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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

更新时间:2021-08-21 18:20:10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通过所有制和再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个人主义式的,只能是一种处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由于人与人先天和后天的不平等,仅仅强调消极自由容易导致强者的自由侵犯弱者的自由。共同自由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人民自由,而非少数人或者某个阶层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要求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来实现共同自由。

   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的实现都需要依赖一个强大的以共同体利益为目标的政治力量存在,遏制自然条件下或者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强势力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政治力量就是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共同体利益为价值,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依靠国家法律规范驾驭资本,平衡社会各个阶层利益,从而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和政治上实现共同自由。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宪法、党章和党规范围内活动,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保证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肆意侵犯社会群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性、先进性和变革性要求社会主义法治遵循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

   为了更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我们可以将其与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的价值进行对比。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通过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限制本应是最强者的政治权力,使得政府保持中立或者软弱,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者即资本成为最强者。自治型法治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是为经济权力张目。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最小国家”或者“守夜人政府”表面上是客观中立地保障所有人的消极自由权利,实质上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服务。历史学家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消极自由权的核心。现实中的强者主要分为体力上的、智力上的和物质上的,强者拥有自由权就可以充分在体力上、智力上和物质上战胜弱者,成为社会的胜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自由权有助于保障每一个人免于暴政,但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在已经解决暴政问题的社会,自由权容易成为强者要求作为最强者的政府给予其发挥才能的权利。财产权更多时候直接保护了拥有物质财富的强者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自然权利或者人权,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在实践中是让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将这些自然权利写进宪法正是为了奠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给予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人们津津乐道的限制政治权力不过是强者猴子们的期盼:“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的资本主义宪治和法治所奠定的社会秩序自然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世界。[10]

  

   2.2, 党的领导和执政

   社会主义宪治的根本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法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问题是共产党的领导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法学界以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在法律之中、法律之上还是法律之下的疑问提出来,老百姓通俗地将这个问题表达为“党大还是法大?”。习近平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而且要求给予明确的回答:“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11]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区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党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率先提出、实际上体现着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吸引党外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等来追随,中国共产党通过率先垂范实现组织和引导中国人民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带领性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领导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各个领域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能够“三个代表”。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不谋取任何私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由全体党员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组织而非个人实现的。

   党的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国家政权、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主体是党员代表们,而非全体共产党员。[12]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代表们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无党派也参与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体现,而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上台的执政党相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不是通过西方多党竞争制下的竞选实现,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一身两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领导党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领导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撤换现任政府领导人回应质疑以保证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领导党,然后是执政党,执政党是从属于领导党的,而且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四个善于”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执政的有效方式。

   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具有直接的宪法依据。因为执政是落实领导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最初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间接地具有宪法依据。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才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才具有与西方多党竞争制下执政党的不同特征。一是唯一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党。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是多元的,不确定的。二是法定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是宪法明确的,不存在任何时候与其他哪个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执政的问题。西方多党竞争制的政党必须通过选举竞争实现执政。三是长期执政。在建设法治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长期的,越长越稳定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执政期限问题。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有法律规定期限的。四是一元执政。中国共产党不仅执掌中央政权,而且执掌任何一级地方政权,每个省、市、县和乡级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而言,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国家多是多元执政,不同层级的政权可能掌握在不同的政党手中。[13]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必须明确区分。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在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各级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党员个体,只不过这些个体都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从功能上看,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监督执政党,监督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在国家政权中执政的党员代表们必须接受党委领导,因为他们是党员,所以要听党的话。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通过党的系统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而且要领导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等)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因此,领导党可以并且必须监督执政党。[14]

   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党的系统中有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国家政权系统中有中共党员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和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共党员干部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国家政权中的非中共党员干部和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非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领导参政党和无党派人士。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和严格区分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与法律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作为执政党都在宪法之中,有宪法依据,因而具有合法性。现行宪法序言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事实,同时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在宪法之中,具有合法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之中,党员代表们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存在的。党员必须首先是公民,国家法律适用于全体公民,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也就是说,党员有两个身份,他既是党员又是公民,所以党员同时适用国家法律和一般党内法规。党员干部有三个身份,既是公民和党员又是党员干部,既要遵循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党员领导干部有四个身份,既是公民、党员和党员干部,又是党员领导干部,适用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内法规。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都首先是公民,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所以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首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遵守国家法律还需要遵守党内法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推荐的。一直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是否需要刚性的党规,二是党规是否是法律。中国共产党是道德党和变革党的定位都阻碍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法治选择,因为道德人和道德党是不需要法律规范的,变革党的特征也是与法治的稳定性相悖的。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道德党。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变革党,与时俱进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尽管高尚的道德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然而现实中的共产党员只是整体上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道德性更高,而非完全的道德人。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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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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