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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 张海波: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

更新时间:2007-01-14 20:49:39
作者: 童星   张海波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社会学永恒的话题

  

  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径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戴维·波普诺,1999 :239) 。因此,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如同地质结构一样,存在着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即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自社会学的经典时代起,就形成了马克思和韦伯两种传统,此后,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就从未脱离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视线。(注1)在国内学界,社会分层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其态势正如边燕杰(1999) 所言,“制度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研究成为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与社会分层一样,社会和谐(注2)也引起了各个时期有责任感的社会学家们的关注,探讨大致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各个独立行动的个人是如何结合成社会的,这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有野心的理论家总是试图架通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桥梁,近年影响较大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便是这样的一种学术努力;二是有矛盾的社会冲突是如何整合的,这是社会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功能主义与冲突论便是对此问题截然相反的理论回应;三是社会分层之后如何实现社会整合,中间(阶级) 阶层(注3)研究或许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本土化概念,“社会和谐”的提出实质上是一种发展观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观最初的形态是经济发展观,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到20 世纪70年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观取代了片面的经济发展观;80 年代以后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把人看作是最高的发展目标;几乎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观问世,它强调人类应该在发展的同时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发展机会与后代人的发展机会平等(童星,2005 :179 - 205) 。在国内,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有这些都是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延续与深入,都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日益重视。郑杭生(2003) 认为社会和谐是一种新型现代性,符合当代社会进展的趋势,其关键在于要在政策上为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社会分层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每一种社会形态当中都无法避免,且会导致不平等。(注4)因此,就有必要消减由社会分层带来的不平等,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之间应该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各阶层和各群体应该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梁丽萍,2004) 。

  我国社会正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整个社会的安全、和谐运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社会分层呈倒“丁”字型,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结构紧张(李强,2005 ;孙立平,2003 :1 —19) 。近年来所讲的社会结构的“断裂”,基本上也是同一涵义。由中国人民大学编撰出版的《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 和2005 年的年度主题词分别是“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和“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下文将在第三个层面上讨论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分层之后如何实现社会和谐?

  

  二、一元和多元与类和实体:社会分层的方法论探讨

  

  如何进行社会分层,在方法论上一直有一元标准和多元标准之争。马克思提出了“一元”阶级分层理论,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所有制将整个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来韦伯提出了“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根据财富、声望和权力三种资源将整个社会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群体。沿着这两种方法论传统,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前者如赖特( Erick Wright ) ,将阶级结构的概念操作化,对美国的阶级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认为无论是根据劳动力中工人的比例,还是根据在各种中间性阶级地位中工人阶级的比重,在美国的阶级关系结构中,工人阶级都是最大的一个阶级(赖特,2002) 。后者的分层依据是市场权力(market power) ,其基本架构是职业。吉登斯(A. Giddens) 认为市场权力包括三种:即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教育和技能资历、体力劳动情况。帕金( F. Parkin) 反对将性别、种族等都作为社会分层的尺度,认为强调这些个人属性的差异会导致社会分层标准的混淆。他提出了一个依据职业标准划分的阶层结构:专业人员、经理人员与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 managerial , and administrative) ,半专业人员与低级管理人员( semi-professional and lower administ rative) ,普通白领( routine white collar ) 、技术工人( skilled manual) 、半技术工人( semi-skilled manual ) 、无技术工人( unskilled manual) ( 转引自郑杭生等, 2004a : 19 - 21 ) 。戈德索普( J .Goldthrope) 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公务人员阶级( service class) 、工人阶级及由底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阶级(intermediated class) (郑杭生等, 2004b) 。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 ,1949) 根据财富、权力、声望等方面的差异,将美国社会分成上上、下上、上中层、下中层、工人和下层等六个阶级。此外,还有依据职业地位或资源占有量将社会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乃至更细致的划分。特雷曼(D. Treiman) 进行了职业声望的社会分层研究,布劳和邓肯(Blau &Duncan ,1967) 则选择5 个与个人地位实现有关的变量——父亲的教育、父亲的职业、本人的教育、本人的最初职业、本人的目前职业,建立地位获得模型,此模型后来得到广泛的应用。

  当代社会分层标准已经多元化,通常采用多指标,结果也是多层次,其中以职业为标准进行分层最为常见。“现代工业社会的职业结构不仅构成社会分层维度的主要基础,而且还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领域联系起来。声望等级与经济阶级的等级都根植于职业结构之中;由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威大部分都是作为一种全日制职业那样运作,因此政治权力与权威的等级也同样根植于职业之中。由于职业通过经济维度影响家庭的地位,并为经济提供劳动力,因此,职业也与家庭联系在一起”(Blau & Duncan ,1967) 。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也并非完全排斥多元。例如毛泽东在20 世纪30 年代对于农村阶级的划分,他首先根据是否占有并出租土地来判断是否有剥削,将地主与富农共同定为农村的剥削阶级,然后再根据是否参加劳动,将富农与地主区分开来,并分别采取“打倒地主”和“限制富农”的政策(毛泽东,1966a :121 - 122) 。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韦伯在分层的方法论上并无实质的对立,马克思从原因变量上寻找社会分层的依据,韦伯从结果变量上寻找社会分层的依据,而生产资料占有数量的大小通常与其财富、声望和权力拥有数量的大小成正比,即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且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原因(刘祖云,2002) 。

  在社会分层的方法论上,还存在着“类”与“实体”的关系问题,这又涉及到社会学研究对象之争:究竟持社会唯名论还是社会唯实论的立场? 社会唯名论认为,“社会”不过是一个名称,“阶级”也只是一个名称,并非实质的存在;社会唯实论则坚持社会是客观的存在,阶级或阶层也是客观的存在。迪尔凯姆( E. Durkheim) 有句名言:“社会先于个人”( society is prior to individual) ,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曾写道:“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1972 :693)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农民只是形成了“类”意义上的阶级,还没有成为“实体”意义上的阶级。同样,他也一直期待法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类) 上升为“自为阶级”(实体) 。冲突主义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则将哲学味比较浓的“类”与“实体”概念转化成纯粹的社会学概念“准群体”和“利益群体”。

  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如果阶层(阶级) 只是“类”或“准群体”,那么社会分层对社会和谐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威胁;但如果阶层(阶级) 已经发展成为“实体”或“利益群体”,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因为阶级分析的实质也就是唤醒本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本阶级由“类”团结为“实体”,而使对手由“实体”分化瓦解成“类”。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国历史上的主导分层法大致可分为纵向分层与横向分类两种形式。革命战争年代坚持纵向分层,以下层为荣。毛泽东曾将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五层,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1966b : 3 - 9) 。在建国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仍然坚持纵向分层,但以上层为荣。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整个社会被分为三层:阶级成分好的,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家属;阶级成分一般的,如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小商小贩等;阶级成分不好的,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将一部分人“打下去”,方式有“戴帽子”、“批判或批斗”、“被打倒”等(李强,1997) 。这种纵向分层及其副产品阶级斗争,带来人们等级地位的迅速变化,造成急剧的社会冲突与动荡,有悖于社会和谐。(注5)

  横向分类则回避了各层级之间地位等级的高低,只反映职业或行业的差异,因此往往成为和平时期人们广为接受的一种社会分层思维。我国国旗图案中四颗小五角星围绕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五角星,蕴意为其所代表的各个阶级同样重要,都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社会被分为干部(含解放军指战员)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几大阶层或群体,彼此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2001 年江泽民对我国的社会分层进行了新的概括:在原有五类人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六类人,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老五类内部和新六类内部都仍然是横向分类,只不过老五类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其政治地位似乎要高于作为党的“群众基础”的新六类(江泽民,2001) 。

  与此同时,陆学艺领衔的课题组根据职业的分化和三种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的占有,抽取了深圳、合肥、福清、汉川、镇宁等地的几千个样本,对我国的社会分层进行系统的描述和研究,将整个社会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和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由高到低分别是: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 经理人员阶层;3) 私营企业主阶层;4)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 办事人员阶层;6) 个体工商户阶层;7)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 产业工人阶层;9) 农业劳动者阶层;10)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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