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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更新时间:2021-08-23 23:43:54
作者: 樊浩  
往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展开。譬如在话语方式方面,它没有苏格拉底的“讽刺术”所开辟的那种概念分析传统,从《道德经》到《论语》展示的都是“伦理句”,而不是“哲理句”,“德者,得也”“人也者,仁也”,不是给“德”和“人”做概念规定,而是进行伦理道德的义理诠释。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从诞生一直到现在,对伦理道德倾注了数千年不变的文化关切,建立了如此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谦逊地说,伦理学的故乡在中国。

  

   (三)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的中国理论形态和精神形态,一言概之就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它有三个基本特点:其一,与西方伦理道德形态不同,它是伦理与道德辩证互动的精神生态,并且是伦理比道德处于优先价值地位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伦理精神形态;其二,它是不需要宗教的终极实体但却具有终极关怀的形态,是世俗而超越的理论形态;其三,它既是理论形态,又是历史形态,还是现实形态,在历史上,它不仅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且缔造了特殊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精神,不仅深刻影响而且可以说指引和造就了生活世界,因而是对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影响最大的伦理道德的理论形态。

  

   中国伦理道德的文化基因在上古神话中已经孕育并得到本真表达,三代时期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元素已经发端,最重要的有“礼”“德”“孝”等基本观念。春秋时代伦理精神的基因充分展开,形成诸多伦理学流派,其中儒家和道家最具有精神基因意义。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三期发展。孔子及其《论语》奠定的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范式,这一范式的经典表述就是《论语?颜渊》中的那个著名论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及其《论语》中最重要命题,它将儒家的理论及其体系经典地表达出来。

  

   在孔子学说中,礼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是道德主体的概念,这一命题表面上说仁,但实际上阐释一种重要主张,以礼的伦理实体为最高价值规定和诠释仁的道德主体,仁的终极目标就是“复礼”即伦理实体的建构与回归。而所谓“克己”则是礼的伦理实体与仁的道德主体辩证互动的概念。在中国话语中,“克己”即胜己,即所谓自我超越,超越自己的个别性从而达到普遍性,它与“修己”“修身”的意义相通。于是,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中,儒家哲学的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及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都得到完整表达:伦理实体(礼)、道德主体(仁)、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的互动和谐(克己)③。由此奠定了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范式。

  

   孟子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以“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终极忧患与终极关怀,建立了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五种伦理关系为核心的“五伦”和仁、义、礼、智的“四德”,从此,以“五伦”为伦理范型、以“四德”为基德母德的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便在理论上得到系统建构,“五伦四德”成为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儒家体系的古典形态,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精神性儒家”由此奠基,在日后发展中形成所谓“孔孟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礼”的思想,将礼的伦理实体推至天理、人情、国法即情、理、法三位一体的高度,使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往制度化即所谓“名教”方向推进了一步,杜维明先生所说的“制度化儒家”在此奠基。

  

   道家并不否认伦理,只是在伦理道德之间更注重道德,认为道德自由高于伦理认同。最能诠释道家理论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的是《庄子?大宗师》中那个的著名寓言:相濡以沫。“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设计了一种特殊伦理情境——“泉涸”。这段话翻译为现代汉语是:泉水干涸了,鱼儿相伴着搁浅于陆地,与其患难中相互吐口水沾湿对方,以共同生存,不如在江湖中相互忘记,自由自在地生活。由此诞生了中国文化一个延传几千年的成语典故和价值取向:相濡以沫。

  

   如果对此做精神哲学的解读,这里的“相濡以沫”某种意义上可以诠释为患难中的伦理守望,“相忘江湖”则是摆脱伦理实体的道德自由。“相濡以沫”的前提是“相与处于陆”。古汉语中的“相与”有相偕、结交、交友等意,“相与处于陆”不只是一种被动的客观结果,也是一种主观选择,否则便没有“相忘于江湖”的选项。在这个寓言中,庄子讥讽相濡以沫的伦理认同,主张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相濡以沫,庄子竭力告诫的相忘江湖早就被相忘。最直观的证据,是“相濡以沫”成为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成语典故之一,而“相忘江湖”也许只是人们在考证“相濡以沫”时的陪衬人。“相忘江湖”被相忘,“相濡以沫”成为民族精神,这不能不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规律,这就是伦理先于道德,伦理认同优先于道德自由。这一历史事实也生动演绎了为何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家成为主流和正宗,道家虽然提供了大智慧,却始终难以成为主流。

  

   两汉时代,中国建立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五伦四德”的古典形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异化为“三纲五常”的官方形态或政治形态,由“五伦”向“三纲”的蝶变,是一种次重要的伦理异化,而“四德”向“五常”的推进只是加了一德即所谓“信”,其要义是建构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信心,正如宋儒所说,“因有不信,所以有信”。“五伦”异化为“三纲”有其逻辑和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三纲”是“五伦”中最具结构性的三种伦理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是五伦的核心,另一方面它使相对伦理成为绝对伦理,以扬弃相对伦理中的偶然性,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相互期待中伦理链中断的可能性。然而,“三纲五常”一以贯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体系,所谓“纲常”意味着“纲”的优先地位。

  

   到宋明,这种理论体系在儒道佛的辩证互动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天理人欲”的哲学形态,“五伦”“三纲”成为“天理”,伦理也成为天理。“礼即是理也。”“伦,理也。人伦者,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五)“夫礼也者,天理也。”④人伦即天理,礼即是天理,由此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在向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古典范式复归中得到辩证综合和历史完成。

  

   “克己复礼为仁”—“五伦四德”—“三纲五常”—“天理人欲”,古典形态—官方形态—哲学形态,数千年历史演变,中国文化所建构和延续的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理论形态和精神形态,这就是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气质、中国气派和中国气象。中国伦理道德理论既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主张的那样,“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也不需要像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憧憬的那样“仰望星空”,更不需要像黑格尔体系所建构的那样,最后需要借助宗教的“绝对精神”完成。人从实体中走来,个体与实体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和个体的自然世界,伦理是人和人类的家园。然而古希腊之后,西方近现代文化以对普遍规则的痴迷建构个体意志自由,试图以道德自由取代伦理认同。这种基于理性的理论体系在文化传统及其话语体系中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这就是上帝作为终极实体和终极关怀的存在。

  

   由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康德的道德哲学必须借助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两大公设。他在自然科学中将上帝驱逐出去,但在道德哲学中又将上帝请回来,由此才能实现道德与幸福的所谓至善,但即便这样最后只能以“仰望星空”表达对“人内心的道德律”的敬畏,因为在尘世生活中康德无法像中国的伦理传统那样找到“绝对命令”的神圣性根源,在中国传统中,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及其根源就是居伦由理的所谓良知良能。黑格尔建立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统一的精神体系,最后在作为道德主体的良心中也无法找到个体与普遍、尘世与天国的和解之路,必须借助宗教的绝对精神才能完成。

  

   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及其所建构的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体系,将终极关怀和神圣性根源从天国移到尘世,从彼岸信仰移到人伦情理,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理论形态和精神形态,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可靠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

  

   三、一种伦理世界观

  

   在中国文化中,“伦理”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种理念,理念是概念的现实;“伦理”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传统;不仅是一种传统,而且是全民族的一种社会现实和社会行动。“伦理”话语及其五千年传统生成的文化正果,就是形成一种属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特殊的世界观—“伦理世界观”。伦理世界观的要义是:以“伦理”看待世界;以“伦理世界”为文化信念、文化信仰和文化的终极理想。

  

   (一)伦理世界观

  

   中国的“伦理”话语及其传统,归根到底有四大结构性元素:“伦”的传统,“理”的传统,“居‘伦’由‘理’”的传统,“伦理世界”的传统。

  

   “伦”的传统是一种实体性信念,其精髓是“在一起”,相信人类从实体走来,具有“在一起”的本性、需求和能力,回归于实体即“在一起”既是宿命,也是理想。“理”是基于“伦”的规律和对于“伦”的良知,“居‘伦’由‘理’”,人类就能建构并实现“伦理世界”的理想。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伦理世界”只是人的精神及其外化的原初状态或人类精神的自然状态,然而在“伦理”话语及其传统中,伦理世界不仅是个体生命和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而且是终极理想。伦理是可能的,伦理世界是可能的,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的本真状态;伦理道德的终极使命,就是表达人类生命和人类文明的本真基因,建构和实现伦理世界的终极理想。

  

   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尚书》“人是万物之灵”已经表达了这一文化基因。“一体”的世界,是一个合与分的“伦”的世界。“万物之灵”的世界,不是西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文化信念所建构的世界,它既有人是万物一部分的伦理信念,又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和“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伦理忧患和伦理觉悟。由此培育了一种对待世界的“伦理”的而不是“科学”的态度。这种伦理态度的要义是“以伦理看待世界”,相信世界的本真状态和理想状态是伦理状态,伦理状态就是“一体”的状态,其中既有“在一起”的文化亲和,也有“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的忧患与拯救。

  

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提供独特的世界观和终极理想。基督教的终极理想是“伊甸园”,佛教的终极理想是“极乐世界”,古希腊城邦的终极理想是“理想国”,中国“伦理”传统的终极理想是“大同”。与“伊甸园”和“极乐世界”不同,“大同”的理想不在彼岸,就在此岸;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大同”不仅是一个理念王国,而且是一个现实王国。“大同”理想在《礼记?礼运》中被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显然,这是一种伦理气象,也是一个伦理世界。“公”即伦理性的实体,“天下为公”就是伦理实体的实现,其实现的路径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同”“同”于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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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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