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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

更新时间:2021-08-24 22:01:22
作者: 朱康有  
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

   反复的实践检验和调整,是党内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归正确路径的主要途径。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巨大的挫折必然促使党内大多数同志对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从军事上、组织上等方面的纠正,实际上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已经开始得到系统的纠正。静下心来,集中自思想根源上的清除工作,是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的整风和党史学习活动开始,直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结论。同样,对建国后32年内的“左”右倾失误,特别是针对“文革”这一政治运动,期间曾有过部分的调整、纠正,尤其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一历史的伟大转折则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直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结论。涉及到党的领导个人以及其他当事人活动的历史评价,我们党采取了十分慎重和郑重的态度、做法,以使决议得出的结论能够得到党内绝大多数成员(包括当事人)的高度肯定和认同,并经得起历史的真正检验。相比较而言,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对执政集团理论上“纠错”的要求,但在实践中除了一些开明皇帝偶尔落实一下,统治阶级并没有从“组织”层面进行系统的反思和修正,结果使失误、错误积重难返,导致危亡。

   一些错误为什么会在实践中“易于重犯”?如何克服?用历史上心学大家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要能够做到“拔本塞源”。摆问题、讲错误相对比较容易,而要找到问题和错误的根源就不那么容易了,两个决议中极其精彩和精深的部分即在此。它们最为出色、最为一致的地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哲学高度对错误追本溯源。第一个决议指出,错误的实质在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者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的主观主义在作祟,并挖出其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各色各样的反映。第二个决议把错误根源的总结上升至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方法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第一个决议的下述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错误往往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这些说法并非推卸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完人”是没有的,由各种各样成员组成的政党也不能保证其所有行为和思想一贯正确。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对此,第二个决议的下述观点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和价值:“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诸如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阶级革命、思想(哲学)革命等广义外延性质的“革命”。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从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这种革命的锐气和朝气,才能不断推动这一伟大革命的进程。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一个执政党进行社会革命不容易,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容易,而不进行自我革命就必然被历史所淘汰。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能力,能够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和成功经验,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实现自我提高。中国共产党深深汲取中华文明的这一伟力源泉,一定能在百年建党史中不断成功续写历史的辉煌,推动民族和国家复兴大业的最终完成。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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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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