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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从需要-意志的视角理解市场自由

更新时间:2021-08-19 09:29:25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无法建立在“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前提上,因为在“天性自私贪婪”、“人对人像狼”的“战场”上,交易双方根本不可能同时进入随意任性的自由状态,更不可能对对方抱有公正、平等、诚信的态度。相反,正如许多事例可以表明的那样,在交易行为中,只要其中的一方将利己心凌驾于利他心之上,他的不再受到利他心约束的利己心,就会驱使他为了实现自己从心所欲的自由,不惜侵犯甚至剥夺另一方从心所欲的自由,结果让市场自由失去它对于交易双方原本具有的公正、平等、诚信等特征,沦为不公正、不平等、不诚信的单向度利己自由。[15]人们往往用这类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的扭曲现象作为证据,论证“市场自由只是少数人不惜坑人害人也要为自己谋取暴利的片面自由”的污名化见解,却忽视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这类损人利己的“市场自由”,完全是按照“你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我却不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原则展开的,在本质上类似于偷盗抢劫的不义举动,因而恰恰实质性地违反了“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交易通义,根本不是严格意思上的双向度“市场自由”,毋宁说只是单向度的“非市场或反市场自由”。换言之,那些破坏市场自由的因素,不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而是某些人违反交易通义、缺乏利他心制约的自私贪婪动机造成的。

   富于黑色幽默意味的是,在《国富论》里,斯密虽然激烈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屡见不鲜的企业家诉诸同业组合、垄断特权等途径,为自己谋取高额利润不惜欺诈普通民众、压制自由竞争的做法,严厉斥责了那些“诱骗软弱的消费者购买自己全不需要的东西”的“下流商人”[9](P55-62、246-247、342)[10](P79、99-103),却似乎一直未能看出造成此类现象的要害:这些“下流商人”的“黑心之处”恰恰在于,他们是按照斯密自己预设的“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扭曲前提行事的,结果严重违反了斯密自己指出的“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交易通义。也正是由于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斯密对市场自由的真诚捍卫不仅是苍白乏力的,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那些污名化的流行成见,让市场经济理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深度悖论。

   更重要的是,单纯凭借斯密描述的交易通义,只能在交易双方的限定范围内,让单个交易行为具有自由、公正、平等、诚信的特征;只有在超出了交易双方的更广泛范围内,也严格遵循“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才能确保市场自由为整个社会的良序运行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这就向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提出了一项普遍性的伦理诉求:交易双方的利他心不应当仅仅指向对方,而是还应当指向一切社会成员,凭借这种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利他心,限制约束各自的利己心,以免双方从事的互利交易行为自觉不自觉地损害了其他人的应得权益。举例来说,毒品贩子的交易行为也许对双方来说是自由、公正、平等、诚信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符合正义底线的了;相反,这些交易行为恰恰实质性地损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应得权益,让它们本身具有的“市场自由”沦为了一种不可接受的不义自由,因此应当受到正义法律的严厉惩罚。在人们的日常言谈中不时以贬义方式出现的“交易”二字(如“这是一个卑鄙的交易”),主要也就是指那些尽管对交易双方来说具有自由、公正、平等、诚信等特征,却会给其他人带来严重恶果的相互输送利益的不义交易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斯密指出的交易通义仅仅是自发地揭示了单个交易行为内在包含的市场自由的实然性特征,还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自觉地提出针对市场自由的应然性诉求。

   不过,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阐发的有关见解,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弥补他在《国富论》里留下的这个理论漏洞:“正义是一种消极的德性,阻止我们伤害邻人”,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支柱”,因此要比仁惠这种积极的德性更富于强制力,集中表现在:人们做了符合正义的事情很少会获得奖赏,但如果从事了不义之举就应当受到惩罚。[11](P96-108)就其规范性内涵来看,这种“不可害人”的伦理诉求明显是与斯密主张人们应当凭借利他心约束利己心、防止自己去做损人利己之事的道德理念直接相关的,清晰地展示了他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从事一切行为划下的一道不可逾越的正义底线:人们必须在严格遵守“不可害人”这条道德原则的先决前提下,努力追求自己的可欲目标,而不应当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侵害其他人的应得权益。

   再从这个角度理解在自由市场中与“自由交易”交织并存的“自由竞争”,可以有助于我们一方面揭示在这个领域为什么时常发生某些不义事件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回应那些因为这些不义事件就将自由市场污名化的扭曲误解。

   问题在于,与经营者和消费者相互交换商品和货币的自由交易有所区别,自由竞争主要发生在生产和销售同类商品的经营者之间,因此是以争取数量有限的消费者购买自己经营的商品、从而为自己谋利作为首要的目的。所以,与自由交易中的买卖双方会对对方怀有利他心不同,彼此竞争的经营者之间一般是缺乏指向对方的利他心的:如果说交易双方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同时,也会帮助对方得到对方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么,竞争各方在努力让自己获取利润的同时,通常却不会帮助竞争对手获取利润,因为在需求有限亦即市场有限的情况下,竞争对手获取了利润,往往就意味着自己减少甚至没有利润。正是由于这个实质性的差异,在自由竞争领域,才会不时出现竞争各方为了销售自己经营的商品,在缺乏指向竞争对手的利他心约束的情况下,单纯基于利己心,不惜诉诸尔虞我诈、打压垄断等手段,争夺数量有限的消费者的不正当现象,不仅把竞争对手变成了“战场”上想要击败的“敌人”(“商场即战场”的说法也只有在这种严格限定的意思上才能成立),而且有时还会出于想要在竞争中获胜的利己动机,对消费者也采取坑蒙拐骗的不正当手段,诱导他们购买自己的不合格商品(而非竞争对手的合格商品)。结果,倘若人们忽视了自由交易与自由竞争之间的这种鲜明反差,不加辨析地把自由竞争领域的某些不正当现象说成是自由市场(包括自由交易)普遍具有的本质特征,就很容易得出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市场自由仅仅在于经营者自己谋取最大利润的片面性自由的污名化见解了。

   可是,在承认市场经济的确存在这类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下面这个同样难以否认的事实:尽管竞争对手之间常常缺乏利他心,但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片面性前提,因为事情的另一面是,在按照交易通义行事的情况下,竞争各方恰恰是基于指向消费者的利他动机,才会在彼此间展开缺乏利他动机的自由竞争,以求达成为自己谋取利润的目的。换言之,竞争各方虽然在自由竞争中相对缺乏指向竞争对手的利他心,却不一定在自由交易中也缺乏指向消费者的利他心。相反,倘若竞争各方作为经营者都能遵守交易通义,与缺乏自由竞争的情况相比,他们之间展开的激烈甚至残酷的自由竞争,反倒还能让消费者更充分地实现购物自由:竞争者越多,竞争越自由,消费者就越能基于自由意志,在他们提供的各种商品或服务之间做出自由的选择,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换言之,自由竞争虽然对商家来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场”,但对顾客来说,却构成了想怎么买就怎么买的“天堂”,因为他们现在不仅能在一户商家提供的多种商品之间展开自由的选择,而且还能在众多商家提供的同类商品之间展开自由的选择,最终买到价廉物美、最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唯一的前提是,商家在与顾客的自由交易中,遵守了斯密指出的交易通义。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流行的污名化曲解显然忽视了自由竞争能够帮助消费者充分实现购物自由的重要意义:自由竞争不仅仅是经营者们的利己心之间的竞争,而且同时也是他们指向消费者的利他心之间的竞争,看谁能够生产和销售可以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需要、对消费者最有利的商品,所以并非只是经营者们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的从心所欲,而是同时还考虑到了消费者想要怎样就怎样的从心所欲。从某种意思上说,自由竞争的激烈残酷恰恰在于:缺少利他心的经营者,会由于对消费者利益重视不够、难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缘故,无法吸引足够的消费者前来“惠顾”,购买自己经营的商品或服务,结果在自由竞争中输给更富于利他心、更注重消费者利益的经营者,以致陷入血本无归、破产倒闭的境地。

   当然,自由竞争能够帮助消费者充分展开自由选择、实现购物自由的实然性特征,并不足以为那些由于缺乏利他心的约束而在经营者之间发生的尔虞我诈、打压垄断等不正当现象提供应然性的辩护,更不足以为那些对消费者缺乏利他心的经营者从事的坑蒙拐骗行为提供应然性的证成。正像对于在自由交易中发生的那些单靠利他心无法有效加以约束的坑害对方的不义之举那样,对于在自由竞争中发生的那些单靠利他心无法有效加以约束的坑人害人的不义之举,我们也应当诉诸遵守“不可害人”底线的法治体制,对坑人害人者实施正义的惩罚,一方面还受害者以公道,另一方面防止类似的不义事件再次发生。换言之,当利他动机这只“看得见的手”难以发挥自律效应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诉诸正义法治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他律效应;两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作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确保自由市场在严格遵守正义底线的前提下正常运行,防止任何人的谋利自由或购物自由严重损害了其他人的应得权益。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符合交易通义的市场交易行为对于交易双方的确可以说是“天然”自由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整个自由市场也在遵守“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意思上是“天然”正义的。如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自由一样,只有严格遵守正义底线的市场自由,才是我们应当全力追求、积极捍卫的市场自由。同时,正如前面的分析可以表明的那样,无论我们是想从理论上说明交易行为本身具有的自由特征,还是想在实践中达成符合正义底线的市场自由,都必须根本否定“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片面前提,明确承认利他心的存在及其对利己心的约束作用,不然就难以有效地纠正针对市场自由的种种污名化曲解,当然更谈不上在实践中确保市场自由在符合正义底线的前提下正常运行了。在这个意思上说,“市场何以自由”这个难题的解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依据“需要-想要-意志-自由-价值”这根逻辑链条,深入理解经济人兼有的利己和利他动机之间的实然性互动机制,努力确立“不可害人、尊重人权”这条应然性正义底线对于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柱地位。

  

   注释:

   ① 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引用西方译著的时候,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 从这个角度看,现当代经济学理论经常讨论的“稀缺”一词,就不是抽象地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缺少”或“有限”了,而应当具体地归结为引发了交易双方的“需要-想要”的特定“缺失”:正因为对方拥有自己“缺失”的东西,而自己又拥有对方“缺失”的东西,他们才会试图通过“互通有无”的交易行为,从对方那里获得能够弥补自己“缺失”的益品。相反,假如某个益品对双方来说都是“稀缺”的,他们就不可能从事市场交易行为了。

  

   参考文献

   [1]刘清平.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19,(1).

   [2]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4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刘清平.“需要”视角下的“存在”概念——兼析存在论的人生哲学定位[J].阅江学刊,2020,(4).

   [4](古罗马)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M].成官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刘清平.为自由祛魅——自由意志的悖论解析[J].关东学刊,2018,(5).

   [8]刘清平.斯密经济学的“无赖”前提及其污名化效应[J].关东学刊,2020,(5).

   [9](英)斯密.国富论(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0](英)斯密.国富论(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1](英)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3]刘清平.斯密交易通义观的自败意蕴[J].南京社会科学,2019,(5).

   [14](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张琦,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15]刘清平.人性与德性的两难:利己与利他的悖论解析[J].伦理学研究,2019,(4).

  

   本文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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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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