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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田野实践中的历史社会学

更新时间:2021-08-18 21:36:11
作者: 杨善华  

  

   摘要: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社会学一直被认为是以过去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宏观社会变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田野调查与研究实践亦将个人口述史作为理解当下的重要研究资料。因此“过去”就成为历史社会学与田野实践的共同关注点。那么对不同层面“过去”的勾连会不会让历史社会学获得贯入田野实践的可能?反过来,借助历史社会学的视野,田野实践是否可以提升它的研究水平,获得对被访人叙述和行动意义更准确、更全面的解释?韦伯—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有关社会行动的研究进路对此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关键词:田野实践;历史社会学;历史事件;生活史;社会文化

  

   一、问题的缘起

   田野实践,既包括田野调查,也包括田野研究。在笔者看来,田野实践是以现象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方法为前提和进路的,也就是说,经由从韦伯和舒茨对社会行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的路径。这是因为:第一,被访人的口述也是一种社会行动,研究者必须对口述文本作出解释。这就涉及到“意义”的问题——我们理解的是被访人口述文本的“意义”,我们要给出的也是借由“意义”的解释,而这一定是基于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第二,对观察到的现象给出解释同样涉及“意义”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现象都是因人的社会行动而发生的,而人的社会行动,按韦伯的说法,是被行动者赋予一种主观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可以被我们理解。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都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中。

   舒茨认为,社会行动只能具有一种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意义(但意义的产生除了要有主体外,还需要主体生存于其中并与之互动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体,和他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的“文化世界”。

   舒茨进一步将研究对象视为“现象”,并还原成最初赋予意义的经验,只不过他所针对的不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舒茨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创造社会现象意义的是与你同在、并与你共处于被你和他人所共同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中的、与你一样有着主观意识的其他主体(社会行动者)。

   舒茨对韦伯社会行动学说的质疑和修正导致了解释社会学的转向,这一转向首先体现在经典的解释社会学的“去历史化”上。“在舒茨笔下,生活世界似乎在所有时代、所有文化中都具有同样的结构。日常生活与历史分离了,成了所有历史变化的不变基础。”“这一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社会学界中宏观与微观的两极化学术制度。解释社会学被认为只适用于处理与宏观历史变迁和文化差异无关的微观的日常生活问题,从而成为处理宏观问题的主流社会学的补充。”

   因此,虽然田野实践着重于对行动意义的解释,但因为这种解释只有进入被访人的生活史、进入当时社会生活情境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即进入“过去”)才能获得合理性和准确性,故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社会学的贯入就成为必然。

   至于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学界一直有着争议和分歧。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由肯德里克等主编的书,名为《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书中引述艾布拉姆斯(Philips Abrams)的话指出:从二者所关注的事物看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一直就是同一件事。肯德里克认为,这是因为“两者所要探求的都是人类行为,同时也都从年代演变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结构的形成”。因为历史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而这样的人类历史一定离不开人的行动,这就与韦伯的“理解行动者赋予社会行动的意义”的观点非常契合。

   所以,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其确立就有了牢固的基石。因为,“解释过去”,就是以意义去解释;而“了解现在”,也是用意义去了解或者说借由意义去了解。故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融合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进路。

   不过正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融合‘历史学’与‘传记’,如果不去了解宏观的社会进程如何融合个人经验及其家庭经验,如何赋予它们意义,则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人类之间的关系。”而田野调查的目的恰恰是通过对个人所叙述的意义(包括被访人赋予访谈现场的意义)的理解和诠释来达致对社会、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历史社会学在田野实践中的切入就是必然的。这是因为,田野调查是一种质性研究,它以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为研究对象,所以田野调查中的访谈大都以个人为对象来展开。

   “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这样的假设: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为了经由访谈获得对宏观社会变迁的认识,口述文本通常会由个人生活史切入,这样“过去”就是不可回避的研究方向。每个被访人的叙述都是将其记忆中的经历、见闻和感想表达出来,显然,这都关涉到上文所说的 “过去”。而被访人选择将什么样的经历、见闻和感想表达出来则受到其 “生平情境”的影响。

   霍桂恒释舒茨的“生平”,认为其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另外,被访人的外貌、穿着发生在访谈现场,展现于研究者与被访人相遇之时,但这样的外貌穿着也承载着被访人的过去,是被访人根据自己的“生平情境”做出选择的结果。所以,从以上几个方面看,田野调查必然关涉到历史,这就与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学形成了又一个契合点。

   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域

   上文强调的历史社会学与田野调查的两个契合点还不足以构成在田野调查中应用历史社会学的充分理由。要解决田野实践中历史社会学的应用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必须考察历史社会学的问题域,因为我们(田野调查实践者)所认可的未必就是历史社会学所认可的。而要考察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域,就必须回到历史社会学的定义。

   有意思的是,历史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早已经存在了,但是很少有人给出一个理论定义。比如梯利(Charles Tilly)就认为:“历史社会学不可能像调查社会学那样,可根据其研究的方法和素材,取得明确的专业定义。”辛西亚·海伊曾在《何谓历史社会学》一文中引述卡尔的话说:“社会学变得愈像历史学,历史学变得愈像社会学,对两者而言都比较好。”卡尔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显然是多数派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是因为历史学和社会学在研究视野和方法方面各自存在着缺陷,形成了一种取对方长处以补自己短处的现实需要。就如海伊自己所说,历史学在学术上是个不具骨架的学科,……必须仰赖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或结构。

   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一书中,许倬云认为,史学注重历史事件与行动的次序及发展线索,社会学注重社会形态及转变方向。二者的任务也不同,史学可以提供放大无数倍的历史社会,以作为比较研究的素材,社会学则可以为史学提供理论及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工具,例如统计学。

   就我目前掌握的文献,只有丹尼斯·史密斯在其所著的《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给历史社会学下了一个理论定义:“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丹尼斯·史密斯认为,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不同社会的进程与结构的不同;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

   丹尼斯·史密斯对历史社会学下的这个定义,其实和强调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融合的学者一样,都强调的是在一个宏观层面以及相对长的时间段里对社会进行研究,他在后边引用和评述的一些学者(如布洛克与埃利亚斯、摩尔与汤普森、斯考克波和梯利)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些西方学者在历史社会学研究方面的问题域明显是在宏观层面的。很显然,如果按照这样的历史社会学定义,把问题域定在社会的宏观层面,那么历史社会学就无法贯入田野实践,因为田野实践中我们直接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微观社会层面的个人。

   三、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实践的可能性

   这里之所以用“贯入”一词,是因为笔者认为田野实践始终都需要历史社会学的引领,只不过笔者在这里所言的历史社会学在定义、方法乃至问题域方面都与单以宏观社会作为自己研究之问题域的历史社会学有所不同。

   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史看,早期的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虽然也试图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现象给出解释,但由于缺乏时间维度,加之试图以一个“grand theory”(宏大理论)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因此也受到批评。学者张华葆就曾指出,现代社会学之发展以自然科学为模式,重视实证科学及量化分析,然而却有见树不见林之弊病,更缺乏历史眼光,局限于种族文化本位主义,过度强调现代与传统之分野,忽视二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深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影响的费孝通教授在1982年10月与笔者的谈话中也曾指出:“帕森斯的理论是见林不见木,但是社会学一定要见人。”笔者认为,费先生所言的这个“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人”,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社会人”来认识人背后之“社会”的。

   因此,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最大可能性,或者说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我们必须对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和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意义进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准确(或者说切合实际)的解释,而这只有经过韦伯—舒茨的路径才能达到。费孝通教授所言的“社会人”也就是韦伯和舒茨笔下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将自己的行动赋予了一种主观意义,而这种意义具有明确的“社会性”,因此可以被互为主体的他人(也包括研究者)所理解。

   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进一步致力于对宏观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张华葆认为,以韦伯为首的德国社会学在反省德国史学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后,建立了“理解社会学”,并以理解的方法透视社会现象之内在意义及因果关系。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受到传统社会学派的批评, 直到1953年舒茨发表《社会科学概念及理论之塑造》论文之后方得以化解。

   舒茨认为真实世界(realities)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物质世界(Physical reality),是自然科学探讨的对象;第二种是心灵世界(Psychic reality),是心理学探讨的对象;第三种是社会文化世界(Social-cultural reality),是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探讨的对象。社会文化世界展现于人的行为与心态中,因此必须透过“理解”,由人的内心及行为表现去探索社会文化的意义及内涵。张华葆认为,舒茨这样的解释化解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议,打破了长久以来社会学内部之争议,也促使了社会学与历史学更为接近。

张华葆的说法可以这样去理解:能打破社会学内部之争议的恰恰是舒茨的第三重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即社会文化现实。因为社会文化是贯通了宏观社会与微观的“社会人”的,它在宏观层面具有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又可以支配与制约人的行动。在区域文化层面的社区和微观的社会行动者层面,这样的社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演变为“常情、常识与常理”(这三者就是行动意义社会性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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