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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1-08-20 23:09:13
作者: 黄振华  
实现了国家与家户的有效联结。“‘分家立户’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使国家权力穿越过往的族群外壳,直接到达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编户齐民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和徭役的能力,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具体来看,编户齐民制度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升了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

   首先,提高了人口增殖效率。在春秋战国时期,人力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无论是赋税还是徭役,都来源于人力的贡献。因此,人口的绝对数量本身就构成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春秋战国时代许多国家为了增强国力都制定了招徕他国人口的政策。秦汉时期,国家强制推行“分家立户”,其重要结果之一便是提高了人口增殖的速率。在秦国,商鞅变法明确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于是“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加倍征收赋税的方法,迫使青年男子要么分家要么入赘。在此,无论是分家还是入赘,其潜在条件都要求青年人尽早组织家庭,这无形中将加快人们生儿育女的速度,进而促进社会人口的生产和增殖。“(编户齐民)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强制的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从西汉沿用这一传统来看,它对人口增殖显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其次,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编户齐民创造了无数个个体小家户。每个小家户既是赋役承担单位,也是经济生产单位。经济生产与赋役提取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生产能力越强,可供提取的赋役水平相应越高。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组织单位逐步从宗族集团过渡到个体家户,这不仅是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也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宗族集团相比,个体小家户人口规模更小,更适宜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国家在进行编户齐民的同时,授予每个个体家户一定土地,使得家户拥有对自己产品的充分支配权,从根本上调动了个体家户的劳动积极性。在家户土地私有的制度激励下,“地主可以通过土地获得地租,佃农在合理的地租条件之下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生产产品,而自耕农更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生产获得更多的产品……尽管成为‘地主’只是少数人才能实现,但获得土地从而‘发家致富’始终是推动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土地私有制度与编户齐民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家户单位得以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为国家赋税提供稳定的来源。对此,许倬云就认为,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显示,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编户齐民。

   最后,提高了赋役提取效率。由于编户齐民,国家得以越过宗族组织直接掌握人口,这极大地提高了赋役提取效率。一方面,国家的赋役直接取自作为生产者的家户单位,不需要经过层层分封的中间环节,使得赋役最大程度上收至国家。另一方面,面对个体家户,国家得以制定更为精准的赋役责任,从而形成稳定的赋役预期。例如,汉初规定每个户籍单位赋役责任包括:(1)田租:三十税一;(2)人头税,包括算赋,15—56岁120钱;口赋,7—14岁20钱;(3)徭役:每年一个月,并戍边三日,戍边三日不去则交更赋(300钱)代役;(4)兵役:一生服役两年。赋役责任的标准化和精确化使得国家的赋役提取更加稳定和有效。此外,与宗族集团或者封建领主相比,个体化的编户齐民极为分散,其组织化程度很弱,难以形成类似宗族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这意味着个体家户很难与国家权力“讨价还价”,从而决定了家户赋役责任的有效执行。

   总体上看,通过“分家立户”,国家不仅直接控制了人口,而且大大提升了资源汲取的能力。社会资源向国家的不断集中,促使国家政权有可能维持更为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事力量,也能够组织建设更多的大型公共工程,这些都将为构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三、以“户”为基点的国家纵向支配

   编户齐民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也能够显著加强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纵向控制和支配,进而强化民众对国家权力的依从。在传统中国,编户齐民并非一般意义的人口信息制度,而是确立国家责任的重要机制。对于每个户籍单位来说,只有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才能获得相应的国民身份和权利。对此,徐勇教授认为,“‘户’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组织单位……‘家’是经济社会单位,‘户’是政治单位。‘户’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就意味着个人从狭隘的地域共同体中走了出来,成为更大的共同体——国家的成员”。通过“户”的建构,国家对广土众民的纵向支配不断加强,并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户籍的编排、登记与管理,是与正在形成的集权制国家的军事、治安、赋役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反映出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得到了全面的加强,从而为专制主义集权奠定了基础。”具体来看,国家的纵向支配主要由以下几种机制所形塑。

   其一,大国小农与强势国家。编户齐民的重要后果,不仅在于建立了国家和小农家庭的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非均衡特性。一方面,编户齐民产生了数量庞大且规模极小的小农群体;另一方面,在无数小农基础上矗立起一个集权国家,由此形成“大国小农”的基本构造。在这一构造之下,农户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政权相抗衡,从而将国家的强势特性进一步放大,形成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关系。“这种由数量极大而单位极小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和社会细胞构成的基础与庞大的中央集权的上层建筑的两极统一,使得国家统治异常巩固。”对此,秦晖先生就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发现,在同样以小农占主体的法国也存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支配。他指出:“他们(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其二,乡里制度与纵向控制。“户”的设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紧密结合为一体。从社会基层来看,国家主要通过乡里制度将家户单位联结起来,形成以“户”为基础的社会控制体系。秦汉时期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一种塔式结构。其中,最基础的是“什伍”,即按照“五家一伍,十家一什”将户籍单位联结起来。组成什伍的家户,只要有一户犯法,则其他家户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即所谓“什伍连带”或“什伍互保”。什伍制的建立,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至于“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什伍制的实质是通过“发动”民众的方式进行相互监督,既减轻了国家治理成本,又增加了国家对社会的管控。除了什伍制以外,国家又在其基础上建立了“里”和“乡”。其中,里代表自然聚落,设有里长。十里组成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共同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通过乡里制度,国家将家户单位进一步整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分家立户’……是帝制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皇权从中央,经由郡县,到达乡里,一直延伸到家户,大大提升了国家对社会的纵向渗透和控制能力。”“通过郡县、乡里和户籍以及连坐、告奸等制度,千万小农被纳入了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了。”

   其三,家户自治与可控社会。从性质上看,国家纵向控制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偏重于政治控制,而非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的管控。例如,对于普通家户而言只要缴纳了国家的赋税便可以享有“自由”,也即“纳完粮,自在王”。对此,徐勇教授将其概括为“东方自由主义”。二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只到达“家户”,而并未进入家户内部。这意味着,个体成员并未与国家发生直接联系,家户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治理单元。与先秦时期相比,由于普遍实行小家庭制度,秦王朝时期的父权和家长权有所削弱。但这并没有弱化家户自治的能力,反而使其成为具有极强稳定性的家户共同体。对此,张金光就认为,“(秦朝)直系个体小家庭成员间相互依存性最强,血缘关系简单,亲情甚为笃厚,彼此亲合度达到了最高点,父家长权、夫权降到最低点,因而也是最稳定的一种家庭形态”。这意味着,只要家户单位保持完整,那么社会就能够长期处于自我运行的状态,从而减轻国家治理的压力。同时,从横向上看,家户单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除家户单位之外,基层社会中无法形成更具内聚力的共同体,也不存在超越家户单位的普遍性的个人依附关系。换而言之,在常态社会中家户之间极难结成利益同盟,更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国家政权。从这个角度看,以家户为单位的社会是一种可控性很强的社会,国家政权依托家户单位即可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以更少的官员和成本管辖更大范围的疆域和人口,这对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费正清等就认为:“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

   四、编户齐民与“大一统”国家的周期性裂变

   编户齐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宗法制条件下,个体主要依附于宗族集团,具有政治身份上的差等性。而通过建立户籍制度,民众与国家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国民身份,也即通过“编户”而“齐民”。编户齐民的结果是“贵贱等级界线的逐步打破和个体家庭逐渐挣脱家族和宗法组织而独立”,“它使个体家庭最终摆脱了宗族和家族组织的控制,并在政治上赋予家庭以独立的法权地位,使之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受国家认可和法律保护的生产资料占有、生产经营自主的单位,同时也成为一个必须独立承担赋税徭役义务的单位”。然而,编户齐民在促使个体家户获得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的同时,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并构成“大一统”国家形态的裂变性因素。具体来看,编户齐民制度下的个体家户存在两个制度缺陷。

   其一,个体家户对于国家统治的敏感性显著增加。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更名民曰黔首”,即将所有的管辖之下的民众都命名为“黔首”,从而使民众获得臣民的身份。之后,秦始皇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者,不管是地主或者自耕农,都要按照实际占有土地数额,向政府呈报。这意味着,个体家户成为国家施政的直接对象,国家统治的起伏变化将直接影响每一个小农家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对于个体家户而言,皇帝的英明与官员的良政格外重要,甚至将决定个体家户的兴衰命运。尤其是在赋税和徭役方面,倘若国家赋役较轻,则家户上交的经济剩余就少,家户经济境况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倘若国家加重赋役甚至横征暴敛,那么家户经济必然面临巨大压力乃至陷入困境。可见,编户齐民下的个体家户尽管获得了独立地位,但同时也完全“暴露”在了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成为国家统治的直接接受者和承担者。

   其二,个体家户的天然脆弱性愈加凸显。编户齐民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无数个体小家户,这些个体家户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一方面,个体家户人口规模小,经济基础薄弱,极易受到外部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冲击。即使经济富裕的家户,由于分家制度的影响,也往往“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由于家户单位的独立性极强,造成家户之间的横向联系很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家户也很难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在编户齐民之前,个体家户尽管也很弱小,但却可以借由宗族组织获得庇护,从而免受外部的侵扰。《仪礼·丧服》中就提到宗族制度下“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然而,在小农家户获得独立地位之后,家户之间的凝聚力却大为减弱了。对此,巴林顿·摩尔就认为:“中国的村庄与其说是生活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不如说是许多农家的聚居地”,“中国的村庄,像其他国家一样,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但和印度、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地方相比较,中国的村庄显然缺少凝聚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保护,个体家户必须独自面对外部经济社会变化的冲击,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由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共同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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