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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

更新时间:2021-08-21 18:20:10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所赋予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宪法序言对此进行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世界和时代发展大势,坚持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在经济上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由这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所决定。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现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的利益必然呈现多元化态势,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能通过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来实现。中国所处历史阶段和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行宪法序言对此进行了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社会主义宪治

      习近平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宪法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推动我国宪法理论和实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由此我们可以提出社会主义宪治理论。

   2.1, 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

   习近平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3]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是公法理论的常识。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明确指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4]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当然法治也对政治有反作用。宪法是公法、政治法,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自然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政治决定宪治,而非宪治决定政治。

   英国大宪章是约翰王势力大大弱化后与贵族们签订的协议,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建国的基础,美国宪法只是美国各州想进一步集权的表达,日本昭和宪法是美国占领日本后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授意下起草的,所以被称为“麦克阿瑟宪法”,很难说是日本人民的意志表达。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德国等国宪治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宪治模式是某个国家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产物,必将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变化。不同国家的宪治总是围绕该国的需要而进行设计的,反映该国当时政治力量的平衡。昂格尔的研究表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治型法治是非常罕见的历史现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君主制的官僚政治、贵族特权及中产阶级利益三者之间反复斗争和妥协之上,这种妥协对自治型法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5]多元利益集团、多头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法律秩序,同时这种自治型法治也为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保障。历史上,国家的常态是大一统,君主制是相对成功的政体,特别是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柏拉图从理论上提出了理想状态下的哲学王君主制,同时也提出了现实条件下的政体命题:法治的君主制是现实中最不坏的政体。[6]昂格尔以古代中国为例提出一种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即官僚法。姜义华认为西方多元主义下产生的法治是博弈型法治,中国自秦汉至辛亥革命之间的一元主义下的法治是管理型法治,没有优劣之分。管理型法治体系实施的关键:一是如何确保从君主到各级官僚都能信守法律,依法行政;二是如何有效防止各类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破坏法治的实施,并通过法治维持大一统君主国的运行。[7]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为管理型法治提供了智识资源。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旧中国家族型统治的君主制,是现代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从民族关系、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来说都是多元一体的格局。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领导型法治,是对自治型法治的否定和对管理型法治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的领导是伯恩斯所说的变革型领导。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变革型领导也是一种道德领导,因为领导者以某种方式满足追随者的动机,为追随者的利益而行动。领导型法治与管理型法治不同在于领导型法治中有一个在德能上先进的领导党引导社会进步,并且需要从法律上保证领导党在德能上是先进的。然而管理型法治是控制型的,没有清晰的价值目标。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所以,领导型法治在实施的时候必然要以管理型法治为手段实现领导者的目标价值,领导型法治的完整表述是“领导—管理型法治”。根据治权原则,在领导-管理型法治中,对于领导者的治理更加重要,对领导者中级别越高的治理越严也越重要,以保证领导的方向是对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与否在于领导党,在于“关键少数”。因为自治型法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法治,有几百年历史,比较成熟。这些国家又是发达国家,人们自然认为自治型法治与国家强大之间有因果关系,自治型法治也就拥有了话语霸权,人们自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自治型法治模式,似乎只有这一种法治模式可以选择。社会主义国家走自治型法治道路就必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否定自治型法治道路,共产党的领导与自治型法治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没有真正走上法治道路与这种魔咒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法治模式的选择常常采取回避的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不能正视共产党的领导在法治中的地位,将共产党的领导放在法律之外。但是,如果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中没有规范,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走上法治道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将共产党的领导权纳入到法治的轨道,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走不上法治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十八大四中全会开启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法治发展史的里程碑。[8]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治国,依宪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国,而不是依据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权利保护建立在国体和政体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资本主义宪政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治上并为资本主义政权服务,社会主义宪治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上并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9]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竞争体制,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国家体制,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很多法律人将宪治理解为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主张宪治与政治无关,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政治模式说成是科学的和普适的,从而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宪治。宪法学界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突出的特征,坚决抵制和反对鼓吹西方“宪政”概念和模式的错误观点,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3,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共产党领导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之所以是二元结构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建构宪法为统帅、党章是核心和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此产生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社会主义法治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是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政治正义,一个是分配正义:前者主要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们被用来确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后者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它们被用来分配资源、机会和利益,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政治正义是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在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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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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