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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文化皈依和美学革命

更新时间:2021-08-17 13:44:50
作者: 李劼  

   作为一部人类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红楼梦》包罗万象的全息性在于,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出现的任何文化空间里找到自身的对应点,诸如《圣经》、希腊神话、雅典时代乃至印度文化和《奥义书》、伊斯兰文化和《古兰经》、埃及文化和金字塔,等等,等等。至于这部小说所置身的文化--空间,她的超越性由在于对命运的穿透和对历史的颠覆。这种穿透和颠覆分别见诸其文化气脉和审美指向;《红楼梦》在气脉上直承《山海经》的浑沌苍茫,在章法上具有《易经》的变幻无穷,在风格上则如同《诗经》中原始民歌那样纯朴清新。我把《红楼梦》在气脉上对文化始源性的这种承继称之为文化皈依,即对上帝和人类始源的双重回归;把审美上的这种指向称之为历史的颠覆,即对以往历史的语象结构和心理结构从根本上的重构意愿。总之,《红楼梦》在文化气脉上所穿透的是历史的话语系统,在审美指向上颠覆的是历史的审美语象和审美心理。所谓文化灵魂,便是这种从语言到心理的存在造型,或曰精神意象。

  

   不管学者史家如何评说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在于:中国文化迄今为止的整个话语系统和心理结构就是在那个时代定型的。这种定型是如此的坚固,以致后人几乎很难弄清楚周秦之前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或许《诗经》、《易经》、《尚书》、《山海经》等等经典文献可以提供那种文化形态的基本精神和大致轮廓,但由于研究者们本身因为周秦时代定型的那种文化心理定势所造成的主观局限性,使之难以怀着文化的纯粹去观照那么纯粹的文化,从而从周秦之前文化的始源性上发现中国文化原有的纯粹度和涵盖力。周秦作为中国文化因其繁荣和鼎盛而定型的颠峰时代,在后世却像一个幽灵一样倘徉在死而不僵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不断看到的不是鲜活的文化形象,而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连同诸侯王公、纵横家们的亡灵和阴影的不断复活和繁衍,致使《红楼梦》索性将他们归结为贾政、贾敬、贾赦、贾母、王夫人、薛姨妈之类的人物造型。读者假如稍许有些领悟能力的话,他们不难从中看到当年的圣贤和英雄是如何最终演化为这些文化僵尸或曰历史木乃依的。

  

   从贾政形象一直上溯上去得到的精神原型,孔夫子,其实是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对世界抱有一种名付其实的贵族式的审美理想,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他才编纂《春秋》、修订《诗经》,并且同时向弟子们不断发表讲话,以求为整个社会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秩序。他是一个最不喜欢动乱社会的人,但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他却四处奔走,颠沛流离。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告诉学生,最快乐的事情是春日郊游。他是一个快乐主义者,因为本性上的天真。他的学说看上去很世故,但骨子里充满童稚气息,因而其世故乃是一种天真的世故。也是这种天真,使他好为人师,却述而不作。因为他诚实。他知道自己写诗超不过诗经三百篇,写史不如修订史书,像老子那样著述《道德经》在他又力不从心;他不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人,而且也不想深刻。他对世界只要求一个美好的秩序,以便大家都像他那样获得一种春日郊游般的审美心境。至于那种秩序和那样的心境能否实现,这个连自己一生都不安定不快乐的大孩子却顾不得那么多了。从理想能否实现的意义上,孔子作为老师是失败的。因为言教不如身教,他自己都不能抵达自己的理想,又怎么能让别人为之努力奋斗呢?然而,从不管实现与否都得为之奋斗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优秀的以身作则的导师。至于后世加诸他头上的圣贤光环,全都是后世的事情,跟他本人毫无关系。如果说这是一个对世界极具审美胸怀的贵族,那么随着贵族时代的逐渐死亡,他被人们一步步装扮成了与权力同谋合伙的道德偶像,最后变成一个贾政那样的泥塑木雕。说他活着,却早就死了;说他死了,却每天每时每刻站在人们面前。

  

   与孔子天真的世故相反,庄子却是世故的天真。这个在文采上汪洋恣肆、逍遥自在的作家,在文意上却世事洞明,并且老谋深算。与老子不同的只是,庄子的算计不在于权术的较量,而在于自身的安全。这种算计是如此的彻底,以致无用无为成了庄子的最高境界。庄子绝对不会像孔子那样为了自己的学说四处奔走,致命快乐主义原则连在自己身上都成为泡影。他懂得要快乐首先得摆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历史的使命,既不宣讲,也不编纂,而只是写作自娱。这种对人世的无用无为,使庄子获得了如鱼得水的自私和快乐。这种快乐的自私性确实只有鱼自知,这种自私的快乐性则在于由于放弃了世界而抓住了自我或曰由于放弃了精神而使肉体永恒。孔子的自我牺牲或者西方文化中有关生命的高峰体验,在庄子的哲学面前是绝对愚蠢的;因为他害怕生命的短暂,哪怕这种短暂意味着辉煌;他需要生命以肉体的形式永远持续,即便得不到这种永恒性,也要将生命与自然混为一体从而借助自然的永恒实现身体的永恒;身与物齐,齐物者得以永生。正如孔子天真的世故被后人去掉了天真而张扬美化了世故一样,庄子世故的天真被后人消隐了世故而保留发挥了天真,并且按照齐物原则炼丹养生,让生命由物化而羽仙。如此炼了二千多年,炼出了贾敬的修道境界。不知贾敬老爷仙去宾天之际,天上的庄子对此哈哈大笑呢,还是潸然泪下。

  

   如果孔夫子天真的世故和庄子世故的天真之于后世,还仅仅只是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原则,并不构成历史的全部话语系统的话,那么老子的权术和孟子的仁政则为王者(而不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为后人称之为霸道王道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周秦以降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结构以权术和仁政为互补性主体,以达兼穷善的进退原则为知识分子在这种主体结构中的生存策略。以往那种将孔孟并举老庄共论的文化思想分类习惯忽视了孔子庄子的生命原则和生存策略意味,混淆了老子孟子在权力谋术和道德政治上的组构作用。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人们读不出丝毫在庄子文章中的独善其身意味。《易经》对世界的全息观照和命运推演经由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渡,在《道德经》中变成相当具体从而极具操作性的谋略术数。正如庄子的齐物逍遥在历史上演变为养生之术,老子权变理论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云云,并非是实现其小国寡民理想的政治途径,而是为以后的历史提供了阴狠老辣而又深藏不露的帝王之道。这种帝王之道既不追求高贵的光荣,也没有美好的梦想,而是实际得斩钉截铁,任何人只置身权力中心都可以得道从而得心应手地操作整个政治机器的运行。《红楼梦》中的老祖宗史太君,想想也不过一个在官宦家族长成的女人,但她就能深得权术谋略的堂奥,将垂帘听政一术玩弄得相当到家,既摆平整个家族,又给自己留出十分充足的享福余地。尽管那种享福使她在智力上逐渐衰老乃至老眼昏花,但能够如此兼得鱼和熊掌,着实不易;由此也可以想见老子权谋之于帝王之道的太极功夫有多么深湛。

  

   同样相对于孔子的天真和人情味十足,孟子可是在孟母的严格教育下很不容易地获得成就的,因此他的仁政理论被他发挥得霸气十足。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振振有词的雄辩气势,不仅震撼人心,而且统摄天下。仁义道德在孔子那里还仅仅是良好的愿望和美妙的理想,但到了孟子那里就变成了非如此不可的绝对理性和绝对意志,仿佛政治就等于仁慈的心肠和善良的美德,其间既没有利益因素,也没有法律制约。老子给权力提供的操作原理,在孟子那里全部演变为道德神话,从而为王者整治民心带来了极为现成的话语权力。帝王们从此可以用老子之术治人,用孟子之道治心;前者呈现为权力话语,具有做得的说不得的性质,亦即可为者不可说;后者呈现为话语权力,具有说得的做不得的特征,亦即可说者不可为。

  

   在《红楼梦》中,贾母从来不把对木石前盟的反感放在嘴上,即便紫鹃将此惊天动地地挑明在众人眼前,她也不过以小孩家玩话的定性打发之。唯一的一次侧面论述,是在女先儿《凤求鸾》故事上的借题发挥。然而,正是这种很少提及的事情,却是被置于实际运行操作中不声不响地处理的重大问题,否则林黛玉怎么会有那么深重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呢?同样,整个家族男女的纵欲荒淫和作威作福,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即便闹将起来,贾母也不过说一声“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至于老义仆焦大以屈原式的悲愤当众揭露控诉,下场自然只有被塞一嘴马粪了事。与此相反,贾母及王夫人们整天挂在嘴上的宝钗之美德、袭人之贤良,却是连宝钗袭人自己都心中有数的道德牌坊。就好比节妇烈女的传奇故事,都是大家说说而已,明白人谁也不会以身相试。至于忠臣贰子,也是做皇帝的和做父亲的家长们对臣子儿子的苛求,历史上又有几个皇帝忠于过他的臣民?或者说在中国社会中又有多少父亲尊重过子女的权利?然而,历史就这样构成了,按照老子的精明和孟子的霸气,构成所谓王道霸道并举或曰内对外王之类的权力和话语中心,将暴力和语言巧妙地揉和成既阴狠又虚伪的帝王之道,自周秦以降,经久不衰。

  

   当然,《红楼梦》在揭示这样一种话语系统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组构这个系统的其他侧面;诸如屈原的忠君爱国,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捭阖,孟尝信陵诸君的贵族风度,聂政荆轲之辈的侠义气概,等等,等等。

  

   作为一个诗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当然首屈一指;然而,作为一介忠臣,他那忠心耿耿的终极造型便是焦大式的义仆。虽然从屈原的悲剧形象到焦大的喜剧形象,其间相支甚远,但在对君王和主人的愚忠上,二者又何其相似。从屈原到焦大的这种表面相距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陌生感和不相干,与其间相隔的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有关,诸如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岳武穆拼命江山,还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有宋末忠臣抱着孩儿皇帝投江赴死,作为对屈原的一个遥远的仿效,如此等等。经过几千年的认真学习和悉心领会,中国人对这种忠诚已经相当熟悉,并且在心理上操练得十分娴熟。立正--学习屈原,稍息--留取丹心;向左转--拜见关公,向右转--叩见岳飞;如此完全彻底地被忠诚化了的中国人,突然有一天被告知他们除了自己对什么人都不用忠诚时,他们也许会发疯的。正是这样的心理定势,使屈原作为一个忠臣意象在中国民众尤其是多嘴多舌的中国文人心目中行情始终看涨,更毋需说国难当头时的暴涨,以致血肉之躯都得奉献出去做人肉长城。也正是这样的心理定势,使读者在读到焦大醉骂的当口,忍不住热血沸腾,仿佛又听见了《离骚》声响。

  

   似乎是对忠诚的一种补充,周秦时代除了屈原的忠臣意象,还有苏秦张仪的游说之风,以示中国文化除了愚忠之外还有狡猾的一面。这种说客经常以客卿的面目出没于诸国朝廷,他们没有理想没有原则,然而巧舌如簧,极善于权衡眼前实际利益的轻重得失。这类人物在《红楼梦》中的典型造型,便是那个薛姨妈;她以客卿的客居身份,如同纵横家出没于朝廷一样地陪伴在贾母的牌桌旁。她一会儿巧妙地奉承一下老祖宗,一会儿得体地夸奖一下王熙凤。这种游说能力在小说中的极致发挥,便是爱抚林黛玉和客居(进驻)潇湘馆。正如纵横家们的游说最终将战国局面说向了秦王朝的一统天下,薛姨妈的爱语把金玉良缘逐渐推向贾母的牌桌,提上家族婚姻的议事日程。

  

相对于历史上忠臣与说客的这两种文化习性,《红楼梦》还成功地从当年孟尝君信陵君那样的贵族风貌,推演出北静王和冯紫英这样的末世王公和庸常公子。他们在小说中并不恶俗到贾珍薛蟠那样的地步,但已经失落了昔日的大家风度,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中消磨生命,颇有日薄西山的夕照景象。历史的这种褪色,在民间的侠义风尚上,则从《史记》所记载的《游侠列传》那样动人的传奇,在《红楼梦》中退化到了醉金刚倪二的人物造型。相对于贾芸舅家的势利,倪二的确豪侠气十足;但相对于当年那么潇洒那么光彩照人的侠义之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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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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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楼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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