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

更新时间:2021-08-16 15:52:44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摘要: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一阶段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和作风问题,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走向成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延安整风  中共七大  毛泽东

  

   每当历史上发生重大变动,通常都有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化作为先导。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行动通常都受到思想的支配。这种思想变动,有的像疾风骤雨般猛然袭来,使举世为之震惊;有的却需要经历较长的渐进过程,甚至会经历某些曲折。为了理解这种状况,需要对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面对无数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情况,许多人容易受到长期习惯的旧思想束缚,迈不开新步子;当然也有人对新情况并不真正了解而任意乱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吃大苦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闯出一条成功之路,并且通过坚强有力的教育,才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经历这种状况。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便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可以说,没有这关键一步,就难以有革命的迅速胜利,就不会在短短几年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这确是中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时刻。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的指针。但在党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党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不多,对中国的复杂国情缺乏深入具体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缺少深刻的认识。这使党在早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还处在摸索的过程中,这也是当时党内几次右和“左”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原因所在。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党在政治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需要在思想方法这个根本问题上实现一场深刻改变。否则,要迈开大步前进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共产党早年所犯的各种路线性错误中,危害最大、时间最久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片面和表面的,容易产生冒险主义的行动;面对不同意见的干部,又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统治;他们起草的决议和文章空洞无物,从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装腔作势、死搬教条,借以威吓党内同志。

   为什么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能够在党内统治这样久、造成这样惨重的损失而迟迟无法得到根本纠正?亲身经历过这段灾难性岁月的陆定一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道:“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也许还要增加一条:中共二大通过了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在加入条件中还规定,“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

   这种盲目迷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形成一种相当顽固的传统观念,很少有人怀疑,否则似乎就成为“离经叛道”,还被斥为“山沟沟里哪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而王明路线便把这种盲目迷信推到了极端的程度,造成很不正常的状态。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统治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在抢渡湘江时又遭遇重大损失,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痛苦的事实深刻教育了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不能再沿着原来的老路走下去了,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转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并且对党中央进行改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先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没有涉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在当时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极端危急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留下尚待解决的政治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很快又显现出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毛泽东实际主持下提出的持久战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取得一致。1937年11月,原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从莫斯科来到延安。他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但他在回国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横加指责,提出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主张。党内不少人以为王明的主张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于是,在中央内部出现两条相互对立的政治路线,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将中央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报告共产国际。1938年9月,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还转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叮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泽东在全会上作报告,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全会对此作出结论。

   六届六中全会使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得到明确解决,有力推动全民族抗日战争沿着正确轨道顺利发展。但是,对导致以往政治、军事、组织上种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来不及进行深刻全面的清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还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和失误,对正确路线的贯彻造成干扰。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许多错误的重要根子在于思想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使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便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他在1930年5月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整风十多年前写的,是当时还处在早期的红军中一场激烈思想斗争的产物。毛泽东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道:“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它直接批评的对象是从苏联回国不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又不只是针对刘安恭个人。他在1929年6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并且明确指出这是“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只要细细阅读这篇文章,不难发现毛泽东以后着重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起点、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等,在这篇文章中都已有相当明确的表述。

   但这篇文章在党和红军中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因为当时红四军正处在转战闽西、赣南的紧张战斗中。它在长时间内几乎不为人所知,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在回忆文章中也从没有人提及看到过这篇文章。直到1961年毛泽东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才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福建龙岩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件。毛泽东十分高兴,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印发。之后成为《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唯一增补的文章。

   这篇文章写成后,党和红军先后处于极端紧张的五次反“围剿”斗争、长征、西安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等一连串事件中,需要急迫应对和解决的问题极为繁多,重要干部又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新党员的数量在抗战爆发后短时间内迅猛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一场全党的整风式思想教育运动一时尚难集中进行。

   但是,这场整风运动是必须进行的。这时,党内在思想上仍存在不少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同心同德地去夺取胜利。

   二、整风运动的酝酿和准备

   整风运动酝酿和准备时间很长。要冲破旧有的传统,使全党有效地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折,不进行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是办不到的。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毛泽东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实际经验,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批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著作,为整风学习运动做了重要准备。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反五次‘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但因为当时正处在武汉保卫战的紧急关头,这个问题在党内还来不及展开更充分的讨论。

   王明这时在党内已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他在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但他并不真心诚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1940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2月出版、集中反映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观点的《两条路线底斗争》一书(1932年在莫斯科出版时,书名曾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党的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他采取这样的动作,显然是要混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重新宣扬他所代表的那套“左”倾教条主义谬论,力图在党内特别是“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中争取支持,争夺群众。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05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