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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近古乡村基层催税单位演变的历史逻辑

更新时间:2021-08-17 13:24:01
作者: 包伟民  

   摘要:

   催征赋税是帝制时期乡村基层管理的主要内容,从具体负责家至户到地向人户催征的基层催税单位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它的规模与实际可操性,将各种重要制度要素前后通贯起来作观察,可以发现从宋初的乡管制到熙丰年间开始形成的乡都制,是帝制国家重组乡村基层社会的一大环节。在乡都制之下,宋廷一直试图将催税乡役的负担均摊到一般民户,从而形成了以二三十人户的结甲制,与百余户的户长/大保长催税制,但均因有其不足而陷入两难困境。经元代的承续,到明初再次重组乡村社会,形成结合两种制度要素的里甲制,终于对自唐末以来基层催税制度的演变做出总结,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乡都制;催税单位;甲头;户长;大保长;

  

   引言

   萧公权先生曾有名言:“自秦始皇以降,(中华)帝国控制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实质变化。”1其实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也是如此。早在秦汉时期,“乡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2,朝廷对乡村基层的管理集中在征催赋税与治安管理这两大事务之上。这一“基本原则”在帝制时期一以贯之,及至晚期,如《大明律》的规定,轮年应役的里长甲首的基本职责就是“催办钱粮,勾摄公事”3。同时,另有保甲组织负责地方治安。

   当然,制度的细节则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代有更革。相对而言,催征赋税实为基层管理的首要任务,更为帝制国家所看重。因此,历代制度的调整无不受国家税制的影响与制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改“以丁身为本”之租庸调法,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4,可以说是我国帝制时期最为重要的税制改革,其影响所及,也引发了乡村基层管理制度历时五六百年的结构性调整,及明初定制,才算是对这一长期演变做出总结。

   关于这期间乡村基层管理制度演变的各个侧面,已有相当丰厚的研究积累,其中与本文议题直接相关的是乡都制如何确立的问题,周藤吉之的《南宋鄉都の稅制と土地所有——特に經界法との關聯に於ぃて》,与吴泰的《宋代“保甲法”探微》,是中日学界两篇最具代表性的专论。鲁西奇近年连续刊布专论,尤其对基层社会组织在南北区域差异等方面,多有揭示。学界其他讨论也多见新意,阐明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现象。5?不过从唐末到明初,将关于乡村基层催税单位各种重要制度要素前后通贯起来的观察,则略有不足,以至学术史上的不少讨论常常局限于制度的某些时段与某些侧面,为后人留下了一定深入的空间。

   关于催税——古人多称催科,自有不同的行政层级之别。县令(知县)作为帝制国家最低层级行政区的主管官,是催征一县之地赋税的主要责任人。县政府之下,历代都置有一定形式的基层管理单位,其中直接与县衙相衔接的中层组织——秦汉以来都称为乡,其头目之于催税比县官更为直接,但因一乡人户规模较大,乡的头目职在督责而已。真正面对每一个编户齐民,“家至户到”上门催征的基层单位,或可称为底层催税单位,如何在各种因素制约下前后演变衔接,这就是本文试图讨论的议题。所谓近古,泛指从唐末到明初,其中关键在于两宋三百年,本文的讨论也将主要围绕两宋的制度演变来展开。

   一、从乡里制到乡管制

   宋人关于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记述,涉及国初部分,不同文献虽然详略有别,行文结构相当雷同,使人有一定理由相信它们应该出自某个共同的底本——国史。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文字,其中个别细节与史实略有出处,下文在讨论中随处指出。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里正,里正于第一,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天圣以来以上户多占色役,于等四等差。耆长掌盗贼烟火之事,其属有壮丁。耆长差第一等、第二等户,壮丁差第四、第五等户。至和元年罢里正,增差户长。6

   据此,北宋前期在乡村基层设有“掌课输”即负责催纳赋税的里正、户长与乡书手系统,以及“掌盗贼烟火之事”即负责地方治安的耆长、壮丁系统,这两大系统的负责人都是从不同户等的主户中差派的。

   可是,有两个方面的关键信息,在这一高度概括的文本中却付诸阙如,其他存世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也十分稀少,以使今人对它们多略而不论,仅见的一些讨论也多失于泛泛。

   第一,宋初这一“掌课输”与“掌盗贼烟火之事”的双元体系是如何从前代演变而来的呢?

   唐初承前代之旧,在乡之下建构起了主要负责“催驱赋役”的里正组织,与主要负责“督察奸非”的村正、坊正组织。7?这一众所周知的乡里体系,可以说是对自汉末南北朝以来乡村基层管理组织制度长期演变的一大总结。从唐初到唐代中期,各地乡的规模一直维持在五百户上下,论者认为这是当时乡里体系仍然能够正常运作的明证。8?与此同时,正如梁方仲先生早已指出的,“自汉迄唐,八九百年间,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而从唐代中期起,由于土地私有制与租佃制度的发展,使得地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最后“地籍已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9,乡村基层管理所依据的从原先的人户一元要素演变走向了人户与土地两元要素,而其中制度的转折点就是从建中元年开始推行的两税法。新制的影响所及,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新一轮的演变过程,但是唐末五代时期各地乡村基层究竟如何回应这一税法新制,文献记载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极为稀少,这使得后人不得不通过其他的一些现象来迂回推测。

   例如有论者发现,时人在记述出生地、葬地和籍贯时,唐代前期大多乡、里连称,到唐末五代则变成了乡、村连称,他们据此推断中唐以后乡村基层组织逐渐发生变化,其基本方向就是“县—乡—里”结构让位于“县—乡—村”结构。具体表现为整齐划一的“里”的功能在逐渐退缩,而自然居民点“村”的功能在扩张和强化。或者说是乡村基层管理组织从前期的乡里制,转变成为后期的乡村制。10?可是问题在于一方面每当王朝国家进入衰退期,其对基层的行政控制能力退化,类似的现象周期性地出现,以至学者们在讨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时,反复提出过此类的关于聚落(村)行政化的看法11,那么唐末五代这一轮行政化过程究竟具有哪一些特点呢,就值得考虑。另一方面,如果论者所说不误,唐末五代乡—村制之说可以成立,那么它具体运作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

   文献不足征,虽然使人有巧妇无米之叹,却也不妨联系其他历史时期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来略作推断。其实,学者们之所以针对不同时期反复提出聚落行政化的看法,无非是因为它们都表现有一些共性。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以“审民数”为立足点的联户组织慢慢地不再能够随着人口的增长及时做出调整,逐渐固化因而走向地域化;另一方面,基层组织负责人不再受帝制国家的约束,经由官方差派。尽管如魏晋北朝时期豪族控制地方的情形不可能依样照搬,唐末五代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落入地方权势豪户之手,则可以推知。或者通俗地讲,在传统中国,即便完全按官方制度来编排基层组织,也必须将其与自然聚落相匹配,实际上无非是大小村落如何按其人户数、以不同的方式编排组合成行政村的问题。不管是乡—里制,还是乡—村制,都是如此。所谓聚落行政化、或曰“村制”的关键,并非在人户数,而在于其首领人物是否由官府所差派,在多大程度上受官府控制的问题。里或村,本质相同。每当王朝新建,国势复振之际,中央政府都会通过种种措施来重新确立其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以确保地方的臣服与平安,以期征发更多赋役。所以,其中关键也同样在于怎样将对乡村的控制权从豪户那儿夺回到自己的手中而已。

   从唐末五代及至宋初,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演变,大致理路不外如此。只不过赵宋以政变建国,从中央到地方承续多于创制,正如朱熹(1130—1200)所论,宋太祖赵匡胤并没有“尽除五代弊法”,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12。因此,到五代后期国势稍见起色,就有了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十月的“团并乡村”之诏,选三大户为耆长,以察民户之“奸盗者”13。这可以说是唐末五代百余年间帝制国家首次着手整理乡村社会的努力,不过当时也仅触及乡耆治安系统而已,试图将盘踞乡落间豪户强宗们的势力纳入管控,使政府的控制力深入下去。等到赵宋建国十余年后,才进一步整顿乡村组织,那就是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所颁布的新制:“废(里?)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14?此诏一方面重申以耆长主管乡村治安的显德旧制,同时又对乡之下的基层催税单位做出了调整。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下文的话题。

   第二,前引《云麓漫钞》有“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等语,这里其实涉及基层组织两个不同的层级,可是一些关键内容却语焉不详。

   关于里正,仍需要从唐代谈起。按唐初的制度,百户为里,每里设里正为头目。里是乡村组织中的最低层级,里正负责向每一人户催税。在以丁身为本的赋税体制之下,百户的组织规模应该是经过长期实践,在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率双方平衡的结果。中唐以后,随着土地制度的演变与赋税新制的推行,乡村基层催税成本提高,基层催税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由于在唐初以后不再设置乡长,里正慢慢演变成为乡的实际负责人,文献中才出现了例如“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之类的说法。15?在底层直接负责催税的,无论是其组织单位(里,村或者其他的名称),还是实际的负责人都慢慢发生变化,可以推知。尽管存世文献未能给我们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到北宋前期,里正的性质更为明确,虽然它没有乡长之名,实际上却负起了催督一乡赋税之责。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1019—1086)在他向宋神宗所上著名的《论衙前札子》中,明言“又向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16。具体情况各地可能有所差别,例如文彦博(1006—1097)提到的,有些州县因为人户数少,“以三两乡合差一里正”17。但“每乡止有里正一人”,应该反映了全国最一般的情形。现存宋元地方志记载有部分地区一乡之下仅存一个里的情况,估计就是因为推行乡管制之后里的非行政化,以及“每乡止有里正一人”,以致人们又直接称由里正负责的地域为一个“里”,例如南宋上虞县十四乡,每个乡均仅有一里,乡与里实际合为了一体。18?这种情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是及至北宋中期,随着人口增长与乡制的演变,相比于唐代,乡的数量明显减少,乡均户数则大幅度增加。如据《元丰九域志》来做统计,到元丰年间,平均每一乡达2538户,其中主户1671户。19?按这样的规模,已经再也不可能由里正家至户到地来催征赋税了。所谓里正的“掌课输”,只不过是负责督征,即承担一乡范围之内催税的行政责任而已。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人户抗税,里正有时也不得不亲自出马。宋人转相记述的关于浮梁县令胡顺之的事迹,就提到当地“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最后由县令胡顺之亲自出马,采取强制措施,才制服了这个豪强。20?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挨户登门、负责向人户催税的,应该是比里正更低层级的差役承担者,那就是前文提到户长了。

   学者们对开宝七年诏令的理解有不少分歧,主要是因为如果按其原文,“废乡分为管”,与开宝以后乡在各地实际从未被废弃的史实有出入,因此笔者倾向于同意杨炎廷的假设,认为其文可能有脱字,或当正作“废[里],乡分为管”,即所废者为里而不是乡。但不管怎么说,根据这一诏书的精神,当时将在乡之下的联户组织统一称为管,以作为实际负责催税的单位,可以肯定。当然这也绝非全出于新意,长期以来,各地在乡之下必然存在着殊名异称的各类催税单位,此时宋廷才着手整顿,并采纳了“管”这一可能是相对普遍的名称而已。

可是据存世文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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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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