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沈登苗:袁隆平生平三问:兼呈吸纳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建议

更新时间:2021-08-23 09:59:11
作者: 沈登苗  
但从相关论述中,仍留下了一些情绪低落的蛛丝马迹。如袁母得知孩儿被分配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安江时,“不觉黯然神伤”[19],如果正常的分配,会有如此阴暗的情绪吗?再如,袁隆平第一次给同样出身不好的邓则的情书中,有“穿越凄风苦雨”一句,这里的“凄风苦雨”,仅仅是形容天气恶劣吗?又再如,他在《寸草仰春晖——从杂交水稻这项科研成果看党的领导》(《湖南日报》1981年6月30日)写到,“即令在十年内乱中,党也在关心、扶持着科研工作,而不是只留下创伤和荒漠”,这里的“创伤和荒漠”,仅仅是指工作中的艰辛和生活中的困苦吗?[20]

   袁隆平在黔阳一中代课时,曾与该校化学教师王剑兰谈恋爱三年,结果仍不成功。当事人应都早就知道对方的家庭出身不好,作者描述的内容是袁隆平在反右时期思想右倾,王剑兰遭到一中领导的劝阻。可袁隆平却把原因归结为“由于自己出身不好带来的恶果”。[21]这可否使人有某种联想……

   袁隆平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可令人费解的是,他1953年离家,直到1963年春节,即参加工作整整十年后才第一次回重庆探望父母。[22]而这十年中,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起步,也即没有后来那样的繁忙。更何况教师每年有两次长假,1958年开始国家又增加了探亲假(还可报销全程路费)。因此,和平时期一个单身的男孩放弃近乎公款旅游的探亲假,十年才回家,是不能用工作忙、旅途远来解释的。[23]同时,从《自传》看,1949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他对父亲只字不提,整本《自传》其本人对父母在新中国的生活境遇,也无片言只语。[24]那么,袁隆平是否一度对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产生过抱怨?抑或是为了进步,他曾产生过与家庭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的意念?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提倡的。

   如果袁隆平的确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安江的,那么,人们会对这位赤子报以更多的敬意。

   但无论如何,安江是袁隆平的福地,没有安江,也许袁隆平不会如此辉煌。

   其一,远离了政治中心。从1953年西南农业院毕业,到1976年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的20多年内,我国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许多知识分子遭到冲击。如他的老师管相桓教授和同学张本,反右时都打成“右派”;管相桓和西南农学院副院长何文俊在文革中都含冤自杀,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爱自由的袁隆平如果在大城市工作,很有可能被卷入。而安江远离城市,也就远离政治中心,自然平安得多。

   其二,杂交水稻研究是应用科学,如果在大城市研究,难有大片的农田,不见得有优势。安江农校有近在咫尺的水稻实验田,旁边更有人民公社的大片水稻田,袁隆平他们正是在这些稻田中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株的。

   其三,袁隆平在成功之前的杂交水稻研究,是牺牲家庭的全身心投入。他曾连续七个春节都没有回家,家里的担子都由“厚道、善良、贤惠”的妻子邓则一人挑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在“文革”初期袁隆平身处绝境时,邓则坚定不移地支持,甚至激将袁隆平,“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之一”。相对于何文俊在“文革”中含冤自杀与其妻划清界限有直接的关系,有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妻子的全力支持,也就没有自己事业的成功”。

   此外,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前期碰到的三次人为的破坏和困境,有两次是由他的弟子李必湖、尹华奇挺身而出解围的。这些,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总之,袁隆平分配到安江,是到了最适合的地方、从事了最适合的研究、找到了最适合的伴侣。

  

   02. 袁隆平是否基督徒?

  

   新中国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余的为数不多的也十有八九是民主党派成员。如据对迄今为止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33个科学家的统计,其中中共党员27人,占总数的82%,民主党派人士5人,无党派人士仅袁隆平1人。又据对新中囯成立60周年评出的“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的统计,内中共党员89人,其余11人中,若析出少年3人,民主党派1人,则中共党员比例高达93%,另有2个道德模范及陆建芬老师信仰不知。剩下的4个无党派人士中,邰丽华、陈景润、袁隆平信仰不知,但后两者出生在基督徒家庭,林巧稚是基督徒。[25]

   可见,像袁隆平这样的知名人物中,无党派人士极为罕见。尽管《自传》对此似乎只字不提,但仍有不少文章称:1986年,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上门引导,要袁隆平入党。袁隆平表示感谢党的信任和关怀,但自谦地说,我还不符合入党的条件,

   “与其空有其名,还不如暂时不入。等将来我把科研上的事情做完了,有时间学习党的知识时,或者在我行将就木之际作为最后归宿,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吧。”

   部长尊重了他的选择,但接着说,“不过,恐怕不入党,你也得准备当官呢……织组上想让你担任省农科院院长,正厅级”,袁隆平仍谢绝。[26]从中可知,袁隆平虽然拒绝做官,但还“表达了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政治上最后归宿的意愿”。[27]可出乎意外的是,纵是2021年3月10日,已91高龄的他在三亚南繁基地不慎摔跤住院,[28]到5月22日告别人世,头脑清醒的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可能的承诺(若此时仍以“不符合入党的条件”来辞让,那就不无虚伪了)。然袁隆平最后仍没有“归宿”。而组织上也没有搞追认、接收(宋庆龄在病情恶化第二天、离世前14天被接收中共正式党员)等形式,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精神信仰产生了好奇。

   有人认为,袁隆平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谢长江语),是“信奉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祁淑英语),“是无神论者”(郭久麟语),但都没有提供依据。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等于唯物主义和唯物论,袁隆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它作为思维科学和方法论运用的,不等于袁隆平信奉唯物主义和唯物论。如果袁隆平“是无神论者”,他应该不会谢绝入党吧?事实上,袁隆平不愿加入政党、政治团体,不仅仅是成名后。他在学生时代,也既不加入国民党的“三青团”,也不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团”(他曾说“我读大学时,入团很容易,但我没入”),后来也拒绝加入各民主党派。

   这使我联想到袁隆平与基督教的缘源。

   袁隆平母亲,名华静,1902年生于江苏镇江一大户人家,由英国人在镇江办的教会学校读完高中,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袁隆平的英语,就是其母亲发蒙的。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袁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教会医院——北京协和医院。1943年8月-1948年1月,分别在重庆和汉口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中学——博学中学就读。

   尽管袁隆平本人没有在《自传》中涉及到人生信仰,更无公开的资料宣示袁隆平是个基督徒,但一些细节仍能反映袁隆平对基督教有一定的感情。

   如他与邓则恋爱时,他希望“感动上帝”(谢长江语),而不是当时多数中国人说的“老天”。当他与邓则成天作之合后,他对另一半说:“邓哲,你是上帝赐予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到他遇到人生选择等时,想到最多的,就是其母亲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他去中南海瞻仰周总理曾工作过的西花厅时,感叹“倘若上帝让我再活一次……”[29]

   虽然,以上诸多的“上帝”不一定出自袁隆平之口,但即使都是虚构的,至少也是他的学生或传记作者对传主的采访、观察、了解后才刻画的。而且,他本人对博学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感情之深、评价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地说,对一个学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这对最高学历是本科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可袁隆平把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归功于博学中学,我想,内有另一种情感吧?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没有宗教情怀的人,当他了解了袁隆平青年时代的经历后,往往也会发出“天意”的感慨:他学农是一个天意。如他第一次接触的“农村”(小学一年级学校组织的郊游),是某资本家开设的一个非常漂亮、充满生机的园艺场,他从此就爱上了农业。后来他自己坦言,如果当时看到的是真实的农村,就不会选择学农。再如,他在南京解放前夕,随家人来到了重庆,这就决定了当年报考大学,志愿已几乎没有选择了。又再如,1951年,他选考上了空军,第二天就要到航空学校报到了。可当晚接到通知,说经济建设急需大学生,空军就在高中生中招就行了。于是,他们一行8人就都退回了学校。复如,1952年,他在成都参加国家游泳队在西南区的选拔赛,因赛前吃坏了肚子,影响了他正常发挥,只获得第四名(取前三名),与国家游泳队擦肩而过。

   这里假设有一个“如果”,他就进不了“农门”。

   还有,在学生时代,袁隆平的其他成绩并不冒尖,唯英语突出,这在其后直接查阅外文资料、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向世界推广杂交水稻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的事更神奇。就以那篇开创性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发表和作用来说吧。

   其一,录用的幸运。当时在那权威的刊物上发表的作者,几乎都来自大的研究单位。如据对当期能在知网上查阅的18位第一作者的单位看,除了袁隆平,几乎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权威的研究单位(不知为何,袁隆平、彭瑞伍、王天保等3个第一作者,文章中没有标注工作单位,彭、王的工作单位,通过其它渠道查到),作为一个名不经传的农业中专的普通老师,能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实属罕见。惜目前似仍未知谁录用了袁文?

   其二,发表的时间节点巧合。袁文发于《科学通报》(中文半月刊)1966年第4期(2月28日),据中国知网的“文献来源”推算,那期刊出后的三个月,该刊就停刊了。真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事实上,袁隆平发表第二篇论文,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其三,现在大家都在感谢袁文发后推荐的原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处长,和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并以国家科委名义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赵石英局长,盛赞俩位伯乐对工作的高度负责。但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细节。也许袁隆平当时的底气还不是很足,其文章的结论仅是:“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文章并没有直接提到该项研究能使粮食增产。所谓的“三系配套”之术语,以及“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等文字,是以后的提炼和总结。俩位伯乐敏锐地洞察到该项研究的前景远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熊、赵当时比袁更看好这项研究,这就是袁的幸运。

   其四,要不是造反派批判袁隆平时,欲“新账老账一起算”,查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国家科委的公函,这份对袁隆平的人生和杂交水稻研究起双重保护作用的“尚方宝剑”,也许会石沉大海,不起作用。[30]文革时期,仅凭他篡改最高指示(无意之中把毛主席提出的“八字宪法”,加了一个农时的“时”,说成“九字宪法”)一条,整死他也不意外。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有“如果”,可能就不是以后的那个袁隆平了。

   一个人身上发生一二次幸运,包括是林巧稚接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可以用偶然来解释。而一个人不断地遇到幸运,那至少是神奇了。

   从允许他公开搞杂交水稻研究始,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可袁隆平每次都能逢凶化吉、有惊无险、转危为安、继续行进。

如“文革”初期,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造反派将他的60多个试验钵全部砸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18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