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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田野实践中的历史社会学

更新时间:2021-08-18 21:36:11
作者: 杨善华  
即我们通常所言的“人情世故”或行为规范,给了我们一个理解人的社会行动的进路。

   但是这样的社会文化也具有一种模糊性,因为它很难在经验层面找到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加以指代,同时在推广(即确定其普遍性的范围)上也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它有这样的缺陷,但是就整体和变迁而言,社会文化必定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从理解社会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这一路径去透视其行动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宏观社会变迁也是我们田野调查与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所以在这一前提下是可以达致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融合的。

   举一个例子,在农村调查中,人情往来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虽然它不起眼,但又不可或缺。当家庭亲戚众多的时候,这样的人情往来也会变成沉重的负担。2004年我们在山西Y县农村访问过一户人家,询问被访人什么开支最大,他回答说是“人情”,一年要三千多元,原因是这个男性当家人和他妻子都是兄弟姐妹众多,现在下一辈都到了结婚的年龄,都是直系亲属,若是不送礼,那么以后这门亲戚就断了。而且,不能厚此薄彼,这个送,那个不送,所以他们很是无奈。

   这也就是社会文化在微观层面的含义——它可以有效地规范和制约个人行为。就像我们在云南丽江调查“村寨银行”一样,村民对违规者的惩罚措施是,以后他家的“红白喜事”全村人都不参加。这就等于开除了违规者的村籍,足以让违规者在村庄中丢尽面子。“红白喜事”是社会宏观层面的风俗,它具有社会文化的含义,但它也会贯入微观层面的城乡社区,成为每个家庭中的行动者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这样的风俗已经流传了数千年,至今尚未看出有被改变的可能。

   当然,就具体的程序来讲,还是有所变化,比如婚礼中的喝交杯酒,在汉代被称为“合卺”,“卺”的意思是匏瓜,剖成两半挖空之后变成酒器,婚礼时每半之一端系上红线倒上酒,新郎新娘各执一半饮之,意为“合体同尊卑”。现在婚礼时新郎新娘也饮交杯酒,但是已经使用玻璃杯了,饮酒的姿势与传统相比也有变化,这就是改变。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恰恰是韦伯-舒茨路径可以使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实践。而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实践的另外两种可能来自我们对宏观与微观的理解,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

   虽然社会学的田野调查面对的只是个别的人和现象,但是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同,它关注的首先是现象的社会性方面,而非文化方面(虽然它对现象的文化特质同样有着浓烈的兴趣),比如社会结构以及宏观社会变迁对个人和社会现象的影响:它以何种方式体现在个人和现象之中?具体表现如何?因此,它对个人的生活史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兴趣。

   这是因为被访人的生活史虽是经由个人道出,但这样的生活史必然投射了宏观社会变迁。比如说现在去访谈一个年龄超过60岁的人,他很可能是当年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其次,被访人的观念和行动必然会受到社会情境的制约,过去发生的社会变迁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他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因此,被访人说什么不说什么都不是偶然的。笔者从多年的访谈经历中体会到,被访人的叙述一定都是有意义的,但未必都有社会学意义。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其叙述中有社会学意义的内容,揭示它的内在意涵,由此获得对宏观社会的认识。所以,它是以社会学的视野给予被访人和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关注。

   对于过去与现在,虽然肯德里克等编辑的 《历史社会学》一书冠以 “解释过去,理解现在”这样的题目,但是笔者不赞成将过去与现在截然分开的做法。因为从时间维度看,历史即意味着时间的消耗和延续,我们看到的所有现实的人或事物,在其成为当下人与物之时都有时间的消耗,故都包含着历史或者说“过去”。另外,社会学的理解和解释非常重要的是给出 因果解释,而因果解释必然存在一个时序,所以田野研究的解释必然包含了“过去”在里边。这恰恰是历史社会学的维度。

   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实践的最后一种可能是因为,既然我们在田野实践中承认韦伯和舒茨的意义理解和解释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方法。那么我们同样要承认,在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中,意义建构是必然的。

   我们做田野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真相,在这样的调查中我们看到的人和听到的话虽然是 “当下”发生,但它指涉的一定是“过去”,而且,在这样的讲述过程中也一定有被访人自己的诠释在里边,所以我们了解到的真实或者我们诠释的真实只能是一种“意义的真实”,因为经由被访人叙述的,既然有被访人自己意向或诠释,那就一定有他的意义建构在里边;而经由现象呈现的内容,当其被我们讲述的时候,又有我们理解过程中的意义建构在内。

   比如2021年1月,笔者在北京郊区访问一个开小餐馆的黄姓中年男子,他在1989年就来北京打工,学餐饮。他表面上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在1998年24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特二级厨师,以后在河北某县作为行政主厨,管过六家旅游饭店的厨房。其实他是在用明贬实扬的手法向我们讲述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当然前提是访问员要能理解他说的意思)。

   由于笔者对厨师这一职业还有些常识,所以马上就说“您太厉害了”,“考特二”那不是一般地做菜,所有上桌的菜肴必须是色香味形俱全。我问他:“您雕过多少萝卜,多少土豆?”他说:“萝卜不知道,两千来斤土豆吧。”讲到现在开餐馆,他就说“现在要学做家常菜了”,那意思是以前虽然也做厨师,但自己是不做家常菜的。一种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的豪气就在这样平淡的叙述中被带出来了。

   由此可见,这段讲述是经过被访人“精心策划”的,但是笔者的烘托也让被访人有知音之感,所以访谈也在这样的交流中很快形成了融洽的气氛。当然,这是经由被访人和访谈员不断地 “意义建构”而实现的。

   故张华葆指出,虽然历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视野去解释历史,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注意:“存在历史事实与历史学事实的区分,历史事实是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其真相是不可知的。历史学事实则是史学家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诠释,而史学家卡尔则认为,历史学事实,也就是历史书上我们所读的一切陈述分析,不是纯客观的,它们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事实,就是出自史学家心目中重视某一些历史事件,透过他们的诠释、选择,以图解释某一历史现 象。”

   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正说明了为何我们的解释一定是一种意义建构,以及为何我们通过解释得到的一定是一种“意义的真实”。由张华葆所作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学事实”的区分可知,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事实一定属于“历史学事实”的范畴,并且历史社会学的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在宏观社会层面透视和还原该事实的“真相”(虽然这仍是“意义的真实”)。

   四、历史社会学在田野实践中的贡献

   总括上文,历史社会学为蕴含时间维度的社会学开阔了视野,为田野调查中被访人的叙述和行动的意义之 “过去”特征提供了一种动态解释的可能,从而也弥补了舒茨的意义诠释之 “去历史化”的不足。那么,具体而言,历史社会学在田野调查和研究实践中的贡献会在哪里?其实,在上文讨论历史社会学贯入田野调查的可能性时我们已经可以想见,当这几种可能变成现实的时候就能发现历史社会学在田野实践中的贡献。这包括:

   1. 以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强调被访人生活史的宏观背景,因为这种宏观背景有必然性。

   正如上文中引《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所言,“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这样的假设: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这是因为,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一定会使这些“不同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某个位置,不管是在社会的上层还是在社会的底层。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大变迁,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再次发生变动,当然,这样的变动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个人。以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老三届”学生为例,就经历了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1977年的恢复高考,1979年的知青返城,1990年代的国企“下岗”浪潮等一系列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导致的社会变迁也使每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出现上上下下的变动,其生命历程自然也因为这样的变动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于个人而言一系列“悖时”(offtime)事件(比如在应该读书上学的时候却下了乡)的发生。

   如前所述,个人生活史呈现的“过去”必定包含了个人以往在社会中的定位,这就是过去的社会结构的呈现,而这种过去的社会结构,则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乃至主导或支配着现实的人的社会地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观念意识。这就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中的个人的情感、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缘由。

   2. 在历史社会学视野下,对被访人生活史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

   这是因为“生平阐释(biographical-interpretive)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 (its ability to explore latent levels of personal meaning)”。要真正理解从被访人那里所得到的资料,就必须将其与生活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而社会文化的揭示恰恰是在历史社会学背景下因其融入了历史才会更加全面和准确。

   在舒茨那里,个人行动(action)的意义在于反省的掌握及其与“生平情境”的关联。将行为(act)本身作为一个意义脉络,可以发现其中的意向行为、行动的执行,以及手头的知识库 (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在此知识库之下,每一个当下之后的经验,都会处于一个整体的意义脉络之中。

   生活史叙述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追寻被访者行动的原因动机,从被访者的经验图式中,也即他的生平经验中来理解他当前的处境、行动、态度,以及他赋予叙述材料的意义。将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放入被访者的“生平情境”中,才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才能发现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故事。并且这样的故事会因为与宏大历史的关联而让我们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只有如此,“生活中隐秘的意义才会通过叙述体现出来”。

   2005年9月,笔者在山西Y县农村访问一个30岁的罗姓妇女,访谈一开始,她就跟我们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说了好几遍。大家一开始不理解,后来随着生活史访问的深入才知道,她有初中文化,在当地农村青年妇女中,她已经可以算“知识分子”了。所以她自视甚高,对未来生活有浪漫的憧憬。现在的丈夫也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本来在县城做药品胶囊的工厂工作,还有一份每月500元的收入,但是怀孕生孩子后,她想让婆婆帮着带孩子,却被婆婆拒绝,婆婆说“这里没有这种规矩”。为了带孩子,她只好辞去工作,从此变成家庭妇女,以往的理想完全破灭。

   所以她说的“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就是她对自己以往人生的一个总结,也是理解她访谈内容的意义脉络。一个理想破灭、被世俗逼得只能重走其母辈生活道路的农村知识妇女的形象由此也跃然纸上。

   3. 历史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见微而知著”,从观察到的个人或现象的细微之处入手,通过对内在“意义脉络”的追溯,达致对“意义的真实”的洞察,从而获得对个人的行动的意义以及内心世界和现象所浮现的意义的一个相对准确的解释。

历史社会学要求有一个从宏观层面出发从而相对开阔的视野,要求对细节作出“小中见大”的洞见,从而发现人物行动的意图或某种社会现象背后可能的真相(虽然需要经由研究者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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