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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西汉文学叙说

更新时间:2021-08-23 23:28:24
作者: 刘跃进  
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为广义的“文”。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或“文章”或“散文”的概念,与现代的散文概念有所区别。

  

   众所周知,古代散文起源于上古史官的记事、记言,具有鲜明的实用特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写作,推终原始,恐怕已经是唐宋以后的事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仅根据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而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中国散文的源与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应用文体与纯文学性的文体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将古人心目中的名篇佳作与现代学者判定的散文作品联系起来一起考察,这样,才能清晰地把握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

  

   依据这样的认识,秦代李斯的石刻文、《谏逐客书》等就有重新评价的空间。《谏逐客书》善于运用比喻、排比的句式,使语言富有形象性,音节铿锵有力,明显带有战国文章的遗风。另一篇奏议《论督责书》,近似于战国一些法家文风,峻峭刻板,长于说理而缺乏文采。

  

   汉初的文学家继承战国诸子的传统,积极入世,关心国家大事,写下了许多带有政论色彩的文章。论其时代,推陆贾为第一人。从戎马征战中夺得天下的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他并不清楚该怎样治理天下,他以为靠自己指挥打仗那套本领,就能对付得了。所以,当陆贾经常向他宣传文化知识,介绍历史经验时,他竟颇不耐烦地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也不客气地回敬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就是说,夺取天下与保卫天下,所处的形势是不同的,使用的办法也应不同。历史上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能够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一味极武任刑,很快就招致灭亡。如果秦在取得天下以后,能变刑法,行仁义,借鉴历史经验,你又怎么会得到他的天下呢?刘邦听了这既尖刻又中肯的意见,心中虽然不高兴,脸上却有惭色。于是叫陆贾把这些想法都写下来,“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表现出要了解历史、借鉴统治经验的愿望。于是,陆贾写出了论文十二篇,进一步阐释历史兴亡的道理。据说每奏一篇,高祖无不称赞,命名曰《新书》。这部书至今还在流传。

  

   从那以后,以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现实弊端的政论文纷纷问世,形成汉初文坛一大潮流。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推贾谊了。贾谊的代表作是《过秦论》和《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过秦论》,顾名思义,是总结批判秦国的过失、说明秦为什么灭亡的论文。

  

   西汉前期的政论文,除了规劝皇帝之外,还有的作者由于生活在藩国,纷纷上书诸侯王,希望他们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在这些文人中间,以枚乘、邹阳规劝吴王不要起兵的政论文最为有名。枚乘《上书谏吴王》、邹阳《谏吴王书》,分析天下大势,纵横捭阖,既富有文采,同时又具有相当的逻辑力量。汉初的这些写政论文的作家与汉武帝以后那些醉心于歌功颂德的辞赋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汉中期,散文名家辈出。《文选》中收录的东方朔《答客难》,以主客答问方式联结成篇,抒发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后来文人迭相效仿,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悔》、郭璞的《客傲》,以至韩愈的《进学解》等,都可以说是《答客难》的拟作,可见影响之大。《淮南子》虽然出自刘安门客手笔,但是其中确有相当部分与刘安有关。《文心雕龙·诸子》称其“泛采而文丽”,富有浪漫色彩和汪洋的气势。司马迁的《史记》 虽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然而其文笔之富丽,气势之磅礴,可谓前无古人。

  

   西汉后期散文,王褒《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僮约》、刘向《谏营昌陵疏》、扬雄《解嘲》等,都是传诵一时的著名作品。特别是扬雄的《解嘲》,在思想内容和写法上都深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成为西汉后期最重要的文章典范。

  

   三、西汉诗歌的四种类型

  

   汉代诗歌,内容比较庞杂。如果从形式方面着眼,可以分楚歌、乐府诗、五言诗、七言诗四种类型。

  

   (一)楚歌

  

   楚歌,顾名思义,是楚地传唱的歌诗。用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的话说就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者,均可称之为楚歌。而在先秦,楚歌最典型的代表当然就是《楚辞》。从这里可以看出楚歌在形式上的特点,即句式比较自由,多有“兮”字。这类作品,除《楚辞》之外,还有《孟子·离娄》里面记载的《孺子歌》(又叫《沧浪歌》)。此外还有《说苑·善说》记载的《越人歌》等,都是楚歌的典型代表。这种形式到了楚汉之际达到顶峰,因为刘邦、项羽均为楚人,所以,他们均喜欢楚歌。项羽作《垓下歌》,刘邦有《大风歌》。从这两首诗就可以看出,汉初诗坛,整个是被楚地歌声所笼罩。楚歌仍然为上层人士所欣赏。从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无不演唱楚歌。不仅帝王皇室好作楚歌,就是武将大臣也熟悉楚调。李陵与苏武身陷匈奴,汉朝请求放还,匈奴允许苏武归汉。苏武将行,李陵置酒饯别,因起舞而唱楚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随着汉武帝恢复采诗制度,一些民间诗歌被收集到宫廷中来,其中有不少是五言句式,影响日益扩大,而楚歌的影响则越来越小,到后来,五言诗取代了楚歌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但是,这已经是在汉朝建国一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二)乐府

  

   《汉书·礼乐志》记载说:“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清代学者沈钦韩认为这是以后来的建制来追述前代事,而清代另一位学者何焯则认为这是班固把乐府与太乐搞混了。乐府令应是太乐令之误。其实,这种疑问,早在宋代就已有人提出过,如王应麟作《汉艺文志考证》就已经怀疑乐府并非始建于汉武帝时。《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此明言惠帝、文帝、景帝时即有乐府。《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治“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又三十六年,“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说明秦时宫廷有音乐供奉。1976年陕西临潼县秦始皇墓附近出土秦代编钟,上面刻有秦篆“乐府”二字。这就为王应麟的怀疑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证明至迟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乐府。不过,秦代虽然设立乐府官署,但并没有建立采集民间歌谣制度,多演唱前代流传下来的旧曲。

  

   《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是记载先秦时期的情形。武帝时,又恢复这种采诗制度,故《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这个时候的乐工,主要还是童男女,人数也就在七十人左右,常常是采诗夜诵,昏祠至明。

  

   从唐代杜佑《通典》的记载中知道,在秦汉时代,掌管音乐的官职有两个,一是太乐,一是乐府,各有分工。太乐掌管传统的祭祀雅乐,归奉常主管;乐府掌管当世民间俗乐,归少府主管。创立乐府用以取代大乐官。故《汉书·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据此知乐府设在上林苑中。

  

   在汉代,乐府诗的最主要特点是入乐。当时从民间采集来的诗歌通常叫作“歌诗”,如“吴、楚、汝南歌诗”等,而贵族文人的作品一般只叫“歌”,如汉高祖刘邦有《大风歌》,还有汉武帝刘彻有《李夫人歌》等,这些诗歌都曾在乐府机关中合乐,而且又被演唱,所以后来的人们把这些歌辞称为“乐府”。

  

   《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该书记载的西汉一百三十八篇民歌目录是以地域划分的,涉及的范围边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东汉依然有专掌俗乐的机关,依然采集各地民歌。可以想象,当时采集来的民歌一定不在少数。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汉乐府散佚情况非常严重,现存的也就是四五十首。而且就这几十首,古人在把它们编辑起来时,由于分类的需要,常常把它们分在各处,如果不对其分类有所了解,查找起来就会感到困难。

  

   乐府诗的分类,种类很多。可以根据作者来分,因乐府中有民间作者,有贵族文人,也有配乐制辞的音乐家;还可以从体制上来分,有首创者,有模拟者;还可以从声辞上来分,有因声而作歌者,有因歌而造声者。上述分类,历代学者都有尝试,但总是不很理想。所以人们多所不取,而按乐曲的性质进行分类,基本上为历来学者所认可接受。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早在汉明帝刘庄时代就“定乐有四品”。《晋书·乐志》分为六类,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分为八类,把民间乐歌区分开,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为十二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我们所说的汉代乐府诗歌的精华,大都收录在“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是用丝竹相和,都属汉时的街陌讴谣,或用短箫铙鼓的军乐。而贵族文人之作主要见于“郊庙歌辞”中。此外,“杂歌谣辞”中也收录了不少汉代民歌,因为未能入乐,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类乐府诗,与民歌有较大的距离。

  

汉武帝后期,乐府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乐人名倡还显贵于时,贵戚五侯之家也畜养乐工,甚至与皇室争女乐。《汉书·礼乐志》载,哀帝作定陶王时就已经对此状况非常不满,及即帝位,“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特下诏书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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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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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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