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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与难题破解

更新时间:2021-08-20 23:50:56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这些年经过努力,也只降到了2/3还要高一些。前面说到风电、光电现在已经达到了10个点,另外还有十几个点的水电,很低几个点的核电,其他几乎在比重上可以忽略不计的还有沼气、地热。撑大梁的火电,它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应当逐渐降低比重,但是什么时候能像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说的完全放弃煤电?在中国还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就得注意,继续用煤发电这个过程中间,怎么理顺从煤到电、到整个供应最终端的消费过程中间,减少扭曲的改革事项,这方面我们前些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减少了很多扭曲。但现在不少具体的改革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现在大家要注意到,发改委在不久前,专门推出了我国价格改革的五年行动方案,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础能源的价格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机制建设。发改委说到中国民用电相比工业用电、商业用电来看,比价上面民用电还是便宜了。这话说出来,很得罪中国的老百姓,因为意味着今后价格的调整方向,是需要提高民用电的价格水平。怎么处理这样一个很棘手的事?其实后面还有更复杂的事,就是整个电力,民用电和企业用电合在一起,与其他千百种中国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间形成的供给品的比价关系来看,就是电力太便宜,而中国的电太便宜,实际上就意味着作为供给主体的火电太便宜,就会使所有用电的主体,谁也不会真正从利益导向上、在经济手段起作用的意义上,发自内心、自觉地充分调动积极性去考虑节电——而不节电,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不节煤,就是在中国不节碳的排放,就是在中国阻碍着我们更好地去改变原来粗放的发展形式而转为高质量发展去对接“双碳”目标。这样一个内在的关系,很值得再强调一下。

   在这样一个视角上,从这些年大家非常关心的大气污染的典型表现看,是雾霾。我国雾霾的形成跟用煤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还有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原因,科学家还在争论到底各自的比重如何,但至少可以肯定,煤炭的使用,包括火电在中国这样高比重的地位,所形成的基本国情,是造成雾霾最主要的构成因素。那么怎么样来适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来降低雾霾?我前面说的一个概念,就是努力调动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一方面节电,一方面要使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千方百计开发绿色、清洁的工艺、技术、产品。这包括用煤发电怎么样能够更清洁低碳,用煤发出的电已经造成污染的情况之下,大家(又要包括进来用电的居民)怎么样能够努力节电,而减少未来继续用煤发电的压力,形成趋向良性循环的状态?这里面的价格形成机制,就非常重要,已经形成的比价关系——就是我前面描述的,中国的电在实际生活中间太便宜了,不能不作出改变。

   直观地说一下,我记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的民用电,一度电是1.6角,现在是多少呢?有了阶梯用电,第一阶梯是占大头的,每个电表一年度里前面的2880个字,都是第一阶梯用电的价格,是每度电4.8角,如果用到年度之内的第二阶梯,也只上去6分钱,变成5.4角,第三阶梯一下上去了,但一般的家庭用不到第三阶梯。最简单地说,如果从第一阶梯来看,民用电经过了这么40年以上的时间,在价格的变化中间是升为当年的3倍,也就是增长了2倍,但同样40年为期,北京老百姓过日子其他的用品,价位涨了多少倍?比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萝卜、黄瓜、西红柿、大白菜,价位都是上升了100倍不止,那么实际生活中间老百姓很难真正把节电当回事,谁会真正在自己精打细算这方面把节电、人走灯灭、用节能灯泡这个事情,作为家庭里面的重要事项呢?大多数人更多盘算的、精细计较的,是考虑翻了100倍都不止的那些东西——当然这是一般的民众,要说收入特别高水平的富豪,他们可能花什么都不在乎,那不是我们分析的主要对象。如果进一步扩展到企业来说,很类似,40年之间,企业的工业用电、商业用电,也是上升了好几倍,比民用电上升的倍数要高,但是企业其他的开支,上升的都是100倍、200倍、300倍以上,所以企业也是同样,谁也不会真正把调动积极性、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的重点,放在自己的节电上面。企业和居民,都不真正把节电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甚至放到忽略不计的一边,而这实际上在中国就联系到威胁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雾霾形成。我们现在以极高的代价治理雾霾,从长远来看,就还要更多考虑经济手段,通过比价关系的调整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适应市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适应我们的“双碳”目标,来攻坚克难,理顺这样的机制和关系。

   这方面回到电价上来说,就是必须在千百种的供应品里面,把电价相对的价格往上抬。那么往上抬必须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企业怎么受得了,比如说现在要考虑到结合着抬价、结合着以后有可能探讨的碳税,把实际的企业用电在价位上往上抬的时候,必须分步走,每一轮在优胜劣汰的概念上,让少数企业出局,大多数企业可以继续发展,经过多轮的调整,最后改变整个格局。另一个是老百姓这方面,如果真的提价,除了做思想工作、做宣传、让大家尽可能认同之外,也必须是掌握力度,可以分步做,而且要及时提高低保标准,让弱势群体那些吃低保、没有其他收入的人,实际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这是政府必须把他们托起来的“社会政策托底”的事。而中产阶层以上的这些人,要让他们逐渐随着提价过程,适应这种比价关系的变化,更多认同变化中自己自觉考虑家里换节能灯泡,更好培养人走灯灭的习惯,更多考虑买一些耐用家用电器、用电量大的物品的时候,更多选用那种节电水平高的供给品。

   从企业到家庭成员,说到的就是整个中国代表性的用电主体,当然还涉及机关团体。如果能够在中国攻坚克难、触动既得利益、“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中,把整个供给品体系中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调到顺应“双碳”目标实现的内在规律性轨道上面,那么也就是回到我前面所说的认识:要有法律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但这些更多是管准入、管技术标准的硬杠子;而真正能够充分内生调动社会各种主体低碳绿色发展、节能降耗积极性的手段,一定还是经济手段为主,而以经济手段为主达到这样的“双碳”目标,一定要依托着中国在改革深水区,触动既得利益在制度机制上取得实质性进步。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空间了,包括触动企业与居民,让大家觉得不舒服、不高兴的事情,怎么把这些事情做好,做到社会可接受?由此,才能够逐渐推进到已经明确树立的“双碳”目标的达成上——这也是我向大家汇报的自己最基本的核心观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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