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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星 张海波:社会分层与社会和谐

更新时间:2007-01-14 20:49:39
作者: 童星   张海波  

  五大社会等级分别是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中层、社会中下层、社会底层。并且在十大社会阶层和五大社会等级之间建立了交叉对应关系(陆学艺,2001 :9 - 26) 。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笔者以为陆学艺等人的研究成果符合社会现实,而争议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了纵向分层,这在和平时期显得不合时宜;二是作为国家政权基础的工农阶级被排到了社会最底层,让不少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横向分类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和谐,而纵向分层也并非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社会的层级分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三、现实与理想:我国社会的层级结构及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基于我国社会层化的现实,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一是上层阶级化和下层碎片化。上层阶级逐渐成为“实体”,权力、财富、知识精英结盟的现象有增无减。李强曾将我国社会划分为四大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底层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中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素质较高的集团称之为“经济精英集团”。但精英集团绝非仅指经济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逐渐与经济精英结成联盟。从社会资本的观点来看,即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经济上成功的人很容易进入政治领域获取政治权力,不少大权在握者也试图攫取物质财富,知识精英也不甘寂寞,不惜为经济精英摇旗呐喊。他们的利益已经纠集在一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精英集团已经形成。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都在向上集中,仅以物质财富为例,最上层的20 %的人占据了超过50 %的财富。当然,精英集团的形成也未必全是坏事,他们的壮大对中国经济的腾飞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也已形成。据统计,2003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 万,比2002 年增加200 万,在经历了多年的扶贫攻坚之后,第一次出现增加之势。在城市,低保人员、流入城市的无业人员以及一部分非法(非正规) 就业人员也落入底层社会。这个底层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底层,他们只占有少量的社会资源,最下层的20 %的人口所占据的财富只有3 %(李强,2003 、2000 :101 - 122) 。与上层社会实体化不同,底层社会正在碎片化,他们不会形成统一的行动。碎片化的底层社会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聚众闹事,这也使得上层阶级实体化的同时,整个社会仍能保持稳定状态。

  二是中间阶层(阶级) 的形成。中间阶层(阶级) 指一个社会中介于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群体,是上层阶级(阶层) 和底层阶级(阶层) 间的缓冲区。对于这个群体的界定,一直存在两条研究路径。继承马克思传统的分层理论包括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 s Poulantzas) 为代表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古格利尔莫·卡切迪( G . Carchedi) 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论”和赖特为代表的“矛盾阶级地位论”,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上世纪40 年代以来形成了一个靠工资谋生的“新小资产阶级”,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讲的旧小资产阶级。继承韦伯传统者主要以职业来界定中间阶层,即所谓的白领,此外还有基于主观评价的中产阶级(张宛丽,2002) 。目前国内主要按照职业、收入和教育标准来界定中间阶层(阶级) 。一般而言,采用的标准不一样,计算出来的规模也不一样。以陆学艺(2001 :73) 为首的课题组认为目前能够归入中间阶级的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为15 %左右;郑杭生(2004a :164 - 168) 带领的课题组发现,在城市里从职业身份来看,将近一半的人已经跨入中间阶层,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来看,这一比例仅有25. 7 %和22. 5 %(甚至16. 2 %) ;李强估计中间阶级约占总人口的17. 94 % ,包括传统的中间阶级(主要指各类管理者,约占1. 3 %) 、知识分子阶层(约占5. 7 %) 、新生的年轻人阶层(约占2 %) 、效益好的企业职工(约占3 %) 和个体、私营的经营者(约占5. 94 %) 。(注6)

  三是阶层(阶级) 结构定型化。我国新的阶级结构已经成型,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开始清晰,具体表现为:第一,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少。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减小,代际继承性增强,社会开放度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性障碍仍然阻碍着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王春光,2004) 。第二,产权、资格证书等的排他性增加。白领职业一般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资格从事,以公务员为主体的社会管理者阶层进入的门槛不断增高。第三,住宅地和子女入学的区隔制开始出现。各阶层之间居住分化,高档社区、普通住宅、经济适用房等已形成区隔,富人社区、中间阶级社区和贫民窟开始成片集中出现。学区和居所紧密相连,因而形成子女入学的区隔,学校的不同意味着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各异,教育再生产着阶层差异。第四,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形成。“小资情调”、“布波一族(BoBo) ”等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中间阶级的生活方式,消费分层日益明显。第五,各阶层内的联系网络形成。精英联盟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间阶层和底层社会基本上都只和本阶层内的人交往。

  

  上述层级结构所呈现的趋势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中间阶层开始成型,忧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无可回避。其实,社会的纵向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纵向分层变成了唯一的分层,各层之间缺乏流动的可能,所有的分层日趋两极化,这样的结构将会给社会和谐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一般而言,从平面来看,如果社会结构是“龟板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社会被分成若干相互联系、利益相通的集团,这是最稳定的,整个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如果是“对折的硬纸板型”,社会结构就比较容易断裂。从立体来看,如果社会结构呈“橄榄型”,中间阶级数量庞大,成为社会的缓冲区,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但如果呈“哑铃型”,社会结构也比较容易断裂。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在城乡关系上呈平面的“龟板型”,在收入差距上呈立体的“橄榄型”,将是最理想的和谐状态。

  

  四、社会流动与中间阶级:由社会分层到社会和谐的宏观路径

  

  社会流动是指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由个人或群体所能决定的。在相对开放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相对容易和频繁,分层体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教育或技术这些后天的自致性特征所决定,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阶级体系(class system) 。而在相对封闭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相当困难,分层体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先赋性特征而非自致性特征所决定, 这就是通常所讲的等级体系( caste system) 。一般而言,阶级体系比等级体系稳定,相对容易与频繁的社会流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下层社会的愿望,消除部分的社会摩擦和矛盾。但也并非绝对,在等级体系中,由于人们的参照系仅限于本等级,相对缺乏“妄想”,有时也能保持稳定。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套相互对应的机制。前者保证了社会的有效运转,后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此带来的不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稳定的机制:君权神授、家国同构的等级制确保了整体性社会的生存,同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保住了变革的种子。封建等级制确保了各阶级阶层安分守己,同时科举制又提供了知识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人治与礼制确保了上层统治者的特权,同时守孝制又保证了上层官员了解下层民众的可能。自古至今,必要的社会分层和相应的社会流动都是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不二法门。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形成和稳定依赖于最低投资额的提高;由于穷人无法筹措到进行投资所需要的最低款额,所以他们才永远不能改变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局面,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无产阶级队伍。”(恩格斯,1957 :297)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如果相当多的成员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则比较可能避免两极分化,比较有可能为低收入者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想由社会分层达成社会和谐,社会流动和中间阶级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静态的角度来讲,庞大的中间阶级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较高的社会流动率也依赖于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因为下层阶级不可能一步上升到上层阶级,必须先经过中间阶级的过渡。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可以分为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还不稳定,中上层与“高收入”缠绕,很快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而中下层很容易被挤到下层,其资源与占有能力几乎与下层接近(张宛丽,2002) 。

  中间阶级的培育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其本质还是一个社会流动问题,即需要一种流动机制能够让庞大的底层社会中的一部分流动到中间阶层。因此,增强社会流动,壮大中间阶层,是实现由社会分层到社会和谐的宏观路径。基于我国国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增强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一是要减少社会成员不公平的感受。社会分层总是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关于社会分配,人们总有两种心理倾向:绩效主义和平均主义。前者注重投入与收益的关系,追求有差别的境界;后者注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追求无差别的境界。一般而言,起点的公平重于过程、结果的公平,机会的均等强于收入的均等。因此要在竞争的起点和规则上讲求平均主义,在竞争的结果上讲求绩效主义,再辅以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人道主义) 。

  二是要防范社会动乱。稳定高于自由,分化过大的社会很容易出现动乱,最终受损的仍然是老百姓。亨廷顿(S. P. Huntington ,1989 :41) 曾提出三个著名的公式:

  社会不满= 社会动员/ 经济发展

  政治参与度= 社会不满/ 流动机会

  政治动乱= 政治参与度/ 政治制度化

  社会不满与社会动员成正比,与经济发展成反比;政治参与度与社会不满成正比,与流动机会成反比;政治动乱与政治参与度成正比,与政治制度化成反比。因此,只有适度社会动员,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流动机会,控制政治参与,加快政治制度化进程,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是社会流动要实现由“身份取向”到“成就取向”的转变。帕森斯( T. Parsons) 曾提出过区分传统与现代的五对“模式变量”,其中之一便是“先赋性”与“自致性”。对此,各种现代化定义几乎都有所提及,如英克尔斯(A. Inkeles) 关于现代人的四条准则之一就是“个人功效意识明显”;金耀基(1999 :98 - 103) 关于现代性的六条标准之一为“普遍的成就取向”;钱乘旦(1987 :46 - 47) 等人概括的现代化九项内容中就有“个人行为方面的普遍成就取向”、“社会成员关系方面的自由流动性”、“社会等级层次方面的人身自由与机会均等”这样三条。只有实现了“身份取向”向“成就取向”的转变,开放的社会才能建立,大规模的个人性流动才能发生,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出现。

  四是要重视教育公平。教育提供前程,知识改变人生。当然,教育并不总能减少社会不平等,终结阶级分裂。布迪厄(2004 :587) 就认为文化资本的传承与积累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教育可能再造或复制阶级不平等。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原来中央财政负担2 %、省级财政负担9 %、市级财政负担11 %,其余78 %都要由县乡两级自筹。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政策调整,自2002 年起中央财政负担了西部省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

  五是拆除阻止流动的藩篱。承认国民的自由选择权,消除各种人为的隔离,如城乡分治,招工招考中的身份限制,福利保障待遇中的身份差别等等,并要坚决遏制既得利益集团。

  

  注释:

  注1:基于地位结构观的社会分层理论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沿着马克思和韦伯的传统,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有赖特( Erick Wright) ;二是新韦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帕金( Frank Parkin) 和戈德索普(John Goldthrope) 。上世纪70 年代以后, 基于网络结构观的分层研究影响渐大, 如林南、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 和边燕杰等人关于关系网络和地位获得的探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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