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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

更新时间:2021-08-20 23:17:43
作者: 黄振华  
从而为国家的长久稳定提供了保障。从历史上看,凡是“盛世”,均是家户自主性得以充分保障的时代。而在“乱世”,家户的自主性治理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或沉重的赋税而趋于弱化乃至出现家户破产,并由此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衰败。实际上,历史上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绝非是对家户单元的控制与形塑,而是对家户自主性的认可与调适。这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机制,也是家户自主性治理的价值所在。

   三、家户自主性的生成逻辑

   家户自主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不可能是完全受控的行动者。从世界历史进程看,庄园、村社等治理单元也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只是在自主程度上存在差异。从调查资料看,家户单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治理单元,使其相对其他治理单元具有比较优势,并产生更为强大的内在动能与活力。家户自主性的生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与家户单元的自组织特性紧密相关。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联结方式的血缘性

   家户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治理单元。家庭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已存在,是最早产生的原生性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与村社、庄园等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治理单元不同,家户首先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强调家庭成员的血缘联结,并为家户的自主性成长创造了条件。

   首先,血缘关系蕴含自主逻辑。家户是基于血缘关系而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有着内在的自主运行逻辑。血脉延续是血缘家庭的第一要务,因此家户成员的首要责任是“香火不灭”。人们相信“有了子孙后代,家户才有希望”,因此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家户自主意识也就自然产生出来。同时,由于每个个体只构成血脉关系中的一个节点,并通过血亲关系与其他成员相联系,这将显著淡化家庭成员的个体意识,而强化家户整体意识。一方面,血缘家庭关系为每个个体提供了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基本尺度,有了“自家人”与“外人”的区隔。另一方面,血脉关系将每个活着的家庭成员与逝去的祖先联结起来,构成超越时空的意识关联,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光耀门楣”的观念。

   其次,血缘关系蕴含自主秩序。血缘关系由祖先延续而来,并在血缘团体内形成高低、先后、亲疏之分,进而建构家庭成员身份的差等性。这一差等性,构成所谓的人伦关系,规定着各人的角色和作用,并提供了一种内部自洽的自主治理秩序。正如葛学溥所言:“血缘决定了成员资格、身份、责任、权利和活动。”从调查资料来看,这一自主秩序首先体现为家长权威,即居于血缘上位的男性家庭成员担任家长,并获得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家里的事都由家长说了算”。在家户内部,家庭成员之间则依据血缘辈分关系称呼彼此,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使血缘秩序明晰化,人们普遍依据辈分给男孩起名。有的家庭还规定晚辈不可与长辈同名,且后辈不可与长辈的名号同音同字。以此彰显血缘关系的差等性,遵循“长幼有序”的行为逻辑。

   再者,血缘关系蕴含自主能力。血缘关系是一种原生社会关系,能够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内在凝聚力,增强家户单元的自主行动能力。一方面,血缘关系与生俱来,因此赋予家户成员“血浓于水”的内在认同。另一方面,血缘关系一旦确定,就不可更改,因而具有“命定”的特征。如在调查中发现,家户财产继承关系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予以认定,只要是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便拥有不可变更的继承权利。任何一个个体或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即原初性的血缘关系。不可更改的血缘关系增强了家庭成员间的信任感,因而也有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说法。

   (二)个体需求的内生性

   家户单元是由若干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家庭成员的自主动力是决定家户自主性的关键因素。尽管个体利益与家户利益存在潜在冲突的可能性,但从根本上看二者是高度统一的。正如卢作孚先生所言,“人从降生到老死的时候,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赖”。对于家户个体而言,只有依靠家户整体才能得到个体的发展,这是个体基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性选择,也构成个体行动的驱动力。具体来看,家户个体主要受到两种现实逻辑的支配。

   其一,生存逻辑的支配。家户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其基本功能在于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对于任何个体成员来说,“活下去”是人们需要直面的首要问题,也是人们依附于家户的直接原因。在传统时期,家户主要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经营风险大,生存危机感强,这迫使家庭成员更加积极自主地参与到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为此,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也形成了“勤俭”的“农民理性”,为家户的自主治理注入了动力。一是中国人极为勤劳。对于绝大多数家户而言,“家庭底子差,只能靠后天的勤劳补”。家长在教育子女时将“勤劳”作为要义,强调“只有勤劳,才有饭吃”。在选择媳妇或者女婿时,人们也普遍将吃苦耐劳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二是中国人极为节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讲求量入为出,“多有就多花,少有就少花,没有就不花”。人们将节俭作为消费的基本准则,这也被认为是“会过日子”的表现。即使是丰收年份,人们也会尽量节省开支以防备可能的天灾人祸。正是由于长久以来的“勤俭持家”,中国的家户单元尽管弱小但却始终能够长期延续。

   其二,发展逻辑的支配。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家户成员会产生更高的发展需求,包括家庭财富、社会声望、政治地位等。在村落社会当中,人们不仅希望能够把日子过下去,更希望能够过上“好日子”。对于人们而言,“好日子”是共同的希望,但对于不同的家户会有不同的含义。至于能否过上好日子,则取决于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的能力,因此“有能力就过好日子,没能力就过穷日子”。需要指出的是,“好日子”逻辑既遵循个体成员的自主逻辑,也源于不同家户之间的“竞争”逻辑。对于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体而言,他们的目标并非简单的“过得好”,而是要“比别人过得好”,因为这涉及家庭的“脸面”与“尊严”。这一“竞争”逻辑将进一步激发个体的自主行动能力,并为家户发展增添动力。

   (三)组织形态的灵活性

   治理单元是以一定的组织形态为基础的。不同的组织形态对于治理单元的能动性具有不同影响。相对庄园、村社等治理单元,家户单元在组织形态上更为机动和灵活,从而能够为其自主性治理创造更大的施展空间。

   其一,从人口规模看,家户单元人口普遍较少,并通过“不分不活”的分家策略维持活力。从调查资料看,尽管人们普遍希望维持数代同堂的大家户格局,但实际上乡村社会中大多以四五口人的小家户为主。维持大家户需要较多的经济成本,只有富裕的大户人家可以做到,但即使如此大家户人口也极少超过30人。这与庄园、村社等治理单元人口动辄上百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值得一提的是,家户单元的活力恰恰不在于“大”,而在于不断通过“分家”的方式减少家庭人口以适应内外部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因此,人们普遍形成了“树大分叉,子大分家”的观念。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不佳的家户,分家的动力更强,也即“穷家早分”。从治理成效上看,小规模家户的重要特征是“船小好调头”,能够最大程度感知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灵活自主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其二,从独立程度看,家户单元的独立性很强,从而能够更为自主的组织生产和生活。家户单元的独立性首先源于经济生活的不可分性,即在家户内部无法再分离出更小的独立经济单元。对此,林耀华提出了“经济家庭”的概念,认为经济家庭是以灶为单位的“衣食共同”的同一家庭。由于这一家庭无法进一步分割,因而也成为“最后的经济单位”。滋贺秀三则以“同居共财”来界定家户的独立经济性质,并将其视为家户成立的“本质性的要素”。家户经济的不可分性是以家户的私有产权为前提的。在传统中国,家户是最小也是最稳定的产权单元。家户产权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即不论家户内部财产是属于全家人的还是家庭成员个人的,其相对外部来说都是家户这一整体的,讲求“家户私有,人人有份”。具体来看,一方面通过设立物理边界确定产权。如在土地产权上,均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划定,通过田上垒埂,地下注灰等方式确定家户产权,遵循“人分头,地分界”。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心理边界明确产权。家户成员对于自家土地具有高度的产权认同和强烈的“边界意识”,“天有天边,地有地界”的观念根深蒂固。家庭成员对于自家的土地能够清晰认定,且“完全不能忍受自家的土地被他人侵占”。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租佃地主的土地,佃户同样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只需要缴纳地租即可。在租佃关系中,佃户和地主主要是一种经济性的契约关系,不存在人身的依附性。如果没有亲属关系,佃户不需要向地主承担额外的社会义务,也没有必要特意讨好。由于家户的独立性,使得家庭成员(主要是家长)在进行生产和经营时拥有充分、完整的决策权,从而赋予家户单元更高的自主性。

   (四)国家权力的外在性

   家户的自主性治理不仅源于家户组织本身,也源于国家权力的介入程度。从历史上看,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不是对家户单元的控制和形塑,而是对家户自主性的认同与调适。对于家户单元而言,国家权力是外在于家户的,从而也为家户的自主性治理留出了空间。

   其一,淡薄的国家观念。从观念层面看,传统时期人们有着强烈的家户自主意识,但却对国家缺乏直观感受。对此,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从未以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言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故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为薄弱,向内之团结亦不大感觉必要。这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深入人心,于政治实况影响甚深。”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从调查资料看,国家观念对于普通的农民而言更为遥远,人们对于国家充满了隔膜感,也缺乏明确的国家意识和观念。例如,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家里有人能够读书做官,但其目的却并非服务国家,而是通过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其二,有限的国家介入。从历史上看,除了缴纳公粮、征兵以及摊派劳役之外,国家很少与家户个体产生直接联系。只要按时缴纳赋税和劳役,官府并不直接介入家户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国家来说,其介入乡村的目的并非改造乡村,而在于资源汲取。而对于家户而言,则秉持“交公纳粮、天经地义”的传统思想。在此,家户纳粮并非履行国家职责,而是获得自主治理的前提,因此也有“纳完粮,自在王”的说法。从调查资料看,保甲长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代表,但对于家户内部事务,保甲长不会插手干预。即使家里遭遇大事,家长也会选择询问家族长辈,而不会询问保甲长意见。如果家户之间发生纠纷,一般由家户自行协商解决。如果矛盾较大,也会请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参与调解,但很少让官府介入。调查发现,在村里经常会有“爱管闲事的人”打抱不平,为村民化解纠纷,造福乡里,使官府的介入愈发显得不必要。

国家权力的外在性不仅符合家户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内在需求。这是因为,任何治理活动都需要承担相应成本,而治理范围的扩大势必导致治理成本的增加。从这一角度看,家户的自主性治理是一种内生性的治理过程,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国家的治理成本,同时获得预期的国家治理效能。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都表现为一种调适性治理。这种调适性治理的本质,正是对家户自主性的适应,而非外部性的强制。例如,中国很早以来就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民”在国家治理中的本位性特征,国家则扮演了护卫者和经营者的角色。“帝国统治者深知经营国家与经营庄稼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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