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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更新时间:2021-08-23 23:43:54
作者: 樊浩  
“同”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伦理;“大同”“大”在哪里?“大”在“天下为公”的伦理,“天下为公”意味着“天下”是“天下人”即所有人所分享和守望的伦理实体。“大同”是伦理世界观及其终极理想的文化表达。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怀抱着天下观念,自古迄今一直未改,真是廓然大公,发乎理性之无对。说民族性,这才是中国的民族性。”⑤

  

   (二)“精神”与“精神家园”

  

   “伦理”传统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哲学传统,这就是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或精神哲学传统;破解了一个现代性文明难题—“精神家园”。伦理世界观的重要内核是:伦理是“精神”;伦理即世界的精神家园。伦理的精神本性及其精神家园意义凝结为一个概念和理念:伦理精神。“伦理精神”的要义是对“精神”的肯定,对“精神家园”的守望,“精神哲学”体系的建构。

  

   “伦”的话语及其传统,既表征人的实体性或公共本质,更指向并缔造了一种具有世俗神圣性的家园;“居伦”而“由理”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和回归。“伦”是家园,“理”是精神,“居伦由理”预示着中国的“伦理”话语及其传统,开辟并走上一条与西方理性主义迥然不同的“精神”之路。

  

   黑格尔在讲到伦理时曾说:“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性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⑥“从实体出发”的“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集合并列”,是考察伦理的两种观点。因其“永远只有”,于是这两种关于伦理的观点便成为无其他选项的“黑格尔之咒”。其中,“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是“精神”,“集合并列”是什么,黑格尔没说,但有理由相信,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和理性主义具有这样的特点。

  

   “从实体出发”和“原子式地探讨”是两种伦理观和伦理方式。伦理观是关于伦理的观念,伦理方式是达到伦理、建构伦理的方式,“精神”与“理性”,是代表中西方的两种典型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伦”是实体,“居伦”在伦理态度和价值取向方面是“安伦”即所谓伦理认同,在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方面即“从实体出发”。“居伦”即以“伦”为家园,由此获得的“理”即“从实体出发”而达到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精神,“居伦由理”即对精神肯定和精神家园的回归。

  

   在中国话语中,“居伦”所获得的“理”被称之为良知。良知为何“不学而能”?因为它是“居伦”的自然反应,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王阳明将良知诠释为“自然”,所谓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良知虽“不虑而知”,但必须有一个伦理前提,这就是所谓“见”,“见父”“见兄”“见孺子入井”,“见”不只是伦理情境,而是“居伦”,即将自己置于父子、兄弟等“伦”的实体中。于是良知便有一个特点即“自然”,“不假外求”如何获得良知?“见”“伦”便生良知,它是“居伦”的“自然”之知。中国日常生活中常常将个体的行为反映表达为“身不由己”,“不由己”“由”什么?“由伦”,在“伦”中人的行为是身不由己的“自然”反射。杜维明先生所说的良知理性与西方认知理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需要也不能对象化,“理”在“伦”中,良知就是“伦”之“理”的自然之知,“不假外求”,外求的知已经不是良知而是认知。这种良知就是“精神”。

  

   王阳明直接以“精神”诠释良知。“夫良知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传习录》中)“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良知是何种“精”,是“伦”的普遍物之“精”。黑格尔说,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是“普遍物”,这种普遍物就是人的公共本质,是人的家园,而个体则是“单一物”,人超越自身将个体从“单一物”提升为“普遍物”必须通过精神,也只能通过精神,所以黑格尔才说“精神是单一物与普遍的统一”。这一过程与宗教伦理中个体向终极实体如上帝和佛主的回归必须通过精神有相通之处。“伦”是普遍,良知就是“伦”普遍物在个体意识中的“凝聚”。在中国传统话语中,任何“精”都是“道成肉身”,因而也意味着“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道”即普遍物,“道”所寄居的那个肉身即“单一物”,《西游记》中林林总总的“精”都是道成肉身,区别在于它们的行为所显现的不同伦理性质。

  

   “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良知的妙用是什么?就是超越,超越单一物而达到普遍物,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孝”“知悌”“知恻隐”。这些“知”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道德,它们都是知的形式,其真谛是获得“伦”的普遍性,以使个体达到与“伦”的普遍物的统一,就像基督教中向上帝尽义务是向终极实体的回归一样。“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中国话语中的“气”既是生命,即生生不息,所谓“气息”“生气”;也是普遍性,即“气化流行”,所谓“风气”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习俗话语,其中既有“流行”也有由此而生成的普遍行为方式。总之,经过王阳明的哲学诠释,所谓良知就是精气神,就是精神。

  

   伦理是居伦由理的良知,良知是精神。于是,中国“伦理”话语及其传统就具有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伦理的特殊文化气质,这就是“精神”气质。伦理“是精神”,也必然“有精神”。由此,中国伦理便在概念话语和哲学建构方面为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这就是所谓“伦”,“居伦”不仅是伦理认同,而且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人的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道德规范的神圣性,根本上不需要借助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也不需要借助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更不需要借助上帝、佛主等宗教的终极实体,而是在世俗的“居伦”中便可获得。由此便建构了一个世俗而超越、内在而超越的伦理精神体系和伦理精神传统。

  

   不过,良知之谓“精神”,“精神”传统所建构的中国“伦理”的话语传统,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伦理的传统。孟子将良知良能并举,良知是不虑而知,良能是不学而能,二者相通,良知必然是良能。王阳明这样解释知行合一,认为“一”是良知,“合”即是同,知与行不是两个过程,而是良知发用的两种形态。他曾明确指出“知行合一说”就是针对知行分离的时弊⑦。在他看来,“未有知而不行者”,说某人知孝知悌,是因为他已经行孝行悌,而不只是说了些孝悌的话。在王阳明之前,陆九渊已经将孟子的良知说发展为“良心说”的简易工夫:“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象山全集》卷三十五)无论良心良知,都是精神。可见,“精神”是一种中国伦理传统和中国伦理话语。

  

   以知行合一为精神的本性,与黑格尔哲学有相通之处。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曾说,精神是思维和意志的统一,思维和意志不是说精神有两个口袋,一个装着思维,另一个装着意志,思维和意志只是精神对待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态度:“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的区别。”意志是“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形态的那种思维”⑧。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又指出,在作为道德主体形态的良心中存在只思维不行动的伪善,于是道德便沦为一种“伦理意境”,最后化为“美的灵魂”消逝得无影无踪。

  

   知行脱节是西方伦理尤其是现代性西方伦理的难题和痼疾,西方伦理史上自古就存在一些知识的巨人,道德的小人。卢梭的《爱弥尔》是教育学名著,然而仅仅从他的《忏悔录》就足以窥视其人格之渺小。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然而他的命运正如王阳明所说是“迷路骑良马”,知识也造就了他道德上种种的恶。当下中西方普遍存在的“理智的傻瓜”“精致的利己主义”等现象,都与知行脱节相关。中国伦理知行合一的“精神”传统对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总之,“伦理”话语及其传统造就了中国伦理的“精神”气质,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形态和精神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伦理的形态,就是伦理精神形态,它对于守望精神家园,破解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失家园”的前沿性难题,具有重要的文明史意义。

  

   (三)“伦理社会”与“市民社会”

  

   无论家国一体的文明形态、伦理型文化形态,还是居伦由理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都传递了“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一个中国基因:以伦理看待世界。它相信世界是一个伦理性实体,也要将世界复归为伦理性实体。因此,它不只是一种话语,乃至不只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且是建构并延续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与西方伦理传统互镜,这种伦理世界观面临挑战,也在应对挑战中体现出日益重要的文明史意义,前沿性课题就是“伦理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

  

   伦理社会的精神气质及其文化规律与三个问题密切相关:一是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二是伦理与家庭的关系;三是社会的组织方式。国内外对中国伦理传统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批评往往集中于两方面,国外集中于宗教,国内集中于家庭。

  

   不少国外人士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而没有信仰是“可怕的”。实际是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甚至无知。一方面,如果说宗教是任何文化体系和文明形态中的必要结构,但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缺乏这一结构,那只能说在这一传统中具有它的文化替代,梁漱溟早就说过,“伦理有宗教之用”。另一方面,前文已经反复论证,中国文化的气质和气派不是无宗教,而是“有宗教”而“不宗教”。之所以“不宗教”,是因为“有伦理”。伦理与宗教,所形成的是两种文明类型和文化气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就指出,世界是由两种力量造就的,一是经济,二是宗教。前者是生活世界的核心,后者是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然而这只是西方文明的规律。对中国伦理型文化来说,这两种力量的表达就是宋明理学家二程所说的“天下事,唯义利而已。”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从孔子“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到朱熹“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一脉相承的传统都是如此。“利”的世俗表达就是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义”是伦理的核心。伦理与经济、宗教与经济,分别构成中西方文明的两种基本动力,也是基本问题,体现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精神气质。

  

   家庭是中国伦理的基础性构造,也是中国伦理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最具标识性的文化气质。伦理型文化的中国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延续五千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家庭为之提供世俗神圣性的伦理根源和伦理上的终极关怀。诚然,近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及其伦理地位和文化功能发生重大甚至根本变化,但不难发现,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家庭作为伦理实体依然十分坚韧并正在转换其形态,美籍华人学者阎云翔通过大量调查发现,中国正在崛起一种“新家庭主义”。

  

家庭的本位地位使家国一体的文明形态遭遇许多挑战,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其文明意义,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提出的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重要方略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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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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