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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西汉文学叙说

更新时间:2021-08-23 23:28:24
作者: 刘跃进  
”其实,此前乐府已经一再精简。《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春,宣帝就曾下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六月,以民疾疫,刚刚即位的汉元帝又一次减少乐府人员。尽管如此,成帝时的乐府依然壮观。当时,桓谭为乐府令,自云“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定精简乐府人员,详细论列了乐府的分工、人数史料,是乐府研究的重要资料。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才秉承皇帝旨意,下决心奏减乐府。故《汉书·哀帝纪》载诏曰:“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居延汉简有“丞相、大司空奏可省减罢条”,当即此事。

  

   (三)五言

  

   汉代五言诗的出现时间问题,目前还有较大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五言古诗的兴起大约是在两汉。根据现有资料看,两汉以前,五言古诗很少,《诗经》以四言为主,虽然不时也夹杂着五言;《楚辞》句式参差不齐,与五言古诗的关系似乎更少。当然,楚歌中也有一些近于五言,比如,《孟子》中记载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说明在两汉以前五言古诗已经在民间有所流传,但是很少,而且不十分成熟,所以现存的史籍记载比较稀见。《汉书·外戚传》载戚夫人《舂歌》是三五句式:“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虽然杂有五言句式,但不是完整的五言诗。《汉书·外戚传》载,汉武帝时代的李延年也作有一首诗近于五言古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当然,西汉前期,主要还是骚体和四言诗的天下,尤以骚体为主。刘邦有四言的《鸿鹄歌》和骚体《大风歌》。这两首诗见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所以比较可信。项羽最有名的诗是《垓下歌》,也是骚体。这首诗也见于《史记》和《汉书》,所以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西汉前期,主要都是骚体诗流行于诗坛。但不管怎么说,在东汉以前,民间已经有了全用五言句组成的歌谣。秦代文学部分曾引晋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便是五言四句。楚汉相争之际,唯有一首题为美人虞的《和项王歌》。《史记·项羽本纪》只是记载项羽为歌,“歌数阕,美人和之”。未载其词。《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记载了歌词:“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作为五言古诗,它已经可以说相当的完整。虽然这首诗的真实性叫人怀疑。但是,它首先著录于《楚汉春秋》,这部书虽然失传,但曾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且唐代尚存。因此,还不能遽然否定其记载的真实性。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6年在位)时有五言歌谣《何以孝弟为》一首,共六句。此后成帝(公元前32年—前6年在位)时又有《邪径败良田》《安所求子死》和《城中好高髻》等五言的歌谣,长者六句,短者四句。从上述的情况看,五言歌谣在西汉已经流行。

  

   此外,还有所谓的武帝时代苏武李陵诗的问题,习称“苏李诗”。《文选》所收旧题苏武诗四首、李陵诗三首。此外《古文苑》又收有李陵诗八首、苏武诗二首。相传是苏武归汉时,李陵与苏武的唱和之作。这些诗,历来评价较高,被作为五言古诗的代表。比如《文选》中李陵和苏武赠答诗第一首分别如下: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这两首诗均收入《文选》,因而影响久远。钟嵘《诗品》将李陵诗列为上品,以为其源于《楚辞》,“文多凄怨者之流”。不过,这些诗作的时代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在西汉前期,主要还是骚体诗的天下,五言古诗远未定型,而苏李诗则相当完整,所以难以取信于后人。故刘宋时的颜延之虽然承认其“有足悲者”,但同时也不能不对其真伪问题表示怀疑。《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庭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苏轼《答刘沔都曹书》、洪迈《容斋随笔》以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梁章钜《文选旁证》等都认为这组诗为后人伪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组诗出现在什么年代呢?逯钦立先生《汉诗别录》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例证,说明苏李诗系东汉灵帝、献帝时的作品:其一,诗中有“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其中,“中州”一语,西汉文章中极罕言之,到东汉后期渐渐习用,指中原地区;其二,“清言振东宁,良时著西厢”二句已经涉及清言,实始于汉末;其三,诗中所述习俗,多与汉末相合;其四,东汉末期,人伦臧否风气盛行,矫情戾志,互相标榜,品目杂沓,诗中所写多近此风。

  

   梁启超、马雍则以为成于曹魏时代。李陵诗早在东汉以前既已流行,而苏武诗当出现在魏晋时代。《诗品》叙述中有“子卿双凫”一语,似指苏武之“双凫俱北飞”一首,但钟嵘此文历举曹植至谢惠连十二家,都以年代为先后,“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诗》句之下、嵇康《双鸾》句之上,则子卿当为魏人,非汉代苏武。梁启超怀疑魏代别有一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苏武,连其人的姓名亦不传。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将苏李诗与自汉迄晋诸作相比,寻求“通用之字,常遣之词,皆作之句,同有之境”,又具体考订了诗中称呼的变化证明此说。建安诗中间有称“子”,但多数称“君”。汉乐府及称为古诗的五言亦如此。今存苏李诗除了“愿君崇令德”外,其余之称作“子”。今考建安时代称“子”者凡四见,及太和、正始年间,称“子”渐多,已取代“君”字。阮德如《答嵇康》诗中凡八称“子”,苏李诗当晚不过此。阮氏生卒年无考,但必与嵇康同时,推想此诗之作当在正始(240年—249年)初年。由此而推,苏李诗当成于公元240年左右,为曹魏后期作品。

  

   甚至,还有认为这组诗是西晋末到东晋初年淹留北方的士人所作,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还有的说是东晋以后江南士人所作。不过这种意见古直早就有所辩驳:“使果出于东晋以后,则至早亦延之同时之作耳。延之博学工文,冠绝江左,何以同时之作,不能分别,而归其名于李陵邪?且东晋以后,声律暂启,群趋新丽,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其时工于拟古者,无过谢灵运、鲍照、刘铄,今持其诗与《文选》李诗相较,则去之不啻天渊矣。使苏、李出于东晋以后,试问谁能操此笔也?”但是此说仍不能服人,百字之偶云云,是指其人本色之作,而并非指拟古诗。陆机、谢灵运、江淹的拟古诗,逼肖原作,难说有天渊之别。

  

   在汉魏六朝诗歌发展史,这组所谓“苏李诗”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其真伪问题也困惑了无数博学之士,时至今日,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来。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一反历代成说,认为不仅诗是李陵所作,就连答苏武书也是李陵的作品。而这个问题,凡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又无法绕过,所以也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旧话重提,激发人们探索的兴趣。

  

   (四)七言

  

   西汉文人已染指七言诗。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联句创作的《柏梁台诗》就是其中的代表。

  

   《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引《东方朔别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但未引诗。《艺文类聚·杂文部》引曰:“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与群臣联句赋诗曰:

  

   日月星辰和四时(武帝),骖驾驷马从梁来 (梁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 (丞相),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

  

   撞钟击鼓声中诗(太常),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

  

   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

  

   平理请谳决嫌疑(廷尉),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

  

   三辅盗贼天下尤(左冯翊),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柱枅欂栌相枝持(大匠),

  

   枇杷桔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齿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全诗二十六句,八十二字(官名不计),遣词用韵,古朴重拙,似非后人依托之作。如果《柏梁联句》确为武帝等人于元封三年所作的话,那么,就可以证明七言诗早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出现。而且,作为一种诗体,“联句究当以汉武《柏梁》为始”。当然,专门记载汉代历史的《汉书》里并没有记载此事,所以历史上也不断地有学者对于此诗的年代问题提出种种疑问。特别是清代以来,学者们对此诗越发怀疑,而且辩驳颇为有力。比如乾嘉学派最为推崇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提出了五条强有力的证据认为世传柏梁台诗不可信。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看法。逯钦立先生在《汉诗别录》中仔细辨析了《东方朔别传》的内容,认为此书实成于西汉。《柏梁台诗》既出于此书,正可以证明此诗确系西汉作品。加之此诗辞句古朴,亦不似后人拟作。再就史实而言,元封年间建立柏梁台也确有其事。因此,柏梁台诗确实是汉代的作品。

  

   事实还不仅如此。秦汉以后,七言句式已在世间流行。余嘉锡《古书通例》“明体例第二”云:“《东方朔书》内有诗。《朔本传》言‘《朔书》有七言、八言上下’,《注》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可见东方朔七言诗并非偶然为之。不过据李善所引东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苍天”来看,东方朔的所谓七言,与骚体颇有关系。《董仲舒集》也有七言。又刘向、刘歆父子七言句式尤多。刘向七言:“博学多识与凡殊”“朅来归耕永自疏”“山鸟群鸣我心怀”等。刘歆七言:“结构野草起室庐”等。东汉七言也多有记载,如崔骃七言:“皦皦练丝退浊污”。李尤《九曲歌》似通篇为七言,如“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壮士翻日车”“肥骨消灭随尘去”等,所有这些并见李善注《文选》所引。《道藏》中的经典《太平经》收录了许多韵语,以七言为主的句式尤其多见。如:“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蚑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柏梁台诗》在武帝时出现不足为奇。《文心雕龙·明诗篇》、旧题任昉《文章缘起》等都已言及此诗。《初学记·职官部》“御史大夫”条引《汉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座。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宋代发现的《古文苑》卷八亦收录此诗,每句下称官位,与《艺文类聚》同。又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称连句“起汉武帝柏梁宴作。人为一句,连以成文,本七言诗。诗有七言始于此也。”上述材料都是唐代或是唐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因此断定说“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并注“柏梁体”说:“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尽管目前关于此诗的年代尚有争议,但是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看,完全否定也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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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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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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