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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更新时间:2021-08-16 17:45:57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作为一种流行于互联网上的新型视听媒介,短视频的崛起或许在媒介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将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短视频媒介是"后文字时代"的一种平民媒介,它唤醒和激发了普通人的传播本能,促成了福柯所言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短视频媒介最大的社会价值即其"全民记录"价值。与文字时代的帝王起居注迥异,短视频时代出现了无数的"平民起居注",其对社会的影响既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其历时性影响之一在于它生成了一种新型史料。短视频有着自身的媒介逻辑和历史社会学效应,其带来的"无名者的出场"并非国家所赐,而是互联网商业化创新的一种"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在历史社会学层面产生不少"意料外后果"。理解这种"溢出效应"与"非预期后果",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

   关键词:无名者; 短视频; 媒介史; 信息史学; 媒介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

  

   一、引言:短视频让大家“看见”彼此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社会运行的脚步。“新型冠状病毒”侵扰下的2020年可谓史无前例。当然,这一切终将进入历史。想象一下,假如一位生活在2520年的历史学家,他对五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感兴趣,那么他依靠什么来认知和复原我们今天的世界呢?毫无疑问,这取决于他能够获得的史料。信息史学认为,历史学的本原是信息,还原历史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处理信息的过程(王旭东,2019)。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告诉我们:“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2016:4)。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也一定适合于未来的历史学家。我们今天所有的新闻报道,不论来自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也不论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这些记录毫无疑问都将成为未来的历史文献。可想而知,作家方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轰动全国的60篇“武汉日记”,一定会成为一种个人化视角的“史料”。不过,另外一种非文字的、更为大众化的“史料”也不容忽视,这就是“短视频”所记录和呈现的日常点滴和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封城”期间一位武汉女市民在阳台上敲锣救母的情景,一个女孩深夜追赶殡车哭喊着“妈妈”的情景,就被人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一位湖北的卡车司机,拉货期间碰到“封城”,在高速公路上流浪了一个星期之久,他在自己货车头里自拍的一段视频中一脸疲倦地哭诉:“真的太累了,太累了。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个地方让我停下来,好好睡一觉、吃一口饭,我就满足了。”类似这样呈现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短视频不胜枚举。

   短视频的出现让人们即便在“封城”期间还能够了解周围的世界,并“看见”彼此。这些普通人拍摄的短视频数量巨大,从不同侧面记录了抗疫期间中国民众的日常百态。它们出现在抖音、快手、新浪微博、微视、bilibili等各个短视频平台,也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中广泛传播。这些记录或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史料。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史料的载体感兴趣或足够敏感,他会敏锐地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媒介形态——短视频正在流行,并日益成为互联网上的一种主导性媒介。今天,短视频不仅在民间的传播活动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就连官方的信息传播,也正在“短视频化”。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59亿,占网民整体的88.8%;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6.48亿,占网民整体的75.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8月29日)。接触和使用短视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生活中的常态。

   短视频的流行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和文化景观。鉴于媒介“已然成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夏瓦,2013/2018:5),并且在历史、社会和文化转型中发挥着巨大影响,我们也极有可能因此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上。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反观我们这个时代,一定无法回避如下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短视频为何会突然崛起?短视频的崛起对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言,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促成这些改变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新的媒介形态的崛起及其后果对历史走向和历史研究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离不开对这一媒介的历时性分析,将短视频置入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域中来考察。

  

   二、全民记录:短视频媒介革命的信息效应

  

   在21世纪1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短视频媒介异军突起,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至2020年,用户规模将超过10亿。随着5G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短视频或将成为主流传播以及人们社会性认知的最重要的媒介表达形式(喻国明,2019)。从全球范围来看,不论影响力还是使用人口的规模,短视频在中国的发展无疑走在世界的前列,可谓一道极具中国特色的媒介景观。

   (一)短视频媒介对文字记录历史的挑战

   对短视频媒介的理解离不开对互联网历史的考察。事实上,短视频是互联网发展到“自媒体时代”的产物,是“自媒体革命”的新发展。自媒体革命将传统媒介时代潜在的、数量有限的信源及沉默的受众变成了积极的、无限量的传播者(潘祥辉,2011)。短视频的崛起则将自媒体的演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起其他类型的自媒体,短视频媒介的使用者更加广泛,也更加“平权化”和草根化,并且更加彻底地摆脱了文字媒介的束缚,显示了其潜在的革命性。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言:

   过去在互联网上,虽说人人都是传播者,但是都以文字书写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而文字书写从深层的逻辑上看,仍然是以精英人士的表达为主流的一种表达范式。因此,在书写时代,能够在网络上表达思想、看法的始终是社会上的一小群精英,95%以上的大众只是旁观者、点赞者和转发者。而视频则是与之前媒介表达方式不同的一种泛众化的传播范式。从4G时代开始,视频为普罗大众赋能赋权,将社会话语的表达权给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视频这种最简要、直观的形式与他人和社会分享,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变(快手研究院,2019:290)。

   从长时段的人类媒介的发展史来看,短视频的流行确实构成了对文字主导历史记录的一种颠覆。自古以来,文字一直在人类历史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在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文字是记录的媒介,也是记忆的媒介,文字在人类社会“凝聚性结构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巨大。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将人类的历史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以仪式为基础不断重复的阶段和基于文本进行解释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水岭令人瞩目。”(阿斯曼,1992/2015:96)历史发展到21世纪20年代,我们似乎正在面临另一个分水岭,视频尤其是短视频正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记录和记忆功能,甚至可能超越文字媒介在历史上的地位。尽管视频媒介早在20世纪就已经出现,但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都还只是一种单向传播,是少数人才拥有传播主体权的媒介。短视频是互联网发展到自媒体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是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之后的一个新物种。不同于长视频,短视频的篇幅更加短小(一般5分钟以内),非常容易制作和传播,适应了碎片化时代人们的信息偏好。正如研究者所言:“短视频制作简单,没有题材限制,不需要高学历,甚至都不需要会写字,是人人可以拍,人人可以看的。”(陆地,杨雪,张新阳,2019)“去文字化”的短视频真正实现了表达的平民化和大众化,将人类传播的历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国学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用“媒介域”这个概念来描述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文明史分期,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德布雷,1991/2017)。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视听媒介,可以看作是“视听域”的一种新的进化形态。当短视频成为一种主导性媒介,它自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即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也表现在历史层面。

   (二)“无名者”的出场与“平民起居注”的崛起

   从媒介学的观点看,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载体,也是一种技术体系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陈卫星,2016)。一种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信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意味着围绕它的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变动,并将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拉长观察时段,我们将会发现,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效应首先就表现在它促成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有了短视频媒介,无数“看不见”的无名者不再是被历史排斥或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变身为能够记录自己和他人的能动传播者,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从历史演变来看,自智人走出非洲,人类大体上历经了5000-10000代,一共约790亿人,但这么多“过客”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却寥寥无几。即便进入文字社会,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的,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留下全息影像的,更是凤毛麟角。记录媒介的缺乏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正是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一文中所谈及和反思的问题。通过翻阅18世纪的历史档案,福柯关注到了那些出现在档案中的“无名者”。他发现这些无名者之所以被记录,不过是因为与权力的偶然遭遇。档案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纸,模糊不清。福柯感叹到:“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的编年史,才值得人们用不带嘲讽的口吻来讲述;只有血统的传承、出身与英雄事迹才赋予一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利。而如果说有时确实有些卑贱之辈会得享一种荣耀,那也是借助了某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福柯,1999)“无名者”的这种遭遇,在历史上是常态,要么不被记录,要么被任意歪曲。在中国古代,文字和记录也是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的。“二十四史”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中国特色的“起居注”只被用于记录皇帝和皇后的日常生活,记录“起居注”的则是供职朝廷的专职史官。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文字垄断,但能够进入媒体视野,留下姓名或影像的,主要还是精英阶层。传统媒体时代的记录者是职业记者,人数有限,普通百姓由于缺少媒体接近权,只能被动地进入媒体。只有到了互联网兴起后的“自媒体时代”,随着“传播个人主义”的崛起,“无名者”才获得了表达权和记录权。而到了短视频时代,这种“传播个人主义”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短视频给平民在历史中登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记录自己,呈现自己,制作自己的“起居注”。短视频时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平民起居注”兴起的时代。

“记录”是短视频时代的关键词。短视频平台“快手”的口号是“记录生活记录你”,“抖音”的口号是“记录美好生活”,都突出了“记录”二字。短视频媒介确实是一个适合“无名者记录”和“记录无名者”的媒介。无数普通人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将自己呈现在世界面前,包括那些平时很少有机会“露脸”的打工崽、残疾人、空巢老人以及农村的留守儿童等。在“快手”上,我们可以轻易“看见”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卡车司机、船员、煤矿工人、高压电工、开吊车的女司机、潜水打捞队员、接尸人等。每个人都很普通,却组成了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真实世界。短视频为我们记录下百万个普通人的百万种生活方式,这种记录是海量的、全方位的。2019年,仅“快手”的内容生产者的数量就已超过2亿,每日产出的UCG内容超过1500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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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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