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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

更新时间:2021-08-17 13:34:27
作者: 薛小林  

   一 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

   (一)从历史分期看东汉的时代特征

   光武帝重建了刘氏江山,但东汉不是西汉的翻版,时移世易,两汉建立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及政治的风格、社会的结构、国势的走向均有很大的差别。东汉一方面继承了西汉一代的政治制度、统治经验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背负了西汉二百年累积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影响了东汉国势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两个均以“汉”为名的朝代之间的“异质”断裂并不少于“同质”延续。

  

   历史分期体现了史家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魏晋封建论”,或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学者的历史分期中,东汉处在一个转折过渡期。东汉之前与之后是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性质均有较大差别,前一个阶段在东汉逐渐终结,后一个阶段的新特征在此时逐渐形成。有日本研究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这样的分期借鉴了西方史学家对西欧历史划分的方法,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并非对西方理论教条进行硬性套用,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其成果与魏晋封建论的结论有可互相印证之处。历史研究一般依照朝代更替来区分,做法虽然方便但并无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应该遵照一定的立场和标准,对整体的历史演进动脉和节律有所把握,做出符合历史内在波动大势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不是随意的和无关紧要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体系,是“史识”的体现。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第二次是唐宋之际。以这两个重大转折作为过渡期,有的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做出如下分期: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第一个过渡期,从东汉中期到西晋,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异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个过渡期,唐末到五代,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第三期近世,从宋代到清代,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期。

  

   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区分,应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做内外两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中国某一地产生的文化,渐渐发展并向四方扩散的路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方扩散的情形。第二,是反过来看,中国文化向四方扩散,由近及远,促进了其附近“野蛮民族”的觉醒,这些“民族”觉醒的结果,则时时出现强大的力量,向中国的内部产生反作用的势力。这就像水波受到池子周围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本书所讨论的两汉王朝与西州互相作用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由中心扩散到边缘,再由边缘回波到中原腹地的互动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回波”作用主要发生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国家的回波作用要大于南方少数族群的回波作用。

  

   对中国历史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唐宋变革论的相关讨论已经很多,但对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历史转折,学界讨论并不充分。谷川道雄认为,汉武帝的扩张使得汉帝国将匈奴、羌、氐等部族都纳入帝国的版图中。汉帝国扩张的完成也意味着民族冲突的复杂化和剧烈化,东汉时期的羌人动乱,就是由于不堪汉朝重负引起的,导致了东汉的衰亡。汉代的历史,就是帝国对外发展成功后,结果反作用于自身的典型例子。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可从中国文化的对外发展,及由此而引发的周边族群向中国内部渗透这两个矢量来把握。由此两个矢量看来,汉帝国确实是一个对外发展的顶点,而帝国的崩溃则是向着由其自身产生的反动潮流转化的转折点。 [1] 谷川氏“两个矢量”的观点,对把握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第一个矢量是中国文化因素向周边的扩散发展,第二个矢量是周边“异族”在受汉文化影响觉醒后,反向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中国古代历史之波动大势就是这两个矢量不断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的“回波”作用之所以能深度影响国势兴衰,除了外部因素外,还需要从东汉帝国内部寻找原因,如皇权的衰微、外戚与宦官的乱政、豪族及地方离心势力的发展、关东关西政治军事的失衡与矛盾等,这些因素与周边“异族”的反馈力量交互作用,促成了汉魏之际的重大历史转折。一般认为东汉光武、明、章时期是东汉的盛世,明章之治甚至可以与文景之治媲美,但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文景之治”留给汉武帝的是丰厚的遗产,汉帝国之国势在武帝时发展到高峰,但是明章之后东汉帝国一蹶不振,长期处在“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面。我们不得不追问东汉初期所谓“盛世”的真实情况,或许在“盛世”表象下潜藏着若干导致中后期国势走向不振的因素。笔者相信东汉中后期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和民族问题,其根源早在光武、明、章三帝统治时期已经埋下了。从内在方面来看,帝国政治的紊乱腐败、豪族的膨胀及地方分离倾向的抬头,导致了东汉逐渐走向六朝贵族制政治和国家分裂;从外部因素来看,东汉帝国周边部族的反叛,最终演变成为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五胡占据中原,汉人政权逃徙南方。

  

   西汉帝国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与周边各族扩大了接触与交往,但并没有毫无原则地将“异族”纳入帝国内部,虽有部分匈奴、氐、羌部落迁入塞内,汉廷设属国安置之,但数量不大,管理有力,而且堠塞烽火严明,所以并未生出什么事端,在边防上不构成重大隐患。待到东汉时期,帝国周边族群内徙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逐渐失去控制。首先是匈奴,因为遭遇内部危机,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款塞内附,汉廷将南匈奴各部安置在北部缘边各郡,目的是“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 [2] 。南匈奴布列“北边”各地,南单于居西河,“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3] 。乌桓也徙入塞内,《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 [4] 邢义田指出:“东汉自建武九年、十年伐匈奴无功以后,即采取消极退避的政策,将雁门、代郡、上谷、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诸郡之边塞放弃,而将边民先后迁往常关、居庸关以东及河东之地。因此当南匈奴、乌桓归附时,立即填补了边地的空虚。” [5] 较之匈奴和乌桓,西北地区羌人内徙的情况更加严重,内迁羌人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迁徙范围大。羌人叛服无常,内徙不久后又叛乱出塞,之后又接受招抚,徙居塞内,反复迁徙的情形并不少见,内徙的羌人不但在西州各郡均有分布,而且还深入到三辅,甚至是河东、河南一带。 [6]

  

   光武帝初年采取了收缩防线的边疆策略,内徙百姓,将捍御匈奴的任务交给了投降的匈奴,以夷制夷。后来光武帝虽然下令内徙的北边诸郡居民回归本土,但效果并不明显,东汉一代“异族”内徙的情况不断加剧,不但没能完成对徙入塞内“异族”的汉化,边境地区汉人的蛮夷化趋势反倒更加明显,汉帝国北部边缘地带布满“异族”,边民也都颇染胡风。谷川道雄把大量“异族”入据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情形称作“汉代世界帝国的成立”,但是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边境的豪族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找到与“异族”和平友好的相处之道,族群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谷川氏说:“汉代世界帝国的结构中必然存在的一些矛盾也日趋尖锐。华北各地虽有胡汉杂居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夷夏为对等的关系。早在东汉初,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言语、风俗习惯的不同而行欺压、剥削之能事的‘小吏’、‘黠人’才是投降羌民再次发动叛乱的原因。大家都知道,2世纪初爆发的羌族大叛乱拖垮了东汉国家,而导致叛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据说就是源于汉朝官吏及豪族强制性的苛刻役使。这一种族间的不平等,或者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代。西晋武帝时期,凉州的氐羌族叛乱据说也是由于汉人地方官‘侵侮边夷’、‘妄加讨戮’之故。” [7]

  

   当时汉人尚没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传统的“夷狄观”将“夷狄”比作禽兽,随着汉文化的扩张,汉人的优越感和对“异族”的鄙夷意识越来越强,这种意识影响到汉人对待周边族群的态度和方式。内徙到塞内的“异族”,整体生存境遇越来越恶劣。以南匈奴为例,开始内附的时候,因为东汉需要借助其兵力守卫边疆,其部落组织大体得到保留,单于和各部落首领的威望勉强维系,但是单于却受到汉廷派遣的使匈奴中郎将的监视,汉朝官员也逐渐直接干涉匈奴内部的事务。降至汉魏之际,曹操分匈奴为五部,立五单于,无视匈奴的政治传统和部族利益。晋末匈奴人反叛时,宣称的理由就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8] 。魏晋时期匈奴的境遇不是突然就如此的,而是内徙后历经东汉、三国时期不断遭受汉人政权、地方豪民侵蚀、压迫,一步一步恶化的结果。

  

   内徙羌人的境遇在一开始就非常糟糕,早在西汉元帝时,侯应谈及保塞羌人时就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自汉武帝时期汉人与羌人大规模接触以来,羌人受到汉朝官吏及豪民压迫、剥削、虐杀的记载连篇累牍。李吉和根据羌人内徙地距离原居地的远近,分类分析了徙居陇西、金城与徙居安定、北地、上郡和三辅的羌人部落组织情况,“被安置在陇西、金城等地者,因接近羌地,汉朝统治力量薄弱,因而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部落组织较完整,而“徙入安定、北地、上郡以至三辅的羌人,则与属国民和保塞羌有较大区别。他们与汉民杂处,受郡县的制约,但与边民仍有别。这些羌人因都是多次迁徙,或在战争中被打散,种姓家支已不及原来完整” [9] 。李先生的这种分类有一定的意义,越往帝国内部迁徙的羌人,其部落组织解体越严重,受到汉人压迫的程度越深。但是羌人与匈奴不同,匈奴曾经以草原帝国的形式出现,是汉朝的劲敌,汉人虽然也瞧不起匈奴,但是曾以“敌体之国”对待之,匈奴是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畏惧“心结”。羌人始终是以分散的部落组织形式出现,没有复杂的阶序和集中权力,与匈奴相比更不开化,汉人对之一直是轻慢、鄙夷的态度,毫无尊重与理解可言,所以羌人部落组织完整与否,与他们受到汉人压迫的轻重与否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内徙羌人的境遇从一开始就非常糟糕,不似匈奴在内徙前期境遇尚可,只是后来逐渐恶化。但是,二者的部落组织在内徙后不断解体的趋势是一致的。

  

东汉朝廷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太过于迷信“以夷制夷”的方针,使得布列在帝国边疆地区的“异族”保持了强劲的武力,而东汉自身却武备松弛,尚武精神不再,这对帝国安全构成巨大隐患。到魏晋时,这个严重问题引发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徙戎之论”。曹魏时邓艾基于大量内徙羌胡潜在的危险,提出“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10] 。西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言:“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11] 最著名的是江统所作《徙戎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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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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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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