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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 陈林:政由谁出政治何为——孔子政治哲学新论

更新时间:2021-08-24 22:06:47
作者: 林存光 (进入专栏)   陈林  

  

   摘要:政由谁出与政治何为是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孔子对其作出深刻思考并给出了明确回答。孔子的私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完美道德品格的士人君子,而在他的新政治构想中,士人君子是治国为政的理想主体,其资格的正当性就来自君子所具备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孔子基于人类"性相近,习相远"的复杂特性提出"学以致其道",在不破坏人类习性多样性的前提下,士人君子以仁和礼引领人类去过人道且文明的共同生活。孔子继承周公以来有关政治的思考,提出政治与教育无本质区别,真正的政治即是正己以正人,是治国为政者以道德礼教来化民成俗的事业,其中所蕴涵的政治智慧迄今仍具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启示与教育意义。

   关键词:孔子;政治哲学;君子;治国为政;

  

   孔子生当晚周衰乱之世,热切地追寻和探究古圣先王的政教传统和华夏文明损益沿革的演化历程及其基本特质,希望能够从中总结出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最佳治道,从而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目标。然而,倡明王道既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时之功可以实现,故孔子在编修六艺的同时,更汲汲于修德讲学、立教育人,并以培养和造就有志于谋道、忧道、行道和弘道的君子为己任。应如何理解和看待孔子的所作所为?他究竟是一位从事私人讲学的教育家,还是一位关切政治的政治理论家——一个有德无位的“超级政治家”?实际上,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也就是作为超级政治家的孔子。孔子之讲学立教,与其说是一项单纯的私学教育事业,毋宁说是一项修德讲学干预时政的行动;甚至可以说,在孔子以君子为治体的新政治构想中,所谓的政治,本质上便是一项以“化人”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性事业。

   一、君子修己安人、以德致位的新政治构想

   晚周之时,礼乐崩坏,天下无道,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盛行泛滥,这促使孔子开展私学教育事业,并进行政治理论反思。无论是孔子关于德性修养的观念,还是讲学立教的行动,都是他对当时政治情势所作出的一种变革性的回应。为了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孔子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更将希望寄托在能够谋道、忧道、行道和弘道的理想的道德君子身上,故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孔子非常关心天下之有道与无道以及士人君子如何选择行止出处的问题。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一个富有道德良知的人应当采取何种为人处世之方?孔子的态度很明确:“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的着眼点最终落实到人身上:道之为道,乃是人的行为方式正确与否的问题。事实上,是人的行为方式最终决定了天下和邦国的有道抑或无道。要言之,孔子所谓的“道”,并非指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形而上之道,而主要是指人所当行之道,是做人应遵循的正确行为方式的道理,或曰人之为人的理想、信念与原则。正因为如此,孔子之“道”,天然地具有一种实践性的特点——做人的道理只有内蕴于心、外践于行,才能成其为道,故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且道之为道,也须待人而行、由人而弘,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孔子之道,不仅体现在克己修德、待人处世的行为方式上,还体现在养民使民的治国为政方式上,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易言之,君子之为君子,不仅意味着高尚的个人德性,更意味着能将个人德性推而广之,施之于济世安民的政治事业。《论语》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可见,君子不仅指称富有德性修养的理想人格或道德主体,同时也是对具有治国为政之能的精英人才的一种称谓。唯有君子,才能够寄托孔子修己以安人的理想。“修己”与“安人”之间不是孤立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体之两面,即修己为体,安人为用。唯君子能修己,故能安人乃至能安百姓;换言之,唯君子能安人乃至能安百姓,故其修己才不为无用,才有其真价值和真意义。

   作为理想的经世之才,君子之立身取位,既非凭借宗法性、血源性的世袭身份地位之特权与荫庇,更非借助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和权力斗争的手段与实力,靠的完全是自身的德行、智慧和能力。故萧公权先生说,孔子讲学主要是“设为以德致位之教,传弟子以治平之术,使得登庸行道,代世卿而执政”;而“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质言之,孔子讲学立教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就在于培养富有人文教养、能够修己以安人的君子,期望他们能够担负起治国为政之责;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君子“以德致位”,或者“欲为封建天下重新创造其统治阶级”,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上的领导阶级。

   晚周之衰,主要体现在封建秩序的解体和宗法贵族世袭特权的旁落,不仅传统权力逐渐败坏而蜕变为一种纯粹的“暴力”统治,而且统治秩序亦常常被僭越性、暴力性的叛乱力量所篡夺和扰乱。在此历史背景下,孔子讲学立教,以培养君子为目标,为受教育的新兴士人树立了一种人格理想;而其“设为以德致位之教”,事实上也为当时的新兴士人开辟了一个以讲学、游说、谏议等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或直接入仕的公共空间。在此意义上,孔子“有教无类”的自由开放理念及其所设“以德致位”之教,可以说对宗法世袭贵族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尽管孔子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在他的教育理念和“以德致位”之教的激励下,新兴士人的政治参与行动及直接的入仕从政,极大改变了当时以宗法世袭贵族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态旧景观,预示了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下的贵族政治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走向末路。

   君子之为君子,既是孔子所悬设的士人理想人格的鹄的,同时亦是其所构想的治国为政之根基本原6或德位兼备之政治主体的理想范型。在孔子的新政治构想中,士人君子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入仕参政和治国为政之正当资格与所需之德行、智慧和能力的人选。诚如梁启超所说:“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7萧公权亦有言:“儒家政治,以君子为主体。君子者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此儒家所持之理想。”而此儒家所持之政治理想,正是由孔子所型塑和奠立。

   二、君子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

   孔子的新政治构想以君子为治体,君子入仕参政的正当资格来自其具备的德行、智慧和能力。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君子体用兼赅、德位兼备,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新政治构想所希望的理想政治主体所应具备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扼要而言,君子之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主要内容:

   一、君子能够反求诸己,具备自我克制的美德,以不断增进和完善自己的德性修养为人生的价值意义或根本目的之所在。故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子谓君子有“三畏”“三戒”和“九思”,其“四勿”之教、“克己复礼”之说意在强调君子应自我克制,不管是富贵利达还是贫穷困厄,都不可恣意妄为。

   二、君子以乐学好学、知礼好礼为立身之本,能够将诗书礼乐的人文教养转化为入仕参政的文化能力。孔子的私学教育以培养君子为宗旨和目标,致力于激发弟子好学乐学的精神和人生向上的动力,以便实现其修身成德的人生目标。

   三、君子以追求道义为职志。“道”之为“道”必须诉诸于行动与实践才能实现,“义”之为“义”关乎着人类福祉、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君子既以求道尚义为职志,便须躬身实践而言行一致。

   四、君子之精神品格,当分在位、不在位两种情况来讲:当其不在位时,君子不躁进以干禄,所患在何以立身处世,而“不患无位”,所求在为人“可知”,而“不患莫己知”(《论语·里仁》),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当其在位时,君子正己以正人,坦坦荡荡,泰而不骄,待人忠信而不结党营私。故梁漱溟先生说,君子乃“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萧公权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盖‘君子’以爱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为要君取位之真正目的。合于此而不仕,则为废‘君臣之义’。不合于此则躁进,则为‘干禄’,为‘志于谷’。二者皆孔子所不取”。

   五、君子应成为通才。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认为君子不应是局限于一才一艺的专门人才。朱熹《集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无用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然而孔子的意思绝不是要排斥一才一艺之用,而是希望君子能够不以某一方面的才艺之专长为限,能够不断上达、全面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人文教养、文化能力、道德品格以及“通瞻全局、领导群伦”的器识、通才与远见。

   六、君子是富有道德修养、人文理想和文化教养的独立个体。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中,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待人忠信、亲和乐群而不结党营私,小人则缺乏忠信、朋比阿私、结党争利,正所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求道尚义,看重的是志同道合的真情和友谊,虽材性不同却能和乐相处,小人则巧言令色,注重的是乡愿式的矫情和个人的私利,不能和乐相处,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不仅如此,君子“群而不党”还内含着一种重要的“文明”理念,即士人君子不仅应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意志,而且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坚持“恪守分际”的自我约束的原则,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如在事君交友之际,“以道事君”或“忠告而善道之”,但“不可则止”(《论语·颜渊》)。但君子虽独立却并不孤独,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总之,作为士人教育的人格理想,君子不仅关切自身的德性修养,而且关切公共的政治事业;不仅具备自我克制的个人美德、忠信待人的优良品质、诗书礼乐的人文素养和好学修德的精神品格,而且富有强烈的追求道义、修己安人、经世济民的公共精神与情怀。

   三、性近习远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愿景

   孔子以君子为治国为政的理想政治主体,是基于他对人类习性的基本看法,及在此基础上描绘的道德理想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愿景,亦与其对政治本身的性质和目的以及治国为政的最佳治道的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人性,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此外并没有更多记载,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为人性论留下什么重要的见解”。然而,孔子罕言人性并不意味着他对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之何以为人的问题未曾做过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人的问题并不等同于人性的问题,而所谓的人性也并不就是人的问题的全部。孔子的讲学立教以教人如何做人为职志,他对于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必定有其全面的反省与深入的思考,不然的话,不可能在理论和教学实践中独创性地提出和奉行一系列极富远见卓识的教育理念、方法与原则,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好学即美德等。甚至可以说,孔子一生之所学所教、所思所行,无不围绕着人何以为人的问题而展开,因此,应认真对待并深入思考孔子所言性近习远的深层意涵。

所谓“性相近”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有少数人的本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是所有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不管怎样理解,既然承认存在着例外情况,就说明孔子并不把人的本性看作是在本质上完全一致的。所谓“习相远”,是指不同人的生存环境和后天的习染是相差甚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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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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