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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未名湖中燃烧的荷花

更新时间:2021-08-24 22:13:57
作者: 卞毓方 (进入专栏)  

  

   一九七0年三月中旬,我“跑反”似地逃开北大,走的也是南门。北大岁月已成噩梦,发誓十年八载不再回头。一列火车一艘轮船接力,将两百多号北大、清华学子送去湖南西湖部队农场。此地隶属于常德市汉寿县,原是省、市直管的劳改农场,犯人前脚迁走,我们后脚跟进,破草棚的角角落落弥漫着犯人带不走的晦气。一日逛乡里墟集,有老汉拦下问:“你们这拨犯人,比前一拨年纪轻。你们犯的是什么罪?”

   若说有罪,那就是多念了一两年书。文革脱了三年多的皮,脱不掉知识的“纹身”,还得继续改造。

   政治术语是脱胎换骨——就这样整天劳动劳动再劳动,真的能脱胎换骨吗?我怀疑。

   我分在学生一连,八班。造纸厂干活,流程包括砍伐芦苇,打捆,运输,送入机器,切碎,蒸煮,我不记得纸浆是怎么形成的,造出的纸又是啥模样,我记得的就只有精疲力竭,文革远未结束,该虚抛的光阴还得继续抛。

   后来改为种水稻。插秧我熟悉,我是苏北人,家里有过稻田,小时候,常跟大人在秧田耍。双抢是重头活,吃住在田头,披星出工,带月收工,骨头累得散了架。一次,半夜翻身,从临时搁的木板床上滚落,心里明白是躺在地上了,身子却挣扎不出爬起来的力气,就那样,头一歪,手一摊,继续昏昏大睡。

   我大学生过肝炎,校医说流行性感染,全校被击倒一大片。农场又生了疱疹,场医说是毒气,根源为秧田的污水。总之时运不济。农场没有病号饭,但有病号活:牧鹅。这一差事落到我和齐上乐的头上,他是生物系的,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养鹅是个自在活,天亮后,打开栅栏,鹅群不用吆喝,自会嘎嘎欢叫地扑向湖面;天黑前,端了盛着饲料的簸箕,站大堤上一晃,鹅群接到开饭的通知,又会嘎嘎欢叫地窜回鹅棚。白天,我俩只要随着鹅群的移动而移动,当心不让它们走散。这就有了空隙,思考和阅读的空隙。见缝插针要的就是一条缝,前提是心里要有一枚针。齐上乐心里就有一枚针,他在牧鹅的间隙跟我学会了基础日语。我则用于反刍,温习少年、童年强咽下去的那些古诗古文。

   又是一年零九个月,与我在北大受正规教育的时间相等,农场进入再分配。没有奢望,只有最现实的考较,希望能分在京广铁路沿线,图的就是回老家探亲多一分方便。半年前,我曾返江苏看望老父老母,从农场步行十多里,到柳林嘴码头,然后,乘一宿的夜航船去长沙,候了半日,坐火车去武汉,住一宿,再搭两三天的江轮至南京,南京又住一晚,改乘长途汽车回射阳——折腾的人困马乏,走过一趟,绝不想走第二趟。未久方案公布,出乎意料的是省生产指挥组。这是祖坟冒青烟了。事后,师部某首长向我交底,这次分配,没有日语专业的对口单位,让你到生产指挥组,考虑那儿位势高,施展大,你写作的才能会得到发挥,即使将来要对口,调动也容易。又透露,省文化局已看上你,这次他们只有一个名额,给了连队一位党员,他们还在向省政府争取指标,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九七二年岁尾,去省生产指挥组报到。人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能专业对口。回答说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是,科委下面有家科技情报研究所,需要日文翻译。我说好,我去。

   在情报所待了四年。那年头国门紧锁,所谓情报,只是一些过期的日文专利资料。倒是有机会去省里各地跑动,也算是开了眼界。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如今名扬国际的袁隆平。那时他人在怀化,我走的是长沙——益阳——常德——桃源——吉首——凤凰——麻阳一线,途中经过张家界,尚未开发,然而,我已感到了它的大美,可惜当时没有把它报道出来,是张家界的时运未到,当然,也是我的时运未到。

   袁隆平四十出头,干巴瘦,研究的课题,是水稻雄性不育。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不懂具体技术,但懂理,懂人,识得他干的是一件大事,比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得无法比拟的大事。从那之后我一直跟踪他,跟踪他在最高和最险维度上的攀登。袁隆平住在地区农校,拿出当地特产的柑橘招待我。我的胃没有我眼睛出息,才吃了几只,就一个劲地反酸。回程,取的是洪江——隆回——邵阳——湘潭一线,途中翻越雪峰山,那些斧立剑插的峰峦,那些当头压下旋又闪身而避的危崖,那些呐喊着嘶吼着急急夺路而奔的溪沟,一路追着我不放。让我这个平原长大的井底之蛙,自认在美学这一块,缺的远不是几箩几筐。

   我调查的第一个专题,是湘江污染。湘江是湖南最长最阔的河流,也因毛泽东“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吟咏,升华定格为圣河。我调查的数据显示,鉴于沿岸城市的工业废水肆无忌惮的排放,湘江之水已不适宜直接饮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把调查所得向李姓所长汇报。李所长出身行伍,老革命,老资格,本分,敦诚,素朴,可惜业务是外行。他批评我大惊小怪,说:“湘江里的水,沿途老百姓天天吃,也没见出什么问题。”我向他解释,毒性是慢慢累积的,过了一定界限,就会爆发。他瞅了瞅我,突然冒出一句:“你今天早上拖地,就不如我!”

   苦笑,情报所徒然挂了个“科技”的牌子。

   是时我单身,住在办公楼后院的双人宿舍。中学就落下失眠的毛病,尤其怕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因此,我索性睡在办公室。习惯了早起,四点,灯准亮。李姓所长七点半上班,来了就拖地,拖罢自己的办公室,再拖走廊。我的办公室与他同层,拖把碰得门嗤啦嗤啦响,岂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遂丢下书本,与他一起打扫未拖完的走廊。所长大人是处级,他自信自己拖地的水平足以胜任局级。至于我,他只要瞟一眼我握杆使力的笨样,就知道我还是个远远没有被改造好的嫩知识分子。

   我渐渐起了离心。树挪死,人挪活,自忖:我拥有两手,一手日文,一手中文,情报所哪一手也用不上,何必在这儿干耗着。

   这时,消息传来,大学同窗马成三,从锦州某中学上调到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

   他是最早专业对口的。

   这是一粒石子,在别的同窗心里激起怎样的涟漪,我不知道,在我,却激起千层浪。

   从此我骑车上班的路上就多了一股风,只有我晓得,那是我同窗马成三刮来的风。

   我首先尝试起用日文,真正意义上的起用,联系省外办,未果。不怪别人,只叹我在北大仅仅学了两年,即使加上历年的自学,也不过像一茬晚稻,好歹熬到了扬花、结穗,但籽粒还没有饱满金黄,清香还没有随风飘远——也许季节已经错过,永远地错过,收割的人耸耸肩,摊摊手,他无意开镰。

   是我使北大蒙羞,还是北大使我蒙羞。

   转而起用中文——这回不是我争取,是省政府主动出面推荐。当毛泽东还只是个二十六岁的叛逆者的时候,他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当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时候,湖南省委创办了《新湘评论》。文革停刊,如今又复刊。这是一九七七年初夏,我刚从工业学大庆第一线——娄底市洪山殿煤矿——回来不久,就奉调去《新湘评论》上班。

   中文毕竟比日文强,从事编辑工作,堪谓得心应手。我感谢在《新湘评论》的那两年,等于上了一期政治系,又上了一期中文系。无奈离心依然。父亲以为我思乡,来信开导我“大将军四海为家”,但我就是不想把家安在长沙,根源在于孤独,无人可与言说的孤独。

   我渴望离开——首选是京城。

   我那爱也好恨也罢的北大,它一直在头顶注视着我。

   进而发现,不管我走在哪儿,总有一缕空气,散发出特有的馨香,来自燕园。

   一屋人在一起办公,一城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人说。

   不,直觉告诉我,他们呼吸的是各各不同的气。

   时间改变一切。我们都生活在时间里。

   先是,听说校内有同学“回炉”——这词儿真形象,提出这口号的高层领导一定爱吃烧饼,我想像自己就是一只团捏成形的饼坯,有幸贴上北大的炉膛,说好了五年出炉,结果两年不到,炉火就被强制熄灭,落个半生不熟,既不酥脆,也不香软,现在正急需一番返工重烤的回炉。

   然而,遗憾,日语专业没有安排回炉。

   接着又传闻要恢复研究生考试——“研究生”三字,听着有点扎耳烫舌,我不知道何为“研究”,我那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政治挂帅”、“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流程,究竟又研究了什么?

   但这是一个机会。

   第一年,我还是放弃了考研,因为恩师卞立强先生来信,他已把我推荐给京城的两家单位,我的中文加日文的“两手”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有一家已发出商调函。文革落幕,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都在动手抢人,抢有一技之长的人。陈景润漠视文革,逃避文革,苦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经徐迟的妙笔生花,一夜传遍大江南北。

   于是就有了梦回北大,梦见未名湖千朵万朵燃烧的荷花。奇怪,未名湖其实不长荷花,要说曾见,是在西校门内南侧的那一湾水汊,再就是颐和园,再就是南京玄武湖。但梦不管这些,它是万能的上帝,它要让荷花占领未名湖,就占领未名湖。人说梦境是黑白的,我的却是五彩。我看到有一朵炽烈的芙蕖向我挤眉弄眼,跟着是第二朵,第三朵,朵朵都像是某一位我熟悉的同学的笑脸。醒来后心脏怦怦跳,但愿这是吉兆,但愿我能重新成为未名湖中的一朵荷焰。

   这就开始了回忆,不,追忆,回忆起于无心,追忆源于刻意。我追忆的,不是北大往事,而是关于未名湖接天荷叶映日荷花的绮梦。这是个盛产梦的国度,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梦由心生,梦解人意,从此,我隔三岔五梦见未名湖,梦见荷花。梦里身轻如燕,一纵身就能凌空飞过湖面,只是那姿势有点出格,总是仰面朝天,双臂平展,双腿并伸。偶尔梦见在荷花丛中荡舟,偶尔梦见在在湖心岛东头石舫上垂钓;这印象是在西湖农场烙下的,这场景却被梦挪移到了燕园——梦是天字第一号的小说大师。有一次,梦见钓到一尾金色鲤鱼,寸着巧劲,颤颤悠悠甩到岸上,未及去按,却被一位矮壮粗实的汉子捷足先登,一把抢了过去。我认识他,是当年东语系工宣队的成员,新华印刷厂的青工,他以他“大老粗”的荣耀,一心想把同龄而又书卷气十足的我打成反动学生,好建他的功,立他的业。我孤立无援,形势容不得任何人帮衬说一句话,革命与反动,正确与错误,只在一词之辨,一念之欲,说你反动你就反动。难怪古人讲“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今天么,嘿嘿,虽然还没到天翻地覆,至少也是彼一时,此一时。我呼地跳将起来,扔掉钓竿,大吼一声,扑上前去。

   然后呢。

   没有然后——梦醒了。

   黑暗中,仿佛全身的骨节都在格格作响。凝望隐没在黑夜翅膀下的天花板,任远处长沙新车站报时的钟声,水波一样地漫过街道,漫过院落,漫过窗棂,漫过我的心田。

   稍顷,车站的钟声歇了,卧室的这里那里,却仍有余音袅袅不绝……是响自未名湖南岸的钟亭呢,我寻思。告别燕园之际,潜意识趁我不备,把我的心悄悄留在了那里。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那钟声,如今跋山涉水传来,局外人绝对听不见,身旁熟睡的妻儿听不见,唯有我,唯有不眠的我,丝丝入耳,缕缕惊魂。

   梦境未远,梦还在房间的某个角落等我。是时候了——我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是生命天空独一无二的星子,因为不可抗不可拒的外力,我被甩出运行的轨道已久,当务之急,是遵从冥冥中的召唤,迅速返回那原应属于我的位置。

   我是幼稚,以为商调函就是调令,谁知满不是那回事。商调不过是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本单位不放。第一家如此,第二家也是如此。事情到了这份上,我眼前只剩下一条路:参加第二年的考研。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是岁我年交三十又五,是考研的上限。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两个月的准备,人爆瘦十多斤,精神专注到过目不忘。考场上,仗的还是中文加日文。一九七九年八月,我顺利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是国际新闻。

   ——选自《北大与时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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