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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近古乡村基层催税单位演变的历史逻辑

更新时间:2021-08-17 13:24:01
作者: 包伟民  
开宝以后各地设管的例证并不多,而关于里的记载却不少。这里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里的设置历史悠久,至此它们已经逐渐地域化,转变成为了地名,所以才被地方志等文献广为记述21;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反映了宋初立法“可因则因”的特点,各地在乡俗影响之下,旧瓶装新酒,以旧里之名而行新管之实。不管怎么说,从各地普遍设置户长的情形,可以窥见开宝七年的“乡分为管”的诏令基本上是得到了落实的。所以才有例如包拯(999—1062)所说,在河北诸州军,“其秋夏二税并是户长催驱”22,以及如韩琦(1008—1075)建议,“税赋只令户长催输,以二年一替”的情形。23?这也是笔者认为宋初乡村管理组织从前代的乡里制转型为乡管制的主要理由。我们其实不必过分在意于乡之下所设置的人户编制组织,不同地区的赵宋臣民究竟怎样称呼它,总之它是由户长负责、最低层级的“主纳赋”单位。换句话说,对于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我们不应该只要看到一个不同的名称,就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而更应该观察它的功能实质。

   存世文献中关于宋初州县设置管的数量的记载尤其少,唯一明确的可能就是明代《嘉靖彰德府志》引录宋代旧志所载的相州一例了。由于其所载相州属县仅有安阳等四县,可以判断其为熙宁六年(1073)并省永和(由永定县改)、邺县两县以后的情况,下文据以列为表1。

  

   资料出处:1)旧、今乡数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五《河北道四·相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4—1142页。2)元丰年间乡数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河北路·西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第78页。3)熙宁后管数据崔铣纂修《嘉靖彰德府志》卷八《村名》引《宋志》,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64种影印明嘉靖元年刻本(1981年),第23A—30A页。

   表1所列相州各县设乡之数,其中“旧”“今”两项均据《太平寰宇记》。据学者的研究,旧乡数当系引自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今乡数则为太平兴国后期的情况。据此,宋初相州各县所设管数与唐后期的乡数相对接近,而为并乡后各县所设乡的数倍。

   不过如果我们仅看户长的人数,而不在意其所负责的催税单位名称,则还可有福州一例(表2)。

  

   资料出处: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三《叙县》、卷十四《州县役人》,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影印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第7797—7815、7898—7900页。

   如果我们确定每个户长负责一个催税单位(管或者其他名称),则可见熙宁年间福州十二县共设有142个催税单位,平均一乡分设两个略多。

   仅仅根据这样两个例证当然很难展开归纳分析,但我们仍不妨以此为引子,来略作讨论。至少从这两个例证可见,相州与福州两地各县所设之管,它们的人户规模都不小。在相州,安阳等四个县共置55个管,若据元丰年间相州的户口数估计,全州主户26753,客户21093,平均每管主户达486户,合计主客户更近870户24,又福州十二县共置户长142人,全州的户口数,取《元丰九域志》卷九所记主户114636,客户96916,则平均每管主户达807户,合计主客户更近1500户。25?两州每个基层催税单位如此庞大的人户规模,使人难以想象从二等户差派的户长有能力承担起挨户催征两税的任务。

   更令人不解的是,相比于南宋时期连篇累牍的关于基层催税役人困苦的记载,北宋文献中略可与之比拟的似乎只有里正衙前,他们在服乡役后更入县役衙前的重难差遣,才有破家之患。前引《云麓漫钞》称“至和元年罢里正”并不确,实际上是到至和二年(1055),宋廷应韩琦的建议,废除让里正在服乡役后再到县政府充任衙前的里正衙前,改为直接从乡村上户轮差衙前的乡户衙前之法,但并未解决问题。所以等到宋神宗继位后,治平四年(1067)六月三司使韩绛(1012—1088)上言,说他自己历官四方,“周访害农之弊,无甚于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26。熙宁二年(1069)三月,宋神宗看到内藏库上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大受刺激,才下决心改革役法。27?而里正们在乡村所任“掌课输”之责,虽然有“代纳逃户税租,及应无名科率”等等负担,在韩琦口中,却仍称其“号为脂膏”。至于户长,也少见役重破家之说。这固然有北宋相关记载存世者过于稀少、而所仅存者又大多出于中央官员立场的原因,此外还有两种可能性不应忽视。

   其一,当时里正负责“掌课输”的人户规模动辄一二千户,少数县分甚至减并到只设一个乡,这里且不说。即便是户长,如相州与福州的例子,也达到五百至八百户,已经明显超过唐代的乡,甚至接近明代某些粮长所负责的较小区划的规模了。所以尽管文献记载中未予反映,想象在宋代的管(户长)之下应该另有一定数量的辅助人员,是完全有理由的;某些地方甚至存在某种更低层级的催税单位,亦未可知。

   其二,尽管宋廷规定户长须从第二等户差派,各地实际运作的情形自然远比条文规定为复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文献中倒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出自《州县提纲》:“一乡户长,必有平昔专代充之人,诡名挟户,逃亡死绝,彼无不知,故催科不劳而办。”28?这虽然属于北宋后期的记载,但应该也反映了前期的情况。也因此,宋廷早在淳化五年(994)就有明令,“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29。可是这样的条文在具体落实中不免成为具文,是可以想见的。

   据此,我们似可断言,从存世文献所见北宋前期乡役催税的风平浪静,“不劳而办”,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以官府对基层催税人的某种权力让渡为前提的,这才使得乡村催税有利可图,专人充代之俗因此形成。由此,户长身份也才具有某种值得夸耀的地位,在佛事供养人名单中被特别标明出来。30

   所以对于宋廷而言,如何全面调整乡村基层催税单位的规模,使之既便于实际运作,又有利于官府的掌控,实在是从建国以来就理应措置而未予着手的任务。《云麓漫钞》称至和年间“增差户长”,或者也当从这一思路来做理解,那就是宋廷试图通过增加基层催税单位的数量,来控制其规模,不过未见显著成效。对于像乡村基层组织这样的经国之制,显然并不是修修补补所能奏效,而必须在全国上下发起一场全面的制度创新才能完成的。这就是接下来在熙丰年间由宋神宗、王安石(1021—1086)君臣主导的新法运动中上演的历史事件了。

   二、乡都制与它的催税单位

   前引《云麓漫钞》接下去又说:

   熙宁二年募耆长、壮丁,四年仍旧于本等人户轮差。五年罢户长,六年行保甲法,始置保正副、大小保长,机察盗贼,别召承帖人隶其下。七年轮保丁充甲头催税,绍圣元年耆户长壮丁复雇募法,不许以保正、长、保丁充代。寻复保正、长法。既又罢甲头,以大保长催税,其保正、长不愿就雇者,仍旧法募税户充耆户长壮丁。

   这一段文字所记述的,就是熙宁年间推行保甲法与雇役法之后,保甲法怎样一步步地与乡役相混融,并最终促成新的乡役体系形成的过程。南宋人陈傅良(1137—1203)称之为“以保甲法乱役法”31。不过保甲法之所“乱”者,实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机察盗贼”的治安体系,另一则是催税体系。我们这里仅讨论催税体系。

   对于保甲法如何融入乡役催税体系,前人多有讨论,主要意见是认为因为宋廷逐步挪用了本来应该用来招募乡役人的免役钱,于是不得不转差保甲人员来承担乡役,雇役法因此变质。这也是宋人的普遍看法。此外,还有论者注意到了随着新役法的推行,乡村承担差役的人数增加的现象。32?宋神宗去世后,旧党执政,废雇役法,恢复差役旧法,到绍圣初哲宗亲政后又复行雇役法。这期间乡役制度在细节上有一些调整,不过新役法体系从此形成,总体是差雇并行而以差为主,直至南宋又有一些演进,直至最终定型。

   近年来黄敏捷通过深入分析保甲法混入乡役体系的具体过程,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新见。她认为熙宁雇役新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州县役的困境,用于招募乡役人的钱物本来相当有限,而且乡役雇直流失最严重的时段并非熙丰,而是在元祐年间及南宋初期,因此从熙宁后期起乡役人复行招募这一现象来断言雇役法的“变质”,存在着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的嫌疑。此外她还追溯了熙宁乡村催税结甲制度的渊源,认为它来自青苗钱敛散制度中的结甲相保之法。33

   总之,学者们对自熙丰年间起保甲与役法融合、乡都制形成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全面,几无余义,可能仅有关于乡都新制之下催税制度问题,还稍有深入的余地,下文谨略作分析。

   乡都制对于当时乡村社会最为深刻的影响之一,无疑在于由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以都为核心管理组织的架构,基层催税单位即据此重组。这当然是以保甲组织为基础建构起来的。

   熙宁保甲法有军事教阅与治安缉盗两种不同类型,“乱”役法的是后者。治安型保甲于熙宁三年十二月开始试行于畿县,熙宁六年八月推广至全国。起初作为试点推出的《畿县保甲条例》,规定每十户为一小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一都保共计五百户。到后来向全国推广时,改为每五户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也就是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规模缩减了一半。34?这看来是考虑到了组织规模过大不便运作的因素做出的调整。联户组织的基本原则虽然是按人户数来编排建构,在具体实施中必须考虑如何与乡村聚落相匹配、实际就是大小不一的自然村怎样组合成一个行政村的问题,不能生硬拼凑。当时的条例因此还规定“但及二百户以上并为一都保”,可以说一个都保的规模大体在二百多户上下浮动。

   这样整齐划一的条文在全国各地的具体落实,自然会碰上种种阻碍而打折扣。例如反对新法的州县官员的消极应付,以及地方乡俗的影响等等。文献中也留下了相关的一些记载。例如熙宁九年四月,受命察访荆湖等路的蒲宗孟(1028—1093)报告说,“湖北路保甲无一县稍遵条诏,应排保甲村疃,并以大保都保止于逐村编排,更不通入别村,全不依元降指挥”35。地方上敷衍应付,只是机械地依逐村人户来组织保甲,“更不通入别村,”未能贯彻朝廷条令的基本精神,将附近的大小村落组合起来,以尽量符合各级保甲组织的人户数要求。又据后世地方志记载,在越州上虞县,只是简单地“改里曰保”36。又扬州,都保均以序数编号,但同时又各载里名,如“《宋志》……太平乡,十二都曰里居里,十三都曰上沛里,十四都曰白浦里”37,显见也是改里为保的套路,拿新瓶装上了旧酒。不过总体讲,熙宁编制保甲可谓赵宋建国以后首次全面重组乡村社会,尤其是当时君臣推行新法之坚决有力,察访专员四出,恩威并施,总体讲保甲法在地方社会的落实是比较彻底的。如泉州惠安县,“本县二十里,为都三十有四”38,说明都保就是在传统里制之外重新编排而成。文献记载中例证很多,不必赘举。直到南宋前期,仍可看到地方州县按人户数量来调整保甲组织的记载,显见以人户数编排保甲的原则基本得到了落实。

   这样一来,随着保甲混入役法,就产生了旧乡役催税单位与新保甲体系如何衔接匹配的问题。当时形成的新催税单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是联户结甲。熙宁七年十月辛巳日,专管常平新法的司农寺上言,“乞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二三十家排成甲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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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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