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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燕 陶喜红:新中国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转换

更新时间:2021-08-16 16:12:10
作者: 李春燕   陶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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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经历了革命话语、建设话语、和谐话语的不断转化和发展,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起到解构作用。进入新时代,国际冲突的突发性、复杂性有所加剧,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之间仍存在话语鸿沟,以“共同体”为标识性叙事话语体系,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实践主体性,凸显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的自我想象和定位,规避了全球性危机引发的负面效应,为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话语方式、建构思路和优化方向。

   【关键词】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在数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逐渐凝聚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形象。所谓中华民族形象,指的是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或国内外民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它是中华民族内在本质形象和外在可观形象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渠道很多,公共外交、大众传媒、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人际传播等均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政治、文化与新闻信息的传播在民族形象塑造中起到的作用尤为明显。理解中华民族形象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二是中华民族形象的外在表征。内在品格指的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等,是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形象;而外在表征指的是中华民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式与特征,是中华民族的外在可感形象。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和外在表征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后者是前者的表象。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有其主导的核心体系,并通过外在表征为国内外公众所认知。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体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认知预设,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与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中,我们要将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展现出去,避免从片面的角度反映中华民族形象,缩小外部表征与内在品格之间的反差。

   话语体系作为在一定的历史时空规限下相互联系的思想表达,不仅是语言符号和伦理价值的集合,也“关涉寻找、生产和证实‘真理’”。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在特定时空传播中,通常会在不同阶段演化出区别于其他并存语境体系、具有明显标识性的话语特色。话语体系的特定内核和外在形式不仅是人们交流交往的符号和工具,也是一定阶段民族情感、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的外化,因此其生成、演化、发展遵循所处社会阶段的实践需要和相应的规范要求。事实上,对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而言,在不同阶段一套言简意赅、内涵清晰的话语体系看似简单,但往往在争夺国际话语权中能有效提升自身话语能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用,完成对外形象传播的战略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一直在随着民族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不断演化,在此过程中固然存在着话语继承和话语创新互相交融、各种话语体系同时存在情况,但其话语形式、叙事模式和价值观承载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同阶段,随着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实践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话语体系的转型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转换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打破西方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中的话语垄断与话语霸权,使中华民族形象的外在表征能够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其内在品格;二是适应时代需求和国际社会的传播规范,构建世界民众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沉淀下来一些优秀的品格,如勤劳勇敢、热爱和平、自强不息、敢于创新、团结一致等,这些精神气节是历朝历代中华民族人民所珍视与坚守的优秀特质,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这是中华民族形象得以确立的核心体系与内在品格,是其永久生辉的精神支柱。在对外传播中,中华民族形象的外在表征受到传播者的立场、传播内容的偏向、传播技巧的运用和受众的认知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受众对其理解与认知也因此存在较大差异。

   一、革命话语:独立自主的民族形象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从其话语内涵、话语主体、价值遵循、核心标识符号等维度分析,其内核是“以革命为底色,突出独立自主形象”的话语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建立起来的。建国之初,国内的反动势力对新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国外的敌对势力采取孤立新中国的态度,中国对内要重组社会、解放劳苦大众,对外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对内传播始终将革命精神与革命道路宣传作为核心议题。官方的政策文本和民间的街谈巷议均带有不同程度的革命因子。国内的政治组织领域、政治行为领域以及思想文化与道德观念领域的话语体系均表现出较强的革命性。对外传播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革命话语色彩。在外交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明确地向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与世界各民族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中华民族也不畏惧任何反动力量,随时准备打击侵犯者。在大众传媒的报道上,中国向世界阐明了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独立自主的民族,不怕“纸老虎”,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重视处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既要胸怀祖国,又要放眼世界,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和平力量。中国的大众传媒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展现出了空前团结,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中,长期采用革命话语体系,阐释革命立场,讲述革命道理,其主要目标不是传递敌对情绪,而是传递中华民族所秉承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与和平发展的立场。经过数十年的中外交流,外界对中华民族独立自强、敢于拼搏的民族形象既有直观的感知,又有理性的认知,“中华民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里去,支持中国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让人震撼。”革命话语承载着丰富的群体记忆,在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然,应当看到,革命话语体系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对外传播中,革命话语所针对的只是一小部分敌对势力,他们并不针对广大的外国受众。在外交和传媒报道中,革命话语范式所承载的内容对于敌对势力和反动势力起到较大的震慑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效果。因为这种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对反动势力的敌对情绪和抵抗态度,容易让那些原本对中华民族具有好感的部分外国受众产生误解,认为自己也是被排斥的对象,这对他们认知中华民族形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甚至导致他们“抗拒任何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任何对中国做出正面评价的人都被认为是幼稚的或者被欺骗了的,甚至是自己民族的叛徒。”因此,革命话语体系所产生的这种负效果是值得反思的。从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国外已经开始推测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力,如果继续采用革命话语体系来传播民族形象的相关信息,其负面影响无疑会更大,因为和国家概念相比,民族概念具有主观性,民族形象的产生和变迁更容易受到群体的心理认同影响,而非区域、经济、政治等客观因素。因此,当我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革命话语体系容易让敌对势力借题发挥,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二、建设话语:勇于革新的民族形象

   新中国成立30年后,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为了增强自身话语的感召力、传播力和公信力,逐渐形成“以现代化建设为基调,突出勇于创新形象”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中国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逐渐走上正轨,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敌对情绪已经有效地缓解了。在这种国内与国际形势下,原来的革命话语体系已经不适应中国对外传播了。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自身实践活动,凝练能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标识性概念,从而形成新的话语体系。于是,现代化建设话语体系取代革命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主流话语体系。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社会、文化等层面也有翻天覆地的发展,中华民族形象的主体性不断彰显,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也必然开始了华丽转型。大众传媒向国外展示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勇于革新的民族精神,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开放与进步的形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除了做好国内建设,中国还积极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树立了充满生机与活力、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华民族形象。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反对霸权,团结并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这些理念、态度和行为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做好自身的建设,还勇于追求世界和平。

   在对外传播中,现代化建设话语体系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语境既有助于鼓舞国内人民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士气,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已经不再是“沉默的他者”。比起革命话语体系,现代化建设话语体系更具有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更能适应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在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延续此前的革命话语体系来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其传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在经济亟待腾飞的时代环境下,推行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政策,显然更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因此,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层面阐释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彰显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勇于创新的精神与爱好和平的形象,对于国际社会正确地把握中华民族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欧洲人从来没有停止在其他文化不在场的裂谷里填上自己的文化。”在看到勇于革新的建设话语体系在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中发挥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仍无法彻底扭转自身形象在异域空间中因“文化不在场”而被定型、被塑造的不利状况,存在不同程度形象传播话语的“失语”、“含混”,“缺乏共享的文化系统和文化符号,易套用西方的模式,缺乏中国特色”等困境。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突出的成就,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面对中国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少数敌视中国的观点和言论见诸媒体,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激励着我们对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三、和谐话语:友好和睦的民族形象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民族基本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关键历程,全面小康近在眼前,“崛起”的中华民族形象呼之欲出。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发展模式、发展理念、文化传统等在国际社会中系统化、条理化的表达系统,其根本利益诉求在于根据语境设置话语议题、赋予话语意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对外形象传播的话语体系根据需要调整为“以和谐社会建设为背景,突出友好和睦形象”的话语体系。“2002-2012年间,在人民网上出现过的新闻标题中有‘崛起”一词的新闻报道出现了188篇,正文中提及‘崛起’的新闻报道共有26800篇。”中华民族正在崛起这一形象的塑造本是为了针对当时国际舆论上的“中国崩溃论”,但是不少西方学者从自身历史演进以及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认为“崛起”注定伴随着侵略和征服,“中国威胁论”一时之间成为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主流“集体想象”。事实上,任何一种群体形象在对外传播都会面临着特定的舆论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如传统话语体系和现代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强势文化话语体系和弱势文化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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