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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驰:唐国史对肃宗北上灵武事的历史书写

更新时间:2021-08-18 12:47:39
作者: 张驰  

   摘要: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陷落后,太子李亨分兵北上,于灵武即位。因为肃宗擅自即位事先没有得到玄宗的批准,所以肃、代两朝史官对此事进行了讳饰。但是,以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为切入点,综合玄、肃之际的相关史事,则可以勾勒出玄宗出京后对平叛所做的安排。肃宗北上灵武本是秉承玄宗的命令,史官故意掩盖这一点,其目的便是削弱玄宗在平叛中的地位,进而将肃宗塑造成一个功德兼备的中兴帝王,为其权力“制造”法理依据。

   关键词:肃宗北上灵武;《銮驾到蜀大赦制》;《命三王制》;玄宗;肃宗;

  

   为君父讳是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自唐初建置史馆1后,史官不免因政治的需要而对史料进行选择、裁剪、重构,“外扬君之美,内隐君之恶”,2以抬高君主的地位。如柯文所言,历史需要“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3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马嵬兵变后,玄宗分太子李亨北上,太子之后于灵武(灵州)即位。4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多来自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传世正史文献,这几部史籍的史源基本是唐代官修《实录》以及《国史》,其编纂往往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对于这段史事的书写,凸显了肃宗朝的官方立场与态度。由于中古时期的史料十分有限,中枢政治史的研究往往受到掣肘。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现存史料无意中透露出更接近历史原貌的事实,弥足珍贵,为探究玄、肃之际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不仅官修史书中存在着史官难以遮蔽的漏洞,笔记小说与石刻材料有时也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绝佳的佐证,使后人有幸一窥玄宗、肃宗之际诡谲的中枢斗争。下文就以天宝十五载八月一日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5为中心进行考释,以求揭开被史官刻意遮蔽的玄、肃之际的历史图景。

   一《銮驾到蜀大赦制》辨析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率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十五万军队自幽州起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唐军先后丧失河北、河南、东京洛阳等地。次年六月四日,潼关军出战,七日败于灵宝,几乎全军覆没,九日,潼关陷落。玄宗在得知前线溃败后,于六月十三日凌晨携皇妃、皇子、公主、亲信大臣以及禁军出逃。次日行至马嵬驿,禁军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及其党羽,玄宗迫不得已,令宦官高力士将宠妃杨玉环缢杀。之后,玄宗起行,留太子于后安抚百姓,百姓遮道挽留太子,广平王李俶飞马奏此事于玄宗,玄宗因此分兵马于太子,自己先行入蜀。太子李亨一时间不知去往何处,后在其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等人的劝说下前往灵武。先后经过新平郡(邠州)、安定郡(泾州)、乌氏驿、彭原郡(宁州),后到平凉郡(原州),在平凉数日仍犹豫不知前往何地。朔方留后杜鸿渐、魏少游等人遣判官李涵奉迎太子,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阙”,也在平凉遇太子,并劝其前往朔方。太子七月九日到达灵武,因众人的劝说,于十二日即位。6

   然若仔细分析这段史事,便能看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似乎太子李亨的留后、前往灵武全是偶然性的,并无计划,而在此期间玄宗的作为几近于无,颇不符合常理。正如林伟洲所言,玄宗不是轻易放弃帝国统治权的那类君主,7在马嵬留太子于后,怎会对他的任务没有任何安排?这一点往往被学者们所忽略,而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便是解开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本节首先对此制文作史源学的分析。

   七月二十八日,玄宗至蜀郡,八月一日颁布大赦制,见于《册府元龟》卷86《帝王部·赦宥五》: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何尝不乾乾惕励,勤念苍生。至于水旱或愆,则祷祠请罪;边鄙微扰,则斋戒思过。聿来四纪,人亦小康。盖祖宗之灵,卿大夫之助也。是以推心将相,不疑于物。而奸臣凶党,负信背恩,创剥我黎元,暴乱我函夏,皆朕不明之过,岂复尤人哉?……朕用巡巴蜀,训励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将荡涤烦苛,大革前弊,思与亿兆,约法惟新……可大赦天下……8

   《唐大诏令集》与《全唐文》也收录了此文,与之基本相同。9这是一则常见史料,但其中“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一句所隐含的信息却没有被完全挖掘。太子李亨于马嵬留下之后不知去往何处,在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宦官李辅国、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以及朔方留后杜鸿渐、魏少游等人的劝说下才去朔方。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遣使奏其事于玄宗。而肃宗奉表八月十二日至蜀郡,玄宗方才知道太子即位,此时距玄宗八月一日下大赦制已经过去了十一天。10若据史书记载,玄宗下此制时并不知道肃宗已经去了灵武,但肃宗的去向却又与玄宗的诏制如此吻合,这就隐晦地显示出肃宗北上灵武并非只是群臣劝说那么简单。

   《旧唐书·玄宗纪》也收录了此制: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而奸臣凶竖,弃义背恩,割剥黎元,扰乱区夏,皆朕不明之过也。今巡抚巴蜀,训厉师徒,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诛夷凶丑,以谢昊穹;思与群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11

   《册府元龟》中“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在《旧唐书·玄宗纪》里被缩写成“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一句,用词暧昧。《册府元龟》主要用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12在修《册府元龟》时,唐代的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尚在,13故《册府元龟》的唐代部分除本《旧唐书》外并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材料。黄永年先生指出,《册府元龟》的记载往往比《旧唐书》详尽,因为《旧唐书》编纂时有剪裁润色,而此书则直接移录原始史料。14此外,《唐大诏令集》所录此制与《册府元龟》基本相同,其编纂者宋绶没有从《旧唐书》中采录诏令,15《旧唐书》的《玄宗纪》部分则源于唐修《国史》。16所以,《册府元龟》与《大诏令集》所录赦制与《旧唐书》本纪所载制文史源不同,二书应是直接录自时存诏令,更接近其原始模样,而在肃、代两朝修国史时此文就被删改,后被《旧唐书》的纂修者全文录入。

   “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这句话也曾出现在《旧唐书》中:

   (贺兰)进明曰:“(房)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17

   这便是肃、代朝史官的遗漏,他们仅删改了实录以及国史本纪中的纪事,而本于传主行状、谥议的国史列传18却保留了这条记载,这也可以证明《册府元龟》与《唐大诏令集》所录赦文更接近原始样貌。而史官把“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缩写成“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一句的原因,将于第三节讨论。

   二肃宗北上灵武事考

   将《銮驾到蜀大赦制》的不同文本对比勘验之后,可以认为肃宗北上灵武应非百姓挽留、将相劝进那么简单,而玄宗在此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极有可能对太子的任务有一定安排。若要进一步探究此问题,则需要在史官的重重避讳中挖掘肃宗北上过程中诸多政治事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太子李亨北上途中,在平凉(原州)遇奉诏赴朝廷的裴冕。《旧唐书·裴冕传》载:“是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事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之后裴冕等人劝进,太子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冕以定策功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9三天后,玄宗行至普安郡(剑州),下《命三王制》,以太子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20在裴冕遇到太子数日后,玄宗任命其为左庶子,令其辅佐太子,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文苑英华》所录《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提供了答案:

   皇上避狄于华阳,肃宗伪游于幽朔。公以御史中丞,奉诏翼赞元良。释位济河,会于灵武……负金玺玉旒,为人请命于西土……于时册礼既毕,公乃自左庶子拜中书侍郎平章事。21

   碑文有三条重要信息,首先,裴冕以御史中丞“奉诏翼赞元良”,也就是说,裴冕是先接到皇帝令其辅佐太子的诏书,后方济河。另外,七月十二日册礼完毕后,裴冕即“自左庶子拜中书侍郎平章事”。据史书记载,玄宗七月十五日《命三王制》方令裴冕为左庶子,然根据此碑文,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即位时,裴冕的官职已是左庶子,册礼完毕之后,自左庶子拜相,这从时间上讲不通。最后,碑文载裴冕“会(肃宗)于灵武”,而非《旧唐书》所载遇太子于平凉,劝之朔方。对比史传以及碑传的不同记载,可以认为,玄宗在出京后就已下诏令裴冕为左庶子,命其奔赴朔方与太子相会,之后其在七月十二日之前遇太子于灵武。玄宗早有任命裴冕的诏令及告身,只是这个诏令即使没被销毁,史官也选择性地未加收录。

   此外,《通鉴》的一条记载也佐证了此碑文,当太子留下之后,建宁王李倓劝其趋灵武,曰:“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右族,必无贰心”,22裴冕时为河西行军司马,并非朔方官员。李倓既劝太子去朔方,为何在此提及时为河西官员的裴冕?所以,至迟在分兵时玄宗即已任裴冕为左庶子以辅佐太子,而非七月十五日《命三王制》之后。

   再者,郭子仪、李光弼收兵赴灵武之事也值得推敲。《旧唐书·肃宗纪》载,肃宗即位之后,诏郭、李班师于朔方。23诸史书对于郭、李至灵武时日记载不一,不过时间相差不大,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之间。24但肃宗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下诏令郭、李还师,十几天的时间,倾巢而动的大军不太可能从河北前线到达朔方。25对此,司马光认为“恐是二人在河北,闻潼关不守,已收军赴难在道,遇肃宗中使,遂趋灵武”。26关于郭李收兵时间,颜真卿《皇帝即位贺上皇表》曰:“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贼陷潼关,驾幸蜀郡。李光弼郭子仪等正围博陵郡,收兵入土门。”27按真卿所言,郭、李六月二十七日闻潼关陷落、玄宗幸蜀,二将即收兵入土门,佚书《河洛春秋》与此记载相同。28关于郭、李收兵入土门之后的去向,《通鉴》载“李大夫(光弼)收军退守晋阳”,29则郭、李在得知潼关陷落后并没有像温公所言赴难在道,而是收兵晋阳,由太原带甲兵至灵武。那么七月十二日肃宗即位后中使只需传诏至太原即可,之后大军由太原启程。纵然如此,中使宣诏、大军班师在十几天内也是不太可能完成的。灵武郡至五原郡(盐州)300里,五原郡至上郡(绥州)680里,上郡至昌化郡(石州)230里,昌化郡至太原385里,30则灵武至太原约1595里。31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驿站等机构也很难确保完全运转,中使从灵武到太原需要数日,携带辎重的五万大军若想在七月底之前赶赴灵武,最多也就只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平均每日需行一百余里,这是难以做到的。32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六月九日晚玄宗闻潼关陷落后,在幸蜀的路上(或在长安谋划幸蜀时)就已经诏令郭、李班师赴朔方。或者太子分兵北上之后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传令于前线,朔方军才得以在八月一日之前到达灵武。即使肃宗在即位之前就遣中使传诏令郭、李至灵武,如果手中没有皇帝任命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诏书,仅凭一个皇太子的身份是调不动大军的。所以玄宗至迟在幸蜀路上分兵与太子时就已命后者为天下兵马元帅,赴朔方收兵。

   灵武到太原1595里,太原至常山(恒州)516里,常山至博陵(定州)173里,33则灵武至博陵共计约2284里。郭、李收到班师诏书时在博陵前线,六月二十七日得玄宗诏书,此诏书中应有令郭、李班师灵武的命令,一个月后五万大军到达灵武,每日约行七十余里,符合常理。34

   虽然现存史书中没有材料可以直接证实是玄宗下诏令大军还灵武,但《通鉴考异》中保存了一条极其重要的史料:

   (六月)二十七日,有诏至恒阳,云:潼关失守,驾幸剑南,储君又往灵武。由是拔军入井陉口。35

这条材料引自佚书《河洛春秋》,36太子七月九日方至灵武,但六月二十七日有诏令至前线,就言及玄宗幸蜀、肃宗前往灵武,颜真卿“六月二十七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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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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