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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

更新时间:2021-08-16 15:52:44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这种公然的挑战行动,尽管在党内没有形成很大市场,但也不能轻视。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更加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日渐紧张,国共关系迅速恶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接连制造规模越来越大的武装摩擦。在南方,新四军军部地处皖南,北邻日军军舰不停游弋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是国民党军队管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中共中央焦虑地一再电令新四军政委项英迅速下决心率部东进,渡江北移。只要有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项英等对如此险恶的客观环境缺乏清醒认识,犹豫不决,迟迟没有采取坚决行动,拖到1941年1月才开始东移,遭到早已充分准备的国民党军8万多人重围伏击,新四军牺牲和被俘战士7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为什么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后竟还会遭遇这样严重的挫折?事变发生后几天,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痛心地指出:原因在于“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他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皖南事变是令人极为痛心的重大警讯。它使中共中央许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会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

   皖南事变在1941年发生,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开始的。从两者时间的接近,也可以看出延安整风的开始绝非偶然,而是党在面对主客观形势新发展全局下必然作出的选择和决断。

   皖南事变后,当中共中央正忙于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已为整风学习做了一些准备。3月17日,他在准备出版其所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前写了序言,尖锐地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批评虽异常尖锐,却正是当时党内相当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整风运动,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某几个人,而是针对党内那种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不坚持从复杂的客观实际出发、一味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不良之风。这种风气如果得不到有力纠正,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要取得革命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要纠正这种积习已深的主观主义风气,不尖锐地“大喝一声”或“猛击一掌”,是不可能奏效的。

   到1941年四五月间,针对国民党当局在皖南事变以来的反共高潮的反击大体告一段落。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后,便有可能将更多精力转移到整风运动方面来。第二天,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这个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说,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毛泽东着重归纳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实事求是”本来是人们早就说过的一句老话,毛泽东给予它新的解释,写在党的重要文件里,将其明确为“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还是第一次。从此,它便逐步深入人心,成为衡量是非的基本尺度。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比许多长篇大论要大得多。不懂得这一点,便不可能真正懂得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谛所在,反而会花不少力气去作那些未必符合实际的主观推论。

   但是,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都能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讲话在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纸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采取更大的动作,首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进一步准备。7月1日,党诞生20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王稼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月后,又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对统一高级干部思想、了解整风运动的意义,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党在六大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选编为《六大以来》这部文献集。这项文件选编工作最初是为七大做准备的,后来由毛泽东直接负责。1941年八九月间,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部书不是等全部资料收集齐全后才正式出版,而是先编选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阅读。

   许多高级干部本来一直忙于各自繁重的工作,对党的全局状况,特别是重要决策过程了解不多,思考得也不多。这次系统地阅读党的重要文件,从比较中清楚地看到党内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导致两种显然不同的后果,相互对照,铁证如山,再联系个人的亲身经历来思考,顿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在两年后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注)。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开了一个多月,重点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实际上便是延安整风运动在高级干部中的起步。

   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点明整风学习运动的主题。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这时,刘少奇还没有回到延安,周恩来还长驻在重庆。毛泽东特地叮嘱:“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会上有28人次发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博古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些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王稼祥分析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还有许多人发了言。陈云说:“四中全会后,教条主义者压服了实际工作者。”彭真说:“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我们党的生死问题。”这些意见也得到大家的同意。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坚持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工作中的问题,完全推卸责任。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转变态度,认识错误。王明不但拒绝谈自己的问题,还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认为“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他还说黄金时代在武汉,十二月会议前和六中全会后两头都错,建议中共中央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并且表示要同中共中央争论到底。之后,王明就长期称病。中央也没有要求他必须参加会议,但他在中央已失去影响,完全陷于孤立境地。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很大成功。它把党内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挑明了,使党的领导层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基本取得了共识。毛泽东后来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由于“九月会议”已取得重要成功经验,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又在9月26日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扩大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的范围。规定:“(甲)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乙)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这样就把整风学习的范围从延安开始推向全国各地区党政军主要高级干部,学习要求和方法基本上与九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相同。这样就为全党整风这一思想教育运动的开展做了准备,也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准备。

   这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并且同美、英等结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国内矛盾转入相对缓和的阶段。也是在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文件《六大以来》付印。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这样,全党整风教育运动开展的条件渐次成熟。

   三、全党整风教育运动(上)

刚进入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在1月26日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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