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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对后美国时代阿富汗经济不可盲目狂欢

更新时间:2021-08-18 21:10:36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美军败走阿富汗,中国不可沉溺于痴人说梦般的狂欢。

   何谓痴人说梦般的狂欢?

   以为阿富汗从此和平稳定发展,以为阿富汗立马商机无限,以为阿富汗对“一带一路”极为重要,以为……。

   醒醒吧!

   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吧!

   塔利班能否就此坐稳阿富汗江山,而不是重演阿富汗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夺权后残酷内讧,不是很快深陷部族、教派、民族等各类纷争泥潭,尚在未定之天;只要知晓阿富汗社会凝聚力虚弱、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教派认同高于共同宗教认同的高度碎片化特征,只要对阿富汗那充满背叛、密谋、宫廷政变、同室操戈内战、民众政客易反易覆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不难明白。且不提这一点,即使塔利班能够坐稳一段时间,单就经济问题而言,尚在畅享丰厚战利品的塔利班要不了太久就会感受到如山压力,其战利品消耗殆尽之日,就是他们直面严峻经济压力之时。

   归根结底,近两百年阿富汗动荡不已,经济财政根源在于其传统的“掠夺型国家”体制在现代世界已随风而逝,但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跟得上现代社会发展步伐的经济产业基础。杜兰尼王朝(Durani)开国之君艾哈迈德汗(AhmadKhan Abdali,亦称“艾哈迈德沙”)是公认的近代阿富汗独立国家之父(Ahmad Shah Baba),其统治“成功”诀窍是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印度,以战利品作为黏合部族联盟,其政府财政收入3/4以上来自劫掠印度所得,[1]但这条道路在他身后不久就被近代军事科技与组织进步堵死,今天的阿富汗更是无论如何再也走不通。

   一、政权更迭加剧阿富汗粮食问题痼疾

   民以食为天,就当前而言,粮食问题首当其冲。塔利班此次攻占喀布尔前夕,适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最新报告,预测今年年底全球将有80个国家的2.705亿人面临粮食短缺,43个国家的4100万人处于饥饿边缘,阿富汗在粮食短缺最严重10个国家中名列榜首,超过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海地、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2]而粮食缺口又是阿富汗经济民生的长久痼疾,在可预见未来也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阿富汗土地贫瘠,可耕地占比不大,在古代是依靠疾病流行和战争勉强实现粮食供需平衡,当现代医药传入显著降低其死亡率之后,没过多久就开始面临国内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压力。1946年,阿富汗农业歉收,导致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粮食,国内物价暴涨,通货膨胀率高达30.5%,[3]阿富汗日益依赖进口粮食的历史就此开启。

   从1950年到今天,阿富汗人口数量从1183万(估计数)[4]膨胀至3220万(阿富汗中央统计局2020年人口数据),小麦、大麦、玉米、大米合计的粮食产量却在1976年达到458.4万吨的顶峰之后持续下滑,1987年一度滑落至127.9万吨的低谷,仅相当于1954年产量(267.7万吨)的48%,至塔利班兴起前夕的1993年也只有252万吨,[5]其后停滞徘徊多年。2001年美军打垮塔利班政权、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后,相对安定的环境和超强力度的国际援助推动阿富汗粮食产量明显回升,如我国在此期间为阿富汗援建了帕尔旺水利修复工程;即便如此,其2018/19财年粮食产量也只有412.4万吨,相当于1976年产量顶峰的90%。

   结果,阿富汗1954年人均粮食产量就达到了215公斤,1978年达到288公斤的顶峰,到塔利班崛起前夕的1993年下滑至142公斤。[6]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统治期间,其婴儿死亡率降低约50个百分点,[7]人口增长近乎翻番,导致其人均粮食产量进一步下滑至128公斤左右(根据2018/19财年粮食产量与2020年人口数据计算)。

   粮食需求与国内粮食生产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在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统治的20年间主要依靠国际援助解决,而国际援助绝大多数又来自美欧西方国家;[8]现在,阿富汗面临的局面是国内粮食生产因政权更迭而不确定风险急剧升高,去年以来国际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粮价暴涨,既有国际援助则在已经大幅减少的基础上全面停顿,尤其是美欧、印度援助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恢复,巴基斯坦和某些海湾国家可能提供部分援助,但很难指望其弥补美欧、印度援助断绝的全部缺口;如何解决粮食挑战,喀布尔新政权压力空前:

   美国软红冬小麦价格,2019、2020全年均价分别为211.3美元/吨和227.7美元/吨,2020年第三季度至今年一季度季度均价依次为213.8美元/吨、248.1美元/吨和275.2美元/吨,今年2—5月价格依次为276.6美元/吨、272.6美元/吨、281.4美元/吨和271.0美元/吨。

   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家商品价格指数(2010年=100)中的食品价格指数,2019、2020全年分别为87.0和92.5,2020年第三季度至今年一季度季度平均依次为91.0、101.7和114.2,今年2—5月依次为115.2、113.8、117.9和126.0。[9]

   2020年3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协调阿富汗总统加尼和前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关系未果,宣布当年减少10亿美元对阿援助,2021年继续削减10亿美元。这次塔利班夺取政权,在可预见未来,美欧无望恢复对阿援助。

   印度向阿富汗提供的援助累计约有30亿美元,[10]阿富汗“变天”,印度援助在可预见未来无望恢复。

   ……

   二、阿富汗非农产业发展环境严峻

   在非农产业领域,政权更迭后其面临的发展环境同样是严峻的。建筑业是阿富汗这20年增长最大的行业之一,进而带动了冶金等相关产业发展,但阿富汗建筑业需求绝大部分来自国际援助投入,政权更迭后这些产业多半会陷入停顿。

   即使有些人寄予希望的阿富汗矿藏资源,即使不考虑按现代产业模式大规模开发所必需的至少10年以上安全、秩序,不考虑开发这些深处内陆山区、高原矿产所必需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天价运输成本,人们也不宜期望过高。不错,阿富汗探明拥有的天然气、煤、盐、铬、铁、铜、云母、绿宝石等多种矿产资源多数储量不算大,如其煤炭储量不过7300万吨,不足以创造足够拉动3220万阿富汗人整体经济发展的动力。

   即使该国铜矿资源比较丰富,铁矿资源可能也比较大,喀布尔以南的埃纳克铜矿已探明矿石总储量约7亿吨,铜金属总量达1133万吨,有可能是世界第三大铜矿带,阿富汗可能还拥有全球第五大铁矿脉;但这些矿产总量即使达到了乐观估计的水平,是否足以拉动阿富汗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脱离泥潭,看看赞比亚等已经大规模开发的铜矿大国,不难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国际关系也给阿富汗矿产资源开发制造了巨大障碍。阿富汗北部有一定石油天然气资源,在苏联帮助下,其天然气田1967年投产,1971年产量达到26.35亿立方米,一跃成为主要出口商品。[11]但在1970年代末以来的战乱中,其天然气产量锐减。而且,阿富汗北部天然气出口管道通向中亚国家,而塔利班与中亚国家关系总体相当糟糕。如果转向出口巴基斯坦、甚至印度,由于产量不够大,预计其销售收入无法收回新建油气管道的投资。

   至于1990年代以来所谓“里海石油大博弈”中炒作的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油气管道构想,已经在错综复杂和激烈的国际博弈中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美国在1990年代塔利班兴起之初过于急切希望与其建交,后来大规模军事干预阿富汗,相当程度上也是受此不切实际构想的误导。在今天,就更不用指望这个构想了。

   从更广阔背景上考察,宣称阿富汗是什么“文明十字路口”、对“一带一路”如何重要,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闭门造车的幻想。实际上,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带动国际贸易路线大转移以来,阿富汗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就已经彻底边缘化,阿富汗社会日益封闭、倒退和加速部族化,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此。现代交通运输技术发展并未改变阿富汗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边缘化的趋势,反而正在相当程度上加剧这一趋势。因此,就经济意义而言,阿富汗对“一带一路”无足轻重。

   三、冷静稳妥处理对阿经贸

   我国与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成立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系良好。2001年12月,我国派出工作小组参加阿临时政府成立仪式,重开已经关闭8年之久的驻阿富汗使馆,并向阿方提供100万美元现汇作为政府启动基金,外加3000万元人民币紧急物资援助。2014年,加尼总统访华期间,中方宣布2014年向阿提供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2015到2017年再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在阿富汗和平重建中,我国援建了帕尔旺水利修复工程、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等一批民生工程,并通过双边、多边途径累计为阿方培训各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两千余人。[12]2020年,中阿双边贸易额5.5亿美元,同比下降11.7%;中国企业在阿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1.1亿美元,同比增长158.7%;完成营业额3425万美元,同比下降62.3%。在政权更迭之后,上述工程项目相当一部分可能烂尾,我国为阿富汗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预计将逃亡海外甚多。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不应干涉阿富汗内政,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但对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经贸,需要冷静客观,不可盲目狂欢。短期内,在支付、安全有保障情况下,可以积极稳妥向阿富汗市场供应其民生日用消费品,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特别是大规模投资,需要缓行。

  

   (2021.8.18)

  

   注释:

   [1]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伊斯兰与西方的永恒冲突》,第123—128 页,三联书店,2016年12月第2版。

   [2]《疫情加剧“粮荒”,国际粮商利润大涨》,《环球时报》,2021年8月10日,第11版。

   [3]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十一章“战后的政治经济”,第2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

   [4] 1950—1993年人口数据引自【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表A5“亚洲:人口估计数”,第61—6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1954—1993年粮食产量根据【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表C2“亚洲: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数据整理计算,第197—21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6]根据【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表A5“亚洲:人口估计数”、表C2“亚洲: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数据整理计算,第61—67页,第197—21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7]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战争成本核算”项目数据,转引自美联社《阿富汗战争代价几何》,载于《参考消息》,2021年8月16日,第5版。

   [8]引自外交部网站。

   [9]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21.6)》,表6.6“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第242—24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

   [10]引自外交部网站。

   [11]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十二章“十年‘宪政’风云”,第25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

   [12]引自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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