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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汤用彤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关系的研究

更新时间:2021-08-19 10:52:37
作者: 赵建永  

  

   汤用彤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成就向来为国际学术界公认,学界关于汤用彤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而对他在道教史学科方面的奠基性建设,则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原因在于他的道教研究成果,除《读〈太平经〉书所见》、《读〈道藏〉札记》等少数专文外,多散见于其佛教、玄学和读书札记(包括大量未刊手稿)等各类著述中,不易彰显,系统梳理总结确有难度。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有年,深感汤用彤先生于道教研究实有灼见,功不可没,故留意搜集相关材料,遂成此文。

   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汤先生对道教研究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其道教研究的专文中,也表现在他对佛教史的总结为研究道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正是汤用彤先生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学者道教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宗教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宗教学之父缪勒(F. M. Müller)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缪勒,第11页)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自始至终贯穿着比较宗教学的方法,他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对后来学者的道教研究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一、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的演变——《太平经》和道教产生的前奏

   对于道教史研究的开端,入手点的选择实为关键。汤用彤先生通过对道教经史的广搜精求,首先确定了《太平经》在道家道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太平经》者,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太平经》是黄老学演进的产物,为汉代道术支流,而佛教在汉代也完全被当成神仙道术来理解和接受。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汉代佛教,养生除欲,以守一修定为方法,以清净无为住寿成道为鹄的。与《太平经》教同为黄老道术支流。”(同上,第1卷,第112页)

   为了更好地认清黄老道术与《太平经》、汉代佛教的源流关系,他探本求源,考察了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庄子·天下》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汉末乃有太平道;而王充《论衡·道虚》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此皆后世天师道之始基。这是说道教是由先秦道家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汤用彤先生特别关注黄老学在道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道家者流早由独任清虚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既均托名于黄帝。而其后方仙道,更益以老子。于是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降及东汉,老子尤为道家方士所推崇。长生久视之术,祠祀辟谷之方,均言出于老子。周之史官,擢升而为教主。”(《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41-42页)当时学界过多地强调了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区别。汤用彤先生率先注意到了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这正是由道家到道教演进的关键环节,从中可以看出道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也是道教史研究必须先要搞清楚的问题。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变迁之迹的厘清,对于道家道教学术史的进一步组织、整理,确有相当的贡献。

   汤用彤先生的以上研究说明,道教的产生首先是中国固有的黄老道家自然演进的结果。然而,道教形成时的另一特点即其来源的兼容性,尤其是黄老方术和佛教理论的碰撞与融合,成为道教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汤先生于此言之甚明:“两汉之世,鬼神祭祀,服食修练,托始于黄帝老子。采用阴阳五行之说,成一大综合,而渐演为后来之道教。浮屠虽外来之宗教,而亦容纳,为此大综合之一部分。”(同上,第43页)这种综合性在《太平经》中有集中体现。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太平经》正是上接黄老、兼容浮屠之教而成“一大综合”的道教最早经典。由此,他展开了对《太平经》的研究。

   二、《太平经》出世真伪考

   1935年,汤用彤先生在《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上发表了长文《读〈太平经〉书所见》,这是国内学术界对《太平经》的创始性研究。

   《太平经》因其蕴含的中国本土特有的宗教意识以及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需求,而被道教创始人所推崇。可以说,《太平经》的行世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标志。关于《太平经》与黄老的渊源,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亦为安身治国之方,颇含黄老无为之理。汤用彤先生据《汉书·东方朔传》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天之“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推断其时所谓黄帝之道,已有太平之义。而黄老道术,亦与阴阳历数有关。

   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陈赤精子下教之道,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于吉之《太平经》上接甘忠可而来。(同上,第261-262页)东汉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也。”

   汤用彤先生从李贤注中发现有五处引有《太平经》,并从许地山处得到证实,李贤注为引用《太平经》之最早者。据此汤用彤先生推测现《正统道藏》所载《太平经》五十七卷残本,即是琅琊宫崇所上百七十卷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他断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其根据有三:

   一是依范晔《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及王悬河《三洞珠囊》所引,证明《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唐代已有其书。二是详考现存《太平经》之性质与襄楷、葛洪《抱朴子》及范晔《后汉书》所记完全符合。三是证实《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皆汉代所已有,且关于“五兵”、“刑德”之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若是之委悉。(《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2-295页)这也是《太平经》为汉代之书的最关键证明。

   因此,汤用彤先生总结道:“《太平经》所记与汉末之黄巾、六朝之道士,均有差异,则谓其为最早之道教典籍,而非后人所伪造,固有相当理由也。”(《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

   《太平经》的上述年代及其地位,自汤用彤先生起,逐渐为学界所公认。他的《太平经》研究带动了当时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更启发了后学。王明教授对汤用彤先生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的考证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发挥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汤先生基本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从此以后,在我国学术界,无论搞哲学思想史的,道教史的,或搞社会史的,以及其它有关专题研究上,都把它作为后汉时代的经典来引用。”(王明)由此可见,汤先生的道教史研究是建立在其谨严精审的史料考订基础上的。他为道教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经考证确实的文本,从而为后人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太平经》与道教、佛教的关系

   汤用彤先生证明《太平经》为汉代之书,先是证其内容为汉代已有。然而最确切的证明,则是证其中所说非在汉时不能有。后项证明,虽似极难,但他通过研究《太平经》反映出的佛、道教关系,进一步断定其在汉末之前出世,并从中看出《太平经》在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上,实甚重要。其研读价值,见之于下。

   《太平经》反对佛教。《太平经》卷百十七言:“‘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而此四种人者,乃道之大瑕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名为天咎。一为不孝,弃其亲。二曰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曰食粪,饮小便。四曰行乞丐”。《太平经》对这四种行事驳斥极详,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出家弃父母,不娶妻,无后嗣,自指浮屠之教。而《论衡》谓楚王英曾食不清,则信佛者固亦尝服用粪便也。至若乞求自足,中华道术,亦所未闻。故《太平经》极不以此为然。”(《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78页)

   但《太平经》对佛教之说亦多有汲取。《太平经》卷九十一曰:“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圣贤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据此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摭采极杂,远及夷狄之文,故其中虽不似后来道书中佛教文句连篇累牍,但亦间采佛言。如本起、三界,疑是采自佛经名词。《太平经》与佛教的不同,以鬼魂之说为最可注意。《太平经》中信人死为鬼,其说与《论衡》诸篇所记汉代之迷信相同。这种思想与印度的轮回观念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太平经》绝对无轮回之说,自无佛家之所谓因果。

   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盖谓祖宗作业之善恶,皆影响于其子孙。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承负之最大,则至绝嗣。《经》中援用此义,以解释颜夭跖寿等项不平等之事。“道教承负之说,自本乎此。《太平经》之报应,为中土典籍所无,《经》中言之不只一处,疑其亦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但佛家之因果,流及后身,《太平经》之报应,流及后世。说虽不同,而其义一也。故道教对承负之说,视之甚重,而言之详且尽。”(同上,第81页)

   汤用彤先生首次揭示了《太平经》的承负报应说不同于佛教因报轮回论。在他看来,“承负”说由《易·坤·文言》中善恶报应思想发展而成,但又以“中土典籍”无此说,而推断承负说为“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一种综合性创新。汤先生此言仍可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承负说与佛教轮回果报说之具体内容差别显著。新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证明,承负思想在本土源远流长,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质,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符合历史真相的。

   另外,《太平经》的守一、鬼神报应、尸解及种民等学说,均于后世道教极有影响。汤用彤先生重点论述了守一之法在佛、道中的来源。他指出:“守一”一语,亦出于《老子》之“抱一”。但《太平经》中守一之法,谓为长生久视之符。守一者可以为忠臣孝子,百病自除,可得度世。其法疑取自佛家禅法。汤用彤先生的根据是“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所译之佛经中,如《法句经》所云“昼夜守一,心乐定意。守一以正身”。安世高译《分别善恶所起经》偈言“笃信守一,戒于壅蔽”。严佛调译解禅波罗蜜云“守一得度”,而支曜译《阿那律八念经》谓“专心守一,不用欢喜,为二禅行”。因此,汤用彤先生推测:“‘守一’盖出于禅支之‘一心’。(《太平经》卷九十六谓,守一可以为孝子忠臣。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云,孝事父母则一其心,尊敬师友则一其心,可与《太平经》所言参照)而《太平经》之“守一”,盖又源于印度之禅观。”(《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83页)

   通过比较,汤用彤先生发现了《太平经》的“守一”与当时佛经中的“禅观”在用语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但是这尚不能断定“守一”之法即是来自印度,因为“守一”之法在本土源远流长,然而也不能排除后来受到佛教影响的可能性。饶宗颐、李养正先生在汤用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守一”的渊源又作了新的补正。饶宗颐先生认为“守一”一词见于《庄子·在宥》之“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汉代佛经中的“守一”以“格义”释之较妥。(饶宗颐,第58-59页)

   关于“守一”的来源虽有不同观点,但汤用彤先生对“守一”之问题的提出及尝试解答,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并不断启发后学。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人成“仙”的关键。(参见汤一介)《太平经》、《老子河上公注》等早期道经反复强调的守一存真之法,对后来内丹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太平经》特别重视“守一”和当时流行中国的小乘“安般守意”禅法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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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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