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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克利: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百年来英语世界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1-08-20 10:35:06
作者: 路克利  

  

   提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震撼了世界,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关注。站在政党分析的角度,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表现出的强大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进行了深入解读。梳理英语世界的相关文献,有利于我们透过海外视野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经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自信,并提升党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 政党能力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英语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陈公博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英文)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早期活动。1930—1937年,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了200多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19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诺(Edgar Snow)开始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1940年代,美国在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近距离探究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奥秘;哈佛大学等西方学术机构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更是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为什么会失去中国”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是其中的焦点话题。1970年代,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影响很大,他们被哈佛大学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中共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专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流日渐频繁,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日益兴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广泛关注。

  

   一、英语世界解读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视角

  

   近百年来,英语世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多种能力,以此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一)“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其专著《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中比较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她发现,“当国家衰弱和阶级危机出现之时,革命领导成为革命成功的关键”。通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革命意识唤醒和引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1945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战争部(War Department)内部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leadership)最强、最有活力的组织。她士气高昂,政策清晰坚定,落实有力,富有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效能最强大的组织。”这样的观点也流行于学界。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美国之所以“失去中国”,原因就在于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从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他严厉批评美国政客把中国共产党妖魔化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简单化思维。他认为:“(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 1971年,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在其专著《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The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中指出:“党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美国联邦政府战争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军事力量关系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该报告高度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战略。1956年,华盛顿大学学者梅谷(Franz Henry Michael)和戴德华(George E.Taylor)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更完备的军事组织和清晰的战略。他们指出:“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把军事组织与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成功地融合在了一起。”还有观察家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组织强调政治工作,武装斗争的形式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vans Carlson)对此有切身体会。抗战时期,他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1938年春,他在延安通过同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1939年,他的专著《中国军队的组织和军事效率》(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出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对日作战情况。在太平洋战争中,卡尔逊也运用游击战战术率部袭击南太平洋的马金岛和瓜岛,消灭了大量日军,在美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凝聚力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1963年,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上发表《中国模式与欠发达的世界》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中国模式”,他认为“党的强大凝聚力是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主要因素”。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共领袖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1968年,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自主性(ideological autonomy)和理论独立性(ideological independence)”。他认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2011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出版的著作《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则突出了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建设道路中的领导作用。

   (二)赢得民众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表现为赢得民众支持的能力。1983年,美国学者斯泰西(Judith Stacey)认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法宝,从战略上讲,是新民主,从战术上讲,是群众路线。这些战略和战术在土地革命、合作运动和军事政策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美国学者塞尔登(Mark Selden)聚焦陕甘宁根据地的研究,他于1971年出版《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强调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成功源于老百姓的支持,这分为三个阶段:1936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土地革命获得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1936—1941年,主要是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民众的支持;1942年之后则是通过推行基层民主政策赢得民众支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村的经济社会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由于推行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这就是塞尔登所称的“延安道路”。

   1930和1940年代,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e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记者斯诺,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英国学者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等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较早,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民众的支持。1932年在汉口工作的柯乐博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自汉口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极为严重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它实施的土地改革改善了底层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了民众的巨大支持。”谢伟思、戴维斯在延安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流,从各方面了解中国共产党。他们从延安发给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1944年10月9日的报告中,谢伟思认为:“在中国老百姓眼里,中国国民党是压迫者,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领导者和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一定会赢。”他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强大,而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必然严重破坏民主,这反过来加强了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他还在报告中提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表明自己具有领导人民的能力,否则,中国共产党数年内就会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

   斯诺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善于解决社会问题。1936年6—10月,斯诺曾到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长征的过程及取得胜利的原因。1937年,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在伦敦首次出版,向西方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朴实无华的革命进步形象,流露出一名左翼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这部著作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记者贝尔登(Jack Belden)1940年代末曾在中国向世界报道解放战争。他在194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而且对人民充满感情,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三)扎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费正清提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民众中树立起道义上的声望(moral prestige)赢得了政权。” 1998年,耶鲁大学教授阿普特(David Apter)、哈佛大学教授赛奇(Anthony Saich)分析了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了极具吸引力的新的“理想国”。他们的著作《毛泽东的理想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提出,通过理想国的建构,“延安变成了一块能够吸引和动员中国年轻人的磁铁”。2002年,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认为:“注重情感工作的群众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202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沃马克(Brantly Womack)也认为:“群众动员不仅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区别。”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保证。1952年,英国学者林迈可提出:“从基本原则和党的组织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共产党,而从实际纲领和自身传统(practical program and its traditions)上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又有很大的不同。”林迈可认为,在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的关系、本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方面,英国共产党比较教条,而中国共产党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沃马克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现实。这就要求通过不断尝试新方案的方式进行农村革命,这便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政治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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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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