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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燕 陶喜红:新中国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转换

更新时间:2021-08-16 16:12:10
作者: 李春燕   陶喜红  
对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来说,除了要在上述各种冲突中调适、解构、再生、重塑,还要思考如何在民族话语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的冲突之中,张扬民族特色,凸显民族精神,保持自身的形象感召力和亲和力,让世界听得懂自己的话语。于是,根据国际传播新趋势,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等发展理念,采用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话语体系,向外界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理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世界各国的交往也需要保持总体上的和谐。因此,和谐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处理各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世界各民族处理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

   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平等交往原则上,倡导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在对外传播中使用和谐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内在品格和本质属性的体现,和谐话语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传播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与人为善、友好相处的民族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已经从贫穷与落后逐渐转向崛起与进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与国外的交流不断增多,出现摩擦在所难免。一些敌视中华民族的势力借机散布与渲染“中国威胁论”,给中华民族贴上负面的标签。这种污名化的报道框架虽说并非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但是它会扭曲人们正常的认知结构,进而使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遭到破坏,也容易使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引向一种“对抗性话语体系”。因此,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中,积极传递我们固有的和平相处理念,运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话语表达我们的观念。和谐话语体系很适合用来传播正处于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与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相比,和谐话语还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责任担当。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我们并没有因实力的增强而傲视他国,而是一如继往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谐共处。

   友好和睦的和谐话语体系是近年来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典型话语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民族自我身份的叙事框架曾经很好地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在互动中巧妙规避了他者试图发起的对抗性话语,转向一种积极的对话话语体系。但是,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动、技术扩散、劳务输出、信息传播等不断增加,各类非传统的安全问题逐渐涌现,并屡次冲破国界,与生物安全、恐怖主义以及人道主义危机等混杂在一起,变得更为复杂。比如,2019年底以来,正在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严重冲击着世界各民族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能够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频繁发生的全球性危机事件在呼唤着中华民族贡献更多的中国话语、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且,原有的话语体系也不足以充分涵盖当前中华民族在各种国际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

   四、共同体话语:负责担当的民族形象

   从形象建构和传播的历史演化看,中华民族形象总是随着实践活动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其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也需要随之转换,以更好地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解读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形象,新形象需要新传播。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在业已形成并稳定的“和谐话语”“建设话语”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凝练“以共同体为标识,凸显负责担当形象”的话语体系。人类历史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华民族自身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转型提供了广阔时代背景。当今世界各民族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深,各民族现代化道路模式日趋多元化,中华民族要想避免自身形象对外传播出现失语、失误,其对外传播形象的话语体系在顺应时代、进行转换时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其一,凝聚力原则。民族对外形象传播的话语体系必须能表达出自身对世界的责任和担当,以使其能够在民族发展的战略层面上全面而深刻地使用,以确保话语体系的凝聚力。其二,解释力原则。即能为今后的民族形象传播提供具有合理性的阐释能力,能够与民族历史基因、文化基因、价值基因内在契合或者共振,以增强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其三,感召力原则。民族对外形象传播的话语体系不能冲击受众的信仰和伦理的底线,以形成自身话语体系的感召力。形象传播的直接目的是让受众接受形象、认同形象,就算由于“文化差距”的存在难免有彼此间形象的误读、错读等各种消极后果,只要不冲击对方的民族信仰和伦理底线,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融。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只有不违背以上三个基本原则才能真正做到“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

   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以来对世界以及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各民族应对共同的危机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得到良好的反响。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进一步从人类共同价值角度出发,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也为构建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新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动力和支撑。其中,“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形象自塑的价值核心,规制着民族形象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它为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灵魂。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共同体”话语体系提供具体的话语方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共同体”话语体系提供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的防御方式,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形象的“共同体”话语体系在世界诸民族文化中的认同共建的路径和定位,二者互为支撑。这两个“共同体”虽然具体内涵不一样,但其本质具有从部分到整体、从内部到外部、从近到远的逻辑联系,只是着眼点的时空分布不完全相同而已。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重视文化认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注重在个性中凝聚共识、在多元中强化主流、在求同中存异”,通过文化认同强化形象认同,优化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效果。

   以“共同体”为标识性概念凝练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很好地回应了民族形象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共同体精神为中华民族形象自塑提供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各个维度凝练和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符合凝聚力原则;其次,在全球危机频频发生的时期,每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生存下去,共同体话语体系能通过多维度的学术话语方式、新闻话语方式、艺术话语方式、民间话语方式等规避零和博弈,符合解释力原则;再次,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以一种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意识形态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强势霸权话语体系的系统,用同舟共济、责任共担、共创美好未来的话语表述体系消除隔阂和猜忌,符合感召力原则。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能够包容兼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明的文化体系。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病毒不分国界、疫情没有国界,唯有构建起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才能让人类携手协作,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共同体话语体系不仅延续了和谐话语所蕴含的“友好和睦发展”等叙事意蕴,而且更注意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和担当的凸显和张扬,可以更进一步消解大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形象的现代化。在全球性公共安全事件和全球风险频发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从和谐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转型有三层进步意义:一是更明确地规避了“大国崛起”带来的竞争性威胁,再次确认中华民族倡导世界各民族命运休戚与共,主张对话、协作的形象;二是为世界其他各个民族构建共享的、善的价值话语体系,提供更多彼此包容差异的可能性,相对于民族主义,共同体话语体系明显具有超越单一族性的优越性;三是中华民族形象以“共同体”为叙述框架,可凸显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唯一选择”,更加鲜明地表征出中华民族负责担当的形象标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基础上,塑造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形象。事实上,这些年无论是全球气候安全还是全球反恐等重大国际事务中都有中华民族的身影,“一带一路”、亚投行(AIIB)等更是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世界体系也需要更多的共同体话语表达。中华民族有担当、有责任、有情怀的形象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外传播中还需要继续在话语体系中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明确这种形象构建。

   共同体话语体系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当代价值追求、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深厚的历史基础。共同体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交互的话语体系,是和世界各民族共同对自身的身份、地位、命运、前途重新体认的基础上的一种批判性自觉,也是体现中华民族对世界各民族的责任担当。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华民族系列“抗疫”措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听到不少借着这次百年罕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把新冠疫情政治化,进而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话语表达,这并不奇怪,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是双向的互动过程,既有自身对话语体系的再造、解释和传播,也离不开他者的他塑,正如雷蒙·道森所言:西方个人和团体“有意识的利益和潜意识的需求”对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中华民族应抓住机遇,塑造新型的对外传播环境,着眼全球,更加明确共同体话语体系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意蕴,并通过学术话语、新闻话语、艺术话语的协同呼应,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环境和语境。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转换经历了革命话语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和谐话语体系三个阶段,并开始向新的话语体系转换。从“和谐话语”到“共同体话语”的转换,意味着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新的话语框架正在形成。话语体系的转换并不妨碍中华民族形象内在品格的统一性,围绕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各个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的自洽体系,其内在逻辑很严密。无论是革命话语体系、现代化建设话语体系、和谐话语体系,还是共同体话语体系,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爱好和平、自强不息、勇于创新、追求和谐的民族精神,这是奠定中华民族形象内在品格的基石。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转换是形势发展、时代变换的必然结果;是创新对外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民族真实形象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是其客观形象,而外在表征则是中外大众传媒、各种组织机构以及人际传播等介质所呈现出来的再造形象。前者是一种客观真实,后者是一种拟态环境。国内外公众主要通过各种拟态环境认知中华民族的客观形象和内在品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内外的环境不同,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必须有所调整,以矫正中华民族形象的外在表征,使其更准确地反映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在品格。因此,在今后的对外传播中,要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通过适当的途径使我们以各种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再造形象无限接近中华民族的客观形象和内在品格,为外国受众准确地认知与理解中华民族形象提供可靠的信息。

  

   李春燕,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民族形象;陶喜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国社会形象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及机制创新研究”(17YJA860007)阶段性成果。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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