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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

更新时间:2021-08-20 23:17:43
作者: 黄振华  
既有风调雨顺,也有灾害频频。帝国统治必须因时而变,不断调适治理。”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更多的是为“民”的生息创造条件,而非直接介入乡村和家户事务之中,遵循“无为而治”的治理策略。正如费孝通所提到的,“我们以往的政治……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

   四、转型中的家户与国家

   从历史上看,家户的自主性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机制。正是家户的自主性治理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也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动力。在此背景下,维持家户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关系,实行“家国共治”自然成为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方略。正如《礼记·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由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与“国”在结构上趋于同构,在价值上趋于统一,并共同形塑了历史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态。

   然而,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家国关系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面临巨大挑战,并对家户自主性治理以及国家治理带来冲击。

   20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传入,传统的家国共治思想遭遇危机,家户日益被视为与现代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并受到激烈批判。陈独秀在《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国的家族制度却压制了个人的发展,成为桎梏个人自由的枷锁。吴虞则将家族制度视为专制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现代社会,原因便在于家族制度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小农的诸多论断,也重在强调小农家户经营的“落后”性。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则认为,小农家户经营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并预言“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毛泽东也将小农生产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在他看来,“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在现实层面,家户的治理功能也日益面临挑战。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开始启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国家权力试图渗透并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趋向日益突出,家户的自主治理开始承受外部压力。只是,此时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渗透和控制主要以资源汲取为目标,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基本功能,家户自主治理依然构成国家治理的根基。特别是从过程来看,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渗透并不成功,表现为“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的出现,从而在实质上延缓了国家权力的有效扩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度失败的国家政权建设重新启动,并迅速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扩展和改造。对此,杜赞奇就指出:“(1949年后)国家政权的扩张改造了乡村旧有的领导机构,并建立了新型的领导、推行了新的政策;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合作化,使得征税单位、土地所有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故而完成了民国政权未竟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需要指出的是,合作化运动的推进过程,正是家户治理功能不断弱化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家户逐渐丧失了对土地、生产工具乃至劳动力的自主支配,个体逐渐从家户单元中抽离出来并被纳入一个范围更大的治理单元——人民公社之中。

   与家户单元相比,“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拥有充足的体制资源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却并不具备有效的自主行动能力,从而难以产生内生的动力与活力。首先,人民公社体制具有外部建构的特征,“社员”身份由国家赋予,社员之间缺乏原生性的内在认同。尽管国家通过一定的外部动员也能激发社员的集体观念与意识,但作用有限,且难以持久。其次,人民公社体制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指令性命令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其任务目标由外部嵌入,与社员个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背离。例如,对于社员而言,他们参与集体生产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得工分,而并非上级的任务指标。这就导致集体生产中出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等诸多现象。这些现象的实质正是社员个体内生动力的缺失,也反映了公社体制的僵化。再者,人民公社规模普遍较大,人口众多,加上受到体制约束,并不具备家户组织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这使得公社难以有效感知外部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即使感知到了也无法自主做出策略性调整。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由于缺乏自主性,人民公社体制经营效率不足的弊端一直存在,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解体。

   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僵化形成对比的是,家户单元的生命力要顽强得多。从历史上看,人民公社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家户治理功能不断弱化以致被完全替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户单元的自主治理为国家权力所遮蔽。然而,尽管家户功能受到极大削弱,但却并不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的消解,反而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身开辟道路。例如,人民公社时期尽管社员主要以集体生产为主,但家户经营却以“自留地”这一特殊形式顽强存在。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作为家户自主生产的最后“堡垒”,自留地生产的经营效率远高于集体生产,也没有出现“挖土不用力,犁田不使劲”的现象。再如,中国一些农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出现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改革尝试,被称为“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只是由于受到体制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尝试并未为国家政策所认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重新确认了家户作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性质和功能,才真正激发了蕴含于家户单元中的生产自主性和积极性,并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产物,而是源于农民的自主实践,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对此,邓小平就曾评价:“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重新发掘了家户经营的自主性价值。对此,杜润生曾经有过一段颇为中肯的评价,他说:“我们提倡家庭经营,就是要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能够自主地与社会交往,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一种自主权的联合。过去集体农庄式的联合,是只有联合,没有自主权,或自主权不充分。农民应该既有自主权,又能相互合作……这个过程就是先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变成‘自由人’,最后形成‘自由人’的联合。”

   总体上看,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改革实践来看,家户单元及其自主性治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内在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理应从家户单元及其自主性治理中汲取智慧和养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其一,充分认识家户单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变化,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显著提高。然而,尽管政治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但“巨变”中亦有“不变”。这就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仍然是家户,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治理功能。首先,在生产方式上,小农家户经营仍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当前中国小农家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到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中国当下仍有2.3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到2.1亿户。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家户仍是我国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承担着生育、抚育、消费、赡养等众多社会功能。尽管当前个体化意识不断增强,但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依旧强大。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对于情感归属的诉求不断增加,家户的情感联结功能日益凸显。再次,从组织机能看,尽管家户组织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但其在联结方式的血缘性、个体需求的内生性、组织形态的灵活性等方面的基本特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意味着,家户仍然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治理单元,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活力。总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家庭建设的重要观点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重要表述绝并非偶然,而是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体察,也势必将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二,充分发掘蕴含于家户单元中的自主性价值。家户单元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家户组织本身,更在于其中蕴含的自主性价值。很大程度上,任何治理活动的成效,都与社会参与主体的自主性紧密相关。只有充分调动参与主体的自主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总结和回顾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不仅“包产到户”源于农民自主性的激活,诸如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重大改革实践无一不是农民自主实践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自主性价值都曾在改革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光芒。可以说,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是对农民自主性的尊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对于自主性价值的强调和发掘尤为重要。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极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无法做到“一刀切”,而必须根据各地实际,因地制宜,必须尊重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力。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实践时曾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论断。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其基本前提是对社会主体的自主性的认可与保障。因为只有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性,才有可能真正从实际出发,做出切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决策。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有效调动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是改革实践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也是决定国家治理成效的关键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农村家户治理形态演变及其政策匹配研究”(19BZZ06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础性研究课题(171083)的阶段性成果〕

  

   黄振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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