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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人:当代舆论学的发展理路与现实取向

更新时间:2021-08-24 17:22:07
作者: 李欣人   许翘楚  

   摘要: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为舆论学两大基本发展脉络,奠定了现代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在科学的社会管理和技术主义的主导下,对舆论的管理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控制规范。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舆论研究格局仅靠科学主义对于舆论学学科建设是不完整的,一定要从传播研究的两大范式出发,探究舆论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走向,最大限度地实现舆论研究的规范与科学。中国的舆论学正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根据社会的转型要求,一步步走向科学、效率、控制和管理。但是在舆论管理中也应该注意发挥人的主体性,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管理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舆论学; 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 西方舆论观

  

   在舆论研究中,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方法之间是互动的。而如何从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 遵循历史的逻辑, 探索舆论研究的规律, 掌握科学的舆论研究方法, 在纷繁复杂的媒介转型中判断舆论思潮的当代走势, 更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 在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中, 在世界舆论思潮中对我国当前舆论研究进行正确定位, 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并运用正确的舆论观念和方法, 在变革中探索舆论研究发展的新路, 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舆论观念的历史变迁

  

   舆论学是以舆论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应用规律的学科。现代舆论观念的确立,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本体论出发, 舆论并不是纯粹主观化的公众情感体现, 而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一种自由对话。然而近代以来确立的理性自由的观念, 逐渐被现代科学管理的观念所取代, 舆论研究也逐渐分化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1. 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舆论观念的转型

   舆论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尤其是在雅典民主政治繁盛时期, 虽然初步形成了以直接民主制为保障、智者学派为领袖、广场演讲为手段、古典辩术为技巧的舆论形态, 但相较于近现代, 古希腊罗马时期尚未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 由奴隶主领导的城邦政治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其民主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 导致这一时期的舆论主体和客体处于混沌状态, 舆论观念尚不成熟。进入中世纪以后, 宗教舆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宗教文化控制下的神学舆论宣扬神性, 贬低人性, 宣称人生而有罪, 以宗教信仰压迫人的自由意志, 古典文化衰落, 主体意识的独立难以实现。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下, 理性服务于神学, 人的本质被归为神的意志。古希腊城邦奴隶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舆论控制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于封建教会专制制度的维护, 使得古代舆论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主体意识陷落的状态, 舆论活动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

   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嬗变, 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所孕育的舆论观念开始转型, 体现出主体意识觉醒与理性高扬的特征, 舆论逐渐走出中世纪教会的控制。在西方批评学者眼中, 启蒙时期的舆论观被认为最接近舆论本体。启蒙运动强调“天赋人权”, 崇尚理性自由, 将人看作拥有理性的动物, 并认为人能够运用自身理性从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启蒙运动呼吁人生而平等, 重视理性、个人权利运用与自我修正能力, 加之在城市崛起、市民社会建构等条件下, 公共交往空间扩大稳定, 意见交换的自由市场形成, 公众舆论 (opinion publique) 概念出现。在1750年《论科学与技术》一文中, 卢梭首先提出公众舆论的概念, 并赋予其启蒙精神, 指出舆论的实质是公意, 即公民集体的意见。可以说, “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众舆论’可言” (1) , 且对舆论的思考与赞誉充斥着整个启蒙时期, 传媒也日益发挥其监督作用从而形成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力量。

   2. 现代舆论研究格局的确立

   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西方舆论观到了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 理性主义思想被发展为工具理性规则, 对公众舆论的管理代替了先前意见自由市场的对话与探讨, 这种转变正是由李普曼所奠定基础的现代舆论观的体现, 而这一思想基础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整个现代西方舆论观。回顾西方舆论观发展史,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 呼吁人们自由运用生而有之的理性, 认为“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 要先请教理性” (2) , 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经由理性思考而产生的意见从而形成一定认可度并逐渐发展为真理。而在李普曼时代, 启蒙时期的理性自由权利已经不是重点, 对舆论的关注转为对公众意见纯洁性与可靠性的探讨。本着对公众舆论理性的怀疑, 李普曼赋予媒介和政治精英以重要地位:“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 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 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 (3)

   从现代舆论研究格局来看,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舆论观的发展遵循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条脉络进行:前者着重对舆论进行有力的控制和有效的管理;后者则视舆论为公共领域内体现民主公平的重要讨论过程。两条路线看似泾渭分明, 实则一脉相承———都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为基础与传统。科学主义路线肯定社会体制存在的合理性, 并极力推崇专家和精英主义者的科学理性精神, 人本主义路线则强调公众个体的理性与思考能力。从整体格局来看, 不难发现舆论学的发展正以科学主义为主要发展方向, 在从理性到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的历史性转变中, 在科学社会管理和技术主义的主导下, 对宣传的控制和对舆论的管理成为一种社会控制规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条发展路线就无足轻重。批判学派的舆论观与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经验学派有着巨大差异, 在发展中形成了相互对峙的格局。这种格局, 在总体上使舆论学的发展保持着一种大体的平衡。从舆论观的科学主义路线来看, 到19世纪后半叶, 科学主义已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在实证主义的引导下, 可以明显感受到20世纪的传播理论建构与舆论研究中的宣传潮流已偏离了启蒙轨道, 以议程设置、受众、说服、态度、行为、认知等为代表的主流大众传播理论概念进一步体现了科学化、细分化和学理化的宣传研究, 体现了舆论关注由理性原则到科学管理的转变。从舆论思潮的人本主义路线来看,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后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基础, 由霍克海默 (M.Max Horkheimer) 首次提出, “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某些思潮结合起来, 相互补充, 以便张扬人的批判思维和否定意识, 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4) , 同时“找出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 强调社会危机依赖于社会主体对自身环境的认识” (5) , 相应的, 批判学派的舆论观从本质上也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通过批判历史与现实的虚伪和不足, 达到揭露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主体性的损害, 追寻人主体意识解放的目的。从方法上来看, 经验学派是利用科学的实证方法, 通过调查、测量等方法进行社会定量研究, 而批判学派是通过思辨、逻辑等方法进行社会定性研究。从理论目的与应用上来看, 经验学派的目的是挖掘有效信息, 总结社会规律, 批判学派是揭露与否定现实的虚伪, 进行社会观照。

   应该看到, 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体制的差异, 中国社会舆论问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结论, 重蹈西方的实践历程, 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通过系统、客观、具体的分析, 以现代性视角为出发点, 反思西方主流舆论观的局限性,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体系。舆论学的完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科学主义单一路线。的确, 以李普曼舆论观和经验学派大众传播观点为代表的20世纪宣传研究证明, 科学主义研究路线是一种理性化和科学化管理的趋势, 但单一的科学主义路线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自由极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控制进而被剥夺的可能。在批判学者眼中, “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 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 (6) 。因此, 能否在舆论学的科学主义潮流中意识到其困境与局限, 在精神与科学技术高度契合所构成的理性社会系统运转下,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引导, 以人的自由解放维度为探索, 引领舆论研究回归本体, 是我们对西方舆论发展观审视与梳理时的一个重要超越向度。

  

   二、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方法建构标志着舆论学学科走向成熟。学科创建早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理论框架、梳理概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采取何种方法也就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理论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方法上的突破。

   1. 现代舆论研究方法的确立

   20世纪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为舆论学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是舆论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保障。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创建了内容分析法, 李普曼的《舆论学》提出通过规范专业知识以提供舆论, 二者分别从新闻学与行为科学角度论述并构建了相应研究方法, 引领了20世纪30年代后的大规模传播学研究。随后, 拉扎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在此基础上尝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内容分析与个人访谈相结合, 推动完善了传播学研究方法, 成为“制造工具的人” (7) ;霍夫兰 (Carl Hovland) 在战时说服理论的研究中开创了“关于态度变化的信息学习法”, 两者对先前理论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过渡时期。进入50年代, 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传播学研究机构, 传播学者对测量传播要素的兴趣则促使了香农-韦弗、韦斯特利-麦克莱恩等多种经典传播模式理论的诞生, 传播学研究方法日益丰富, 逐渐形成以定量研究为主流, 兼顾个案研究、访谈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依托于传播学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批判主义研究范式, 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应形成以定量研究为主的方法论。毋庸置疑, 舆论学研究方法是在舆论研究科学主义大潮中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不仅在自然界, 而且在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胜利, 这同时也是孔德的实证主义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胜利。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 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 本质上均是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 从而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进而指导实践和应用。在研究方法上, 对科学和精确的推崇, 力求避免主观性而获得客观性, 这是舆论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标志, 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在舆论学学科发展中的体现。舆论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学科交融的特点, 在学科总体面貌上表现为以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为主导的特征。

民意的测定依赖于科学化现代定量研究手段的出现及发展, 盖洛普 (George Horace Gallup) 提出民意测验的方法, 并将其作为推动民主进程的重要工具, 认为尽管存在着偶然性的限制, “还是有方法可减少臆测的程度;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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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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