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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椿:科学客观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更新时间:2021-08-23 23:35:57
作者: 刘大椿  
科学真理客观性的基础就在于,“科学家并没有凭空创造科学的事实,他用未加工的事实制作出科学的事实。因而,科学家不能自由而随意地制作科学的事实”。④

  

   (三)科学客观性的意义

  

   客观性是科学和科学真理最基本的属性之一,也是科学的本质特征。传统科学哲学追求“客观性的理想”,认为科学知识是对自然对象的客观反映,具有超越主体意识的客体性与价值中立性。它们往往通过与形而上学的严格区分,以经验证实的原则和观察的客观性来确保科学在内容上的客观性。需要明确的是,科学客观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品质,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中的文化规范。这类似于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我们称作的‘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公正的产物,而是科学方法的社会的或公共的特征;个别科学家的公正,并不是这种社会的或机制上有组织的科学之客观性的源泉,而是其结果。”⑤按照他的观点,通过重复实验这样一种“公共性”的经验,将会促进科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人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根据自己的猜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引致他人的反驳,就是通向科学客观性的唯一道路。

  

   从根本上来讲,科学客观性的追求,就是基于事实(或实在)基础上的力求实现理论与认知对象、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一致性的努力。

  

   然而,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并不是绝对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持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观点。他们认识到,科学的客观性通常表现为一种共享的主观性,并不能为科学的真理性提供担保。因为,“科学的真理具有一种极其主观的根源:即意象。这些真理的客观性只是在它们被对照于其他主观现象做了批判性的检验之后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但它们绝非预先注定或完全不变的。这些真理仅仅是形成了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个不同的集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活动。它们永远不能绝对保证一个现象的实在,科学所给出的解释以及人们对这种实在的想象之间的严格相符。在这方面,知识的作用更像是一种针对实在提出的符号系统,至于这种系统是不是唯一合适的,或者是否严格符合人们所要求的对真实的解释,那是不必深究的。无论如何,科学论断的基础中总有几分可疑的成分;似乎知识之布随时可能被撕裂,当它被再度织成时,我们就像朝着实在更进了一步。”⑥很明显,他们能够区别具体的科学知识与一般的科学真理。

  

   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常常得到科学家的支持与肯定。例如,薛定谔在科学观上坚持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存在的描述的观点,强调科学真理的客观性,指出“一旦这种真理最终得以阐明,即能为世界上的任何人用实验加以检验,并总得到同样的结果”,甚至声称物理学是“绝对客观真理的载体”。⑦在他看来,虽然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突现了科学真理中的主体因素,但这种新发展并未改变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客观性仍是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基本方面。

  

   二、SSK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

  

   科学客观性遭遇质疑与挑战久矣!汉森用“观察渗透理论”表明观察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过程,历史主义的库恩又将社会历史因素引入到科学过程中,持后现代立场的罗蒂则认为,“客观性”是一个基于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早已过时的概念,等等。上述观点国内多已评介,本文不再赘述。

  

   西方科学哲学进入“后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之后,其典型的代表是社会建构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用社会建构论去分析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因、地位和有效性,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而将社会建构论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兴起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此后,SSK扩散和流行到整个欧美。

  

   从理论倾向看,SSK声称要集中清算长期在科学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科学观”。要达到这一目的,SSK的首要工作就是消解科学的客观性,进而给出科学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成因解释。SSK的消解是从下述三个方面展开的,即以科学的社会建构性消解科学对象的客观性,以自然信念的多样性消解科学方法的客观性,以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磋商性消解科学评价标准的客观性。下面试简述之。

  

   (一)以社会建构性消解科学对象的客观性

  

   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都具有如下的理论预设:科学事实是关于外在客观世界的事实;科学知识就是实证知识,不包含任何不可证实的因素;科学事实并不依赖或反映社会现实。

  

   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人们并非按照证实或证伪原则来选择科学理论的,自然界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甚至不起作用。巴恩斯认为,事实本身是“经验赋予的”这一标准科学观的假设并不成立。因为,首先,“就这种假设(事实本身是‘经验赋予的’——笔者注)的自然性和显著性而言,它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其中最严重的困难的产生,是由于信念或陈述是用语言阐述的”。而独立的、纯粹的观察语言是不存在的,“它们的用法包含着某些理论见解或观点,若非如此,它们的用法就非常依赖于语境,如果它要(事实陈述——笔者注)成为普遍可理解的,就需要用其他术语来阐释它”⑧。巴恩斯的观点和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巴恩斯更加关注社会因素的作用,在他看来,任何科学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而语境是群体共享的,私人语言没有任何意义。他指出:“像所有其他语言一样,观察语言也是通过社会学意义上的协商,在互动过程中被创造、维持和修改的。”因此,“无论如何,揭示社会因素在对普遍认可之事实的界定中的作用,将是有价值的”⑨。其次,巴恩斯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理论知识,完全是从理论而非从经验得来的,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是事实依赖于理论,而非理论来源于事实。他指出:“科学是完完全全的理论性的东西,而并非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性的。科学知识就是我们或我们的前辈所发明的理论,是我们仍然同意暂且用来作为我们理解自然的基础的那些理论。”⑩

  

   SSK的另一代表布鲁尔也持相类似的观点,并且更进一步。在布鲁尔看来,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社会建构中的信念。他写道:“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既不表示它的个体成员们的感觉经验,也不表示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动物性知识之总和的知识。毋宁说,它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vision),或者说是他们所具有的对‘实在’的各种看法。因此,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知识——正像它在我们的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并不是关于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为自己而经历或者学习的某种实在知识。”(11)所以,布鲁尔认为,“我们应当使知识与‘文化’等同起来,而不是使之与‘经验’等同起来。”(12)他不仅将科学知识与其他文化等同起来,而且还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能够反映客观实在的特征。

  

   在20世纪70年代,SSK除了爱丁堡学派之外,还有以微观方法研究见长的巴斯学派和以人类学方法见长的巴黎学派,这两个学派与爱丁堡学派观点有相似之处。巴斯学派的柯林斯和平齐认为,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甚至不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科学家的偶然协商,在《人人应知的科学》一书中,他们指出:“科学是按自己的方式前进的,不是由于任何来自自然展示的绝对障碍,而是由于我们按自己的处事方式创造了我们的科学。”(13)以往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一般相信自然界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这一观点出发,人们相信科学可以对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中的稳定联系作出精确的描述和解释。但是,巴黎学派的马尔凯认为,科学所力图解释的自然界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并非自然界本身的表现,而是科学家建构的结果。所以,马尔凯认为,自然界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不能作为科学家对自然进行概括的基础。科学家得出的事实陈述既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也不是在意义上永恒不变的。“一定的事实陈述的意义常常因科学共同体的派别的不同而不同……事实陈述的意义依赖于其社会群体所运用的不同解释框架。因此,不但科学的事实‘基础’是理论依赖性和意义可变性的,而且它们似乎还是社会可变性的。”(14)

  

   综上可见,尽管不同的SSK学者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不尽相同,但是至少具有以下共识,即自然界对于真理性认识没有任何发言权,科学不是建立在经验证实或证伪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

  

   (二)以信念多样性消解科学方法的客观性

  

   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科学的理性方法和实验方法在很大程度是客观的,特别是在观察事实和实验资料方面,这种客观性体现得尤为明显。它们提倡自然科学方法万能的观点,认为它可以推广到自然科学以外的一切领域,解决自然科学以外的问题,这种主张一直是逻辑实证主义确保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一个重要砝码。

  

   SSK学者以信念的多样性为基点对科学方法客观性进行了消解。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化的普通信念,与其他诸如宗教信念是一样的。比库恩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发现的作用更进一步的是,他们认为社会原因对于科学发现以及科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布鲁尔指出:“隐含在‘强’这个词语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下列观念,即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知识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或者超越的。”(15)在强调知识存在着社会纬度的基础上,布鲁尔强调各种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可以接受的科学结论,这是因为人们已经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常规来接受,从而丧失了反思的维度,实际上,“这些常规都既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普遍的或者静态的。而且,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程序,都必须与一个社会群体中流行的其他常规和意图相一致”(16)。可以看出,布鲁尔在这里否认了科学方法具有的普遍性特征,他认为,将科学方法视为一种常规来接受是强加给人们的精神建构过程的一种苛刻的行为准则。与对科学方法的“常规性”接受相反,布鲁尔认为:科学知识及其方法都是出于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因为,出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民族的不同,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形成不同的信念,从而拥有不同的知识。所以,布鲁尔认为,“科学是一组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一种具有某种明确的方法论的活动。归根结底,科学是一种行为模式和判断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并不存在于任何一种对那些普遍标准之抽象的和一丝不苟的陈述之中。”(17)由此,布鲁尔就以信念的多样性为论据否认了科学方法的客观存在。

  

巴恩斯持有同布鲁尔相似的观点,即普遍的科学方法论是不存在的。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把多样性的关于自然的信念确认为科学,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包含着一组单独的程序约定和方法论约定。但是,巴恩斯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他指出:“那种相信确实存在着‘科学方法’的信念,是持续理想化的产物;一旦面对关于科学多样性的具体说明,它就无法持续下去了。”(18)虽然他并不否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的普遍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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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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