制来及早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宽松货币曾经带来了短期快速增长和某些利益团体大量获益,也使宽松政策在利益驱动下形成刚性,迟迟难以纠正。

在财政政策方面,近年来经济增长减速,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支出增长显著快于收入增长,赤字逐年扩大。事实上,在正常财政收支之外,过去20年间还派生出大量其他渠道的政府收支,包括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体的政府性基金收支、社保基金收支和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它们都是由政府掌握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其支出方向和规模都会对宏观经济发生影响。这里将上述三项支出与财政支出合并,定义为全口径政府支出。全口径政府支出在2000年只占GDP的22.8%,而2020年已上升到44.0%,比例扩大了一倍。在政府支出中,出自财政预算拨款的政府投资相对有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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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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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双月刊2021年8月号,总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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