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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家国天下的个体递归

更新时间:2021-08-18 21:49:43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家国天下”,成为当今中国眷顾传统的一种格式化叙事。但相关表述大多脱离了《大学》的原本语境,成为表达现代国家与国际观念的古典托词。在《大学》语境中,“家国天下”是儒家伦理八目的最后三个环节,因此是一个相对于完整结构的抽离结构。只有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递进与递归双向关联中,才有望准确理解家国天下的含义。一般而言,家国天下也只是双向关联中的递进叙事,还需要从天下向修身递归,进而向格致诚正递归,才足以完整理解八目的深刻含义。八目的双向运行,均以修身为关键环节。修身的主体是个体化的。这就将家国天下的群体理路,无论在递进还是递归的过程中,落实在了个体修身的关键支点上。这有利于优化儒家伦理的集体导向定论,也有利于凸显其现代蕴含。

   关键词:修身;家国天下;递进;递归;个体

  

   近期,以“家国天下”为标题的回归传统叙事,广泛见于各种书籍报刊。其指向大致有三:一是解释中国传统的精神立意,二是寄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三是阐发中国当代的人类关怀。这是几种扩展性的家国天下叙事。试图准确理解“家国天下”的内涵,需要回到儒家原典的语境之中,从原意出发,清理其延伸意义,缕清其扩展指向,才能将泛泛使用的家国天下还其本来意旨。在清理家国天下完整意涵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夯实在现代处境中挪用家国天下传统叙事的价值与知识根基。倘若执意遵从家国天下的进路,而拒绝返回天下、国家、家庭之基于修身的个体递归逻辑,进而,不将之安顿在三纲八目的儒家伦理总体结构中审视其关联性,家国天下的当下叙事就必然陷入误解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之中。人们调用家国天下传统叙事的现代举动,就只会误导由此展开的广泛运思。

  

   一、抽离的“家国天下”

   在时下流行的“家国天下”叙事中,基于血缘关系的家,由此推演出的、建立在归属感基点上的家园,成为国家认同与天下情怀的坚强依托。在相关表述中,有论者对家国天下的期许非常之高,甚至将家国天下置于中国文明的理想层次来审视。但家国天下的言说不尽显现为理想的面相,尤其是现实形态的家国天下,其中绝对容有种种令人不满的成分。为此,有论者持一种撇除传统积弊、光大现代意涵的家国天下论述立场,借以凸显家国天下的新秩序。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中个体自我的观念是不清晰的,但到了现代,中国与西方一样出现了横空出世的、大脱嵌的原子式个人。为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两端展开运思。“在过去,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与家国天下共同体有关,但在世俗化时代,变成经济学、政治学知识中的概念,成为财富与权力的主体,人的本质属性与占有和控制有关。而世俗化的社会,便是一个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由占有性的‘经济理性人’组成的市场社会。世俗化时代的原子化个人,既没有社群,也没有历史,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个人与这个市场世界的联系,只是物欲的和功利的关系,也就是由各种交换、占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关系……于是,与家国天下‘大脱嵌’的个人,成为赤裸裸、孤零零、无所牵挂、无所依傍的自我。而一个个彼此隔绝、相互对象化、工具化的自我,为了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不得不依赖一个‘必要的恶’的政府,虽然这个政府也是工具化的存在……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要想走出原子化个人的迷失,就只能在重建的家国天下新秩序之中获得自我的认同。原子化个人是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预设,但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完备的,必须补充社群主义以建立社会的自我,引入共和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以重新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化世界主义让个人从普世文明中获得真正的自我”。这是对论者自己设定的、现代社会“大脱嵌”催生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加以纠偏的中国关怀之表现,其关心的问题是家国天下之作为孤立无依的个人有所归属的现代价值。

   有论者试图将家国天下的言说与元典论述联系起来,并强调元典论述是人们在现代条件下准确阐释家国天下问题的前提条件。当然,他们也承认家国天下的现代指向所具有的崭新内涵。其中,有论者指出了家国天下言说的不完整结构特点,强调只有在修齐治平的结构中,家国天下相对完整的言说结构才凸显出来。其讨论从“修身为本”出发阐述相关问题,指出儒家观念中身体问题与心性问题是“一体之两面”,修身就是一个“以心控身”的问题,从而实现精神对欲望的融摄并达到身心的合一。以此为起点,儒家递进性地处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其在个人与社会的视角审视共同自我与家国天下的递进关系,认为“在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传统中国社会,儒家的自我观念及由此建立的社会秩序并无很大的缺陷,问题是在以个体为基本成分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人我关系,既丧失了社会秩序建立的基本因子,同时也会干预到别人的权利”。基于此,论者强调,“如何在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保存社群主义的温情,的确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使命”。这是一种将家国天下区隔在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个世界的言说进路,在各有其理的基点上为身—家—国—天下的传统言说自洽性进行辩护,同时试图在社群主义视角为家国天下的传统言说所具有的现代价值申言。

   还有论者特别强调家国天下论说的有欠完整,认为必须确立身—家—国—天下这一源自传统又有现代针对的言说模式。一方面,他们着重指出身—家—国—天下结构中身与家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关联中的结构变化:在传统社会,身是家的附庸;在现代社会,身成为家的基础。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表述,就此转换为由身演进到家国天下的个体主义表达。另一方面,在家国天下话语模式中,家—国不具有恒久的意义;在国族时代,比家更具社会主体意义的是身;在超国族时代,国家不再具有主体意涵,但个体性的身依然是社会主体。据此,论者指出,“常见的‘家国天下’话语模式造成了一种误解,而且这种误解竟然由一种似是而非的实然事实判断推展为一种想当然的应然价值判断,似乎中国伦理向来都是,因此现在和未来仍然应当是以家为本的。这不仅是对生活情势的误判,也是对中国传统话语的误读”。基于此,论者对身、家、国、天下在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不同意义进行了辨析,并着力强调家国天下传统含义的现代转换,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化。

   上述家国天下的言说,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之说。从总体上讲,这些言说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上论述家国天下问题的,都希望在传统的家国天下话语中发现当下中国安顿现代价值、确立现代制度的进路。无论是基于理想化的政治期待、还是基于现实性的政治转型抑或是基于光大传统的价值信念,上述言说都具有关切中国古今关联性甚至是一贯性的特点。其不约而同的论述共性是,大家都认为传统的家国天下话语无法直接贯通到现代社会,需要基于现代社会变迁加以重构。分歧出在重构家国天下话语的时候,究竟是着重于继承传统呢,还是着重于承接现代?这对现代中国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是以传统的断裂为前提,开启其现代进程的;同时,又是以现代的输入为先决条件,重新审视传统的。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双重错位:传统未能直接贯通到现代,现代必须以终结传统为代价。所有上述关乎家国天下的言说,都无法规避这样的言说张力。取决于这种张力,上述种种论断从言说类型上讲,要么是一种复述理想化元典语境的现代论说,要么是一种挪用传统言说但重在张扬其现代价值的申辩。于是,两种挑战便浮现在人们的面前:一者,如果将家国天下还原到元典之中,并以此作为言说家国天下的经典依据的话,那么家国天下的论说进路就有重大修正的必要,而它的现代适应性或效用性很可能因此成为言说者的主观加载。二者,如果将家国天下的传统修辞视为贯通古今的伟大修辞,那么,理想化的赋值与其现实中的表现之严重的错位,就会被遮蔽起来。因此,让人无法透观家国天下言说的古今差异与古今一贯之不同层面的构成面相。一种混合性的言说,必然将家国天下话语置于云遮雾障的境地,其伟大的命意与惨淡的实像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描述与阐释,相关言说的价值就此大打折扣。

   按照上述种种论说的指引,需要将家国天下话语先期还原到它的经典语境之中,从而将八目作为总体的审视框架,在社会起源论的基点上将之还原为身—家—国—天下的原初结构,从而寄望于家国天下经典含义的披露;同时,需要对家国天下的理想表述与实际运行的古代情形进行甄别。在此基础上,对家国天下话语的现代遭遇与重构进行清理,以期有力勾画家国天下话语的现代适应性与未来适用性。据此,家国天下也好,身家国天下也好,都不是完整结构,而只是儒家伦理总纲即三纲八目的抽离结构。

   家国天下话语的系统表述,源于《礼记·大学》。完整的表述,被安顿在八个条目紧密关联的回转性结构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以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循此表述思路可知,《大学》作者对家国天下话语的表述,有几个必须重视的基本要点:一是它本来就是托古之辞,因此具有超越现实社会政治实际情形的理想化指向。二是家国天下话语的陈述是基于终极目标的反推:阐明盛大道德并行之于天下的人,需要以六个次第关联的“优先”为前提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优先环节,预设的终极目标就可能根本无以实现。三是在致力实现终极目标的过程中,从初始起点出发,以七个“然后”为递进序列。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导不出后一个环节,八目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可能夭折或中断,以至于终极目标无以浮现。

   在《大学》对家国天下的直接而完整的陈述中,无论是六个优先、还是七个然后,都是过程性的进展或回溯,其过程的顺畅展开所依赖的关键环节,是给予明确强调的,那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对人们理解儒家的三纲八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修身具有如此重要的核心地位,是因为它在儒家社会起源/结构论中开始解决社会成员的平等资格问题:由此后推,儒家八目致力解决的是社会成员获得资格的前置条件;往前推,才直接处理社会起源和社会从家国同构推进到政治社会自身的建构,进而再推进到国际社会或天下社会的建构。惜乎解释者长期在凸显“家国天下”理念的递进性关系时,基本上都从家出发,并给予“家”以绝顶重要的位置。因此,便将“修身”环节的重要性弃之不顾。其实,自“平天下”回溯,可以发现一种与八目的递进关系互补的递归关系。唯有同时呈现两种关系,才足以真正理解八目的丰富含义。

理解八目的前导性理念,无疑是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八目是儒家完整/完备的道德学说。如前所引,八目之为八个连贯的道德节目,从总体上来讲,宗旨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即是彰显光明德性于天下。这个天下,是由天子与庶人共同构成的。因此,“明明德于天下”,不只是针对天子、也就是古代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格载体而言的,同时是针对不担任任何国家权力职位的普通人而言的。不过,随着八目递进过程的展开,道德节目的主体担负者队伍中,庶人逐渐剥落,天子显著凸显。因为治国、平天下事务中,庶人承担的只是行动责任,而士人与君王(帝王)承担的则是组织、实施的事务。故而,突出庶人与天子在八目中的共同责任的,便是“修身”。在从己身外推的德行延伸过程中,庶人止于“齐家”,而士人与天子直接承担“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如果将庶人与天子都放在八目的序列中审视,他们以“修身”为关联环节,以此将八目对天下所有人的针对性连接起来。除开这一连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庶民与天子两种走向之分流,就难以呈现,儒家的道德节目之丰富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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